田飛龍：新的“和平大地法”，911、文明沖突與未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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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二戰之後，施米特悲憤而敏銳地發現：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歐洲傳統公法秩序的國際法架構正在解體，而來自歐洲彼岸的美國自由帝國霸權正在形成。他同時也預見了遊擊隊理論的擴散化以及恐怖主義問題。施米特的《大地的法》在歐洲公法中，是國際法秩序的一曲歷史挽歌，是對美國自由帝國霸權的、來自歐洲智識深處的警醒和憂思。施米特當然不是關注人類和平發展問題或者東西方平等問題，而僅僅是關注“歐洲霸權“（表現為歐洲國際法秩序）轉移為“美國霸權”所帶來的巨大心靈震撼、權力沖擊和秩序危機。

歐洲感受到了，從戴高樂到馬克龍，法國政治思想與行動中的“反美主義”是這一體系變動的敏感風向標，盡管德國的當代思想與行動也在調整之中，但由於德國的戰敗國處境及自我反思性阻撓了對美國霸權的批判和反制。

涉及歐洲能源政策的北溪二號到底能不能修完？歐洲公司遭受美國“長臂管轄”和掠奪時，歐洲國家與歐盟可以有怎樣的政治和法律行動？歐洲是否可以有獨立的對俄政策和對華政策？歐洲能夠建立獨立軍隊嗎？歐洲有自己獨立的安全體系嗎？二戰後的歐美“盟友體系”的親和價值觀，以及安全保護承諾，掩蓋了“歐洲霸權”和“歐洲主權”的雙重失落，這些問題本質上屬於施米特哀悼的“歐洲公法”傳統與權威的決定性解體。

在911事件20周年之際，施米特預言的“美國霸權”似乎也走上了與“歐洲霸權”類似的衰落之路。阿富汗重建過程已經開啟，中國等鄰國力量正在發揮建設性作用，一種新的、非歐非美的“大地法”是否可能出現？這是我們回望過往、想象未來及采取行動的必要設問。

20年：一個自由帝國的進退

循著施米特的“歐式”經典反思，我們在911的20周年之際再回頭看這一場綿延日久的“反恐戰爭”，以及美國經略的自由帝國和民主全球化的霸業，就會發現“自由民主”並沒有實現“歷史終結”，文明沖突的美國解法漏洞百出，且自損程度日益擴大，逼近帝國生命力的極限。

發生在2001年的911事件，是施米特預言的美國自由霸權與伊斯蘭原教旨力量之間的一場原則鬥爭，至今仍未結束，也未根本轉化。這一年在美國發生的恐怖襲擊，遠比1941年珍珠港偷襲要震撼，它直擊了美國的心髒地帶，在美國權勢最盛之際發生。帝國無法承受這種“打上門來”的羞辱和損害，從而發動了一場全球性的反恐大戰，持續20年，消耗巨大，但成果寥寥，成效難見。

阿富汗並沒有比20年前更進步，甚至因美軍強制占領和無序撤離而導致了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阿富汗重建過程，似乎看不到西方的身影，在霸權失敗的地方只會有“制裁”而不會有“建設”。“反恐”也不再是壓倒一切的“帝國理由”，而成了美國肆意擴張的借口，其道德正當性和規範性加速瓦解。施米特在二戰後初期看到的是“歐洲霸權”的衰落，內心刺痛，悲憤不已。

而在911的20年之際，我們看到的是“美國霸權”的衰落，內心平靜，新的“大地法”似乎正在生成。繼續反恐、援助阿富汗、督促塔利班信守承諾以及建構阿富汗鄰國合作機制采取協調立場和行動，這是沒有“西方”的“區域大地法”，是相互尊重文明多樣性、宗教信仰與共同發展的大地法。某種意義上，塔利班似乎理解了新“大地法”的召喚與力量，正在采取一定的改革行動，告別恐怖主義，尋求伊斯蘭教法與世俗權利及發展的平衡，以及自我塑造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區域共同體新成員。阿富汗的鄰國希望阿富汗穩定、發展及融入區域共同體，但倉皇撤離而霸權之心未泯的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對阿富汗重建的心態和預期又是怎樣的呢？

某種意義上，拜登是明白人，阿富汗20年反恐戰爭及民主建設基本失敗，帝國在遙遠“邊疆”的統治成本高昂：硬實力的消耗、浪費甚至軍事部門與阿富汗本地“合作者”的共同腐敗，導致占領秩序不可持續；軟實力以自由民主為核心價值，以民主選舉為政權合法性更替法則，但僅僅“俘獲”或說服了少部分精英與民眾去理解和踐行，無法穿透阿富汗的伊斯蘭教義體系和部落化的政治體系，“追風箏的人”僅僅是阿富汗的一小部分人，他們在喀布爾機場大撤退過程中被拋棄，即便那些“幸運”到達西方難民營和救濟站的阿富汗人，也未必從此過上幸福生活。

成千上萬的阿富汗人，包括為美國駐阿富汗使團工作的人，聚集在喀布爾機場附近，希望在塔利班奪取政權後逃離該國。2021年8月21日（圖源：AFP）

但美帝國的堅定撤退，是一種帝國自保求生的本能行動：美國不再自信，但美國清醒。這種衰落中的帝國清醒只對自身負責，美國已喪失領導全球反恐及輸出民主的原創力和嚴酷性。盡管歷史演變過程還會多有反複曲折，但美國結束反恐戰爭的方式卻具有極大的歷史象征意義——美國正在變成一個“正常國家”，帝國的肢端肥大狀態正在“萎縮”。

對這一次決定性的帝國撤退行動，當然有很多笑料和反常，美軍毫發未損但尊嚴盡失，美國扶持的阿富汗“民選”政府雪崩了，對美式民主輸出是絕妙的諷刺。原來這種簡單粗暴移植並依賴美國占領軍保護的“溫室民主”是如此不堪一擊。甚至美國親自培養的人類學博士兼阿富汗第二任總統加尼也不堪領導責任，危機時刻“帶錢跑路”。至於喀布爾機場的“翻譯党們”，他們內心真正的恐懼也許並非塔利班的政治報複，而是與美國“臍帶關系”的斷絕：在沒有美軍、美元與美國媒體的地方，他們的政治存在、利益與意義將只能“雪崩”。

有人預言美帝國從此下坡，信用盡失，也有人樂觀認定不過是又一個“西貢時刻”，雖然狼狽而去，但美國本身毫發未損，甚至還有“二春”。美帝國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是測不准的，悲觀者與樂觀者各有其價值取向和實踐理據。

20年，反恐事業並未成功，除了狙殺恐怖組織領導人以及占領阿富汗、伊拉克等地之外，恐怖主義仍在四處蔓延，波及地區內多國的和平與安全。20年，民主全球化事業也未成功，依靠美軍和美元“種植”的民主新苗，既未建成嚴謹的法律體系，也未形成民心的一致擁護，反而是安全形勢不斷惡化，政府腐敗不斷加劇，制度權威日益衰落，仇美反美情緒不斷上升。

美國依然強大，毫發未損，也沒有任何力量再敢發動類似911的美國本土襲擊 ，但作為帝國的美國在道德和力量上確實開始衰朽。我們正在見證的是帝國“夕陽”光景，盡管看起來似乎還是紅通亮澤，但溫度早已不如初年，幻想依靠它獲得溫暖與庇護的人們，在象征意義上都是喀布爾機場的“逃難人”，這對港獨和台獨是絕佳的歷史警示。

反恐：要用發展主義解決問題

反恐是正當的事業，是符合全人類和平與安全利益的公共品。美國領導全球反恐，不僅因自身是恐襲的受害者，也因全世界都在遭受恐怖主義的危害。美國成功建構了一個全球性的反恐統一戰線，沒有哪個國家（無論是盟友還是非盟友）敢於異議或反對。20年裏，美國持續收取反恐的國際政治紅利，在道德制高點、安全合作體系、反恐國際法及地緣政治利益方面將施米特憂慮的“自由帝國霸權”放大至極限。

但任何正當的理由都可能遭到濫用。20年反恐，美國的具體作為早已超出原初的出發點和共同利益，而成為帝國霸權的“放大器”，最終又成了帝國撤退自保留下的爛攤子。

其一，以反恐為理由強化整合同盟體系，加強美國對所有盟友的安全保障和情報分享能力，實質上導致各盟友的主權與外交政策自主性的進一步喪失。全球性的情報網及其竊聽機制直接針對盟友秘密進行，如著名的“斯諾登事件”所揭發的美國“監控全球”的真相。

捍衛言論自由支持斯諾登（圖源：REUTERS）

其二，以反恐為理由對中國實施戰略遏制，並阻止中國對區域國家施加穩定和可持續的影響力。對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等國的占領或壓制，其主要戰略意圖是針對中國的，切斷中國西向路徑，阻止中國（連同俄國）經略中亞，塑造麥金德所謂的“世界島”秩序。

其三，在恐怖組織認定及反恐行動上的“雙重標准”和秘密行動，導致反恐的法律標准紊亂，反恐行動邏輯出錯，反恐行動的成效不彰。是否屬於恐怖組織僅僅以美國利益為准，對其他國家（如中國）的反恐需求及認定訴求置之不理，甚至與恐怖組織存在千絲萬縷的秘密聯系和行動，這也是反恐全球行動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其四，以反恐名義顛覆他國政權之後，以民主模式進行政治重建，普遍陷入制度性失敗和秩序紊亂。美國不顧對象國具體的宗教、文化、社會、族群及地緣環境，只是一味照搬美式民主，籠絡當地精英合作，脫離當地人民，肆意踐踏和干預當地主權和政治過程，導致民主懸空而立，政治建設不接地氣，權力腐敗變本加厲，和平與安全脆弱不堪，經濟社會發展停滯不前。

20年裏，美國以反恐為戰爭理由，以民主為政治方法，以盟友體系為成本分攤機制，以地緣政治理由和帝國霸權為終極目標，造成了一個個孤立的“民主爛尾樓”，給地區和平與發展造成嚴重的消極後果。美國的霸權習慣與民主世界觀，妨礙了美國對其他文明與國家的真正的尊重，以及對和平與發展的真誠促進。美國走了，實際上和平與發展的機會才真正到來。

反恐自然是正當的，但恐怖主義的根源與滋生機制必須明了，才能對症下藥：

其一，恐怖主義是文明沖突演化的一種極端形式，是一種劣勢文明在其生存性焦慮和歸責過程中對外部強勢文明的宣戰（聖戰）形式，施米特揭示過遊擊隊、霸權主義與恐怖主義的互動關系，因此反恐謎題的解法就不是放任文明沖突和軍事鬥爭，而是尋找到“文明和諧”的真正道德原則和方法，顯然亨廷頓和小布什的方法都是錯誤的；

其二，恐怖主義蔓延與經濟不平等和社會不發展有關系，與世俗社會的不成熟有關系，因此“發展才是硬道理”，只有經濟社會的有序發展才能促使個體理性和人格負責任地成長，其行為才會與他人及外部世界良性溝通合作，恐怖主義的聖戰狂熱才會降溫，但美國20年的占領只是炫耀和掠奪，並無誠心建設之功；

其三，恐怖主義是基於宗教原教旨的跨國行動，單一國家的力量難以有效控制，需要地緣主要國家來領導和推進負責任的反恐事業，而不是遙遠的美國切入當地反恐，離地的美國領導反恐，變形走樣是難以避免的，而“二次執政”的塔利班及其周邊國家形成的鄰國合作治理機制，或許才是反恐的最佳框架和制度方案；

其四，伊斯蘭教的現代化及其與世俗全球化的理解和適應問題，需要一種“伊斯蘭現代性”加以解決，而不是從外部強加一種美國式的文明觀念和制度方案。只有立足伊斯蘭文明自身並依靠其正當的政治主體力量展開的“伊斯蘭現代性”，才是根除恐怖主義的最終可靠方案，外部力量只能因勢利導與真誠合作，不能內裏顛覆和越俎代庖。

美國反恐20年，過分迷信自身的強大物質力量和軟實力，肆意羞辱和踐踏其他的文明和現代化路徑的合法性，終於在自身的帝國衰落與對方的持續文明抵抗下歸於失敗。這是一個必然的結局，但所有的問題並未獲得有效的解決。阿富汗重建，包括反恐在內，幾乎是從頭開始。

2008年8月4日，美軍一等兵波度納多(Shane Bordonado)在伊拉克Al Asiriyah的一條街道上巡邏，當地兒童圍在他身邊。（圖源：U.S. Department of Defens）

文明和諧：一種新的“大地法”觀念

美國力量的本質是西方千年歷史和制度探索的綜合。因此，施米特懷著“歐洲霸權”的一己之私、略帶著失敗者的感傷提出了“歐洲公法（國際法）”終結的世界歷史問題，有獨到之處，也有對世界歷史新進程的誤解。實際上，美國的“自由帝國霸權”並不外在於西方文明範疇，相反卻是這一範疇的登峰造極。只是美國霸權取代了歐洲霸權，在敏感的施米特內心深處激蕩起了深深的幽怨和反抗意志。但美國霸權仍是西方霸權形式，而且是其歷史終結形式。無論美國霸權未來命運如何，很難想象西方霸權會有超過美國形式的新命運。

歐洲的“大地法”（1648—1945）確實終結了，歐洲不再是決定世界事務的主權性和主導性力量，但美國霸權延續和升華了歐洲霸權及其大地法的文明核心要素，而今911的20年，美國霸權也面臨著自身終結的強大壓力和挑戰。對這一命運降臨的敏感反應，有特朗普主義的“歇斯底裏”，有拜登主義的“慢條斯理”，甚至也有索羅斯的“怨恨宣言”。

從歐洲霸權到美國霸權，其大地法的基本法理邏輯具有延續性，即訴諸一種“文明沖突”與“文明優越”相疊加的鬥爭文化。從人類學角度來看，各個文明具有分別發生、各行其是的具體合法性，每個文明在遭遇其他文明之前都有一整套的內在合法性教義體系及制度方法。

隨著人類文明發展和彼此交錯，不同文明之間如何互動便成為文明史的關鍵命題。“文明沖突”是西方一以貫之的看法和經驗，將文明之間的關系理解為叢林關系，而西方文明自居最高等級和中心地位，文明史就成了西方文明的對外征服史，恰恰歐洲公法（國際法》提供的就是這樣一種以基督教文明國家為內核的、有序對外擴展的一整套價值標准和制度安排。

“文明沖突”將人類文明關系建構和引導向“不斷鬥爭”的緊張狀態，恐怖主義是其極端化的表現，而美式反恐不是消弭了文明沖突，而是進一步激化了文明沖突。反恐之後的“民主重建”也不能帶來穩定秩序和可持續發展，不能帶來作為政治秩序底層合法性基礎的和平與安全。

美國撤軍了，“文明沖突”依舊。美國霸權及其“民主的大地法”一度籠罩世界，又逐步從世界消散，施米特怨恨的西方霸權內部“乾坤大挪移”的現象正在消失，但新的“大地法”仍然晦暗不明，文明沖突的鬥爭烈度仍在加劇，在無序擴散。

與“文明沖突”相對的概念是“文明和諧”，一種根源於東方文化尤其是中國文化的天下哲學觀。一種“和平的大地法”無論是在施米特緬懷的“歐洲公法（國際法）”範疇還是美帝國的“自由民主”範疇均難以落地生根。“文明沖突”不是歷史的真相，而只是歷史的建構，是西方觀念和霸權力量的合謀判斷與行動。“文明和諧”也不是歷史的真相，也是一種歷史的建構，但卻是可能帶來人類持久和平與共同發展的歷史建構。

文明本質上也並非封閉的體系，而是生生不息的內部反思與外部交流的體系，任何喪失反思和互鑒能力的文明都不會有前途。西方文明曾因反思和大量吸收東方文化元素而日益強大並占據絕對優勢，如今又因帝國自滿和文化封閉而走向衰落。帝國起伏的背後正是“文明和諧”路線的決定性失敗。無論西方特別是美國文明曾經儲備了多麼充分的價值和制度遺產，只要其自滿而封閉，只要其迷信霸權而喪失平等溝通能力，就一定既安頓不了內部秩序，也治理不了全球危機。

911的20年，世界給了美國20年，美國交出的是一份完全不合格的“帝國治理”答卷。

駐阿富汗美軍（資料圖）

那麼，“文明和諧”是否可能帶來21世紀新的“和平大地法”呢？在“文明沖突”的反方向上能夠進行持續且有效的和平歷史建構嗎？中國可以提出怎樣的東方智慧和方案呢？我們或許可以從中國2021年6月的一部特別立法《反外國制裁法》中獲得新“大地法”的想象空間與可能路徑。該法第3條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是該法的“黃金條款”，凝練表達了中國的國際法哲學及其“和平大地法”原則：

其一，反外國制裁觸及的就是美國自由帝國霸權體系的要害，美國的“自由帝國主義”是以“制裁帝國主義”為隱秘前提和執法機制的，而反對這一帝國機制就是中國主張的新“大地法”的生長點；

其二，五項基本原則構成中國的國際法哲學的基本原則，不幹涉主義與平等互利原則共同構成中國“和平外交”的核心支點，其他原則有效吸收與整合了“歐洲公法（國際法）”的合理要素但摒棄了其中的霸權成分；

其三，改良主義的國際治理觀，即中國並非拋開現有國際體系“另起爐灶”，不會去模仿美國霸權的肆意破壞行為，而是立足維護聯合國和國際法的已有制度基礎，以國際主義和多邊主義對抗和制衡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要求做實現有國際法體系中的平等價值與和平理念；

其四，“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一個理想型的新“大地法”的建構目標，是包容一切文明存在、要素和行動主體的“人類”的而不是“西方”的公法（國際法）秩序，以真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代替歐式或美式的霸權共同體，是東西方關系重新平衡、人類和平合作秩序規範建構的最正當、最具前景和最有競爭力的系統方案。

總之，911恐襲傷害了帝國尊嚴和平民生命，但反恐20年也制造了難民和政治失敗。對20年的總結和反思需要提升哲學層次和世界觀，從文明互動關系、國際法秩序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進行負責任地思考和行動。施米特的“歐洲霸權”終結了，其恐懼的“美國霸權”也正在終結，它們符合西方霸權的長期傳統和核心邏輯。

但這只是西方歷史的終結，而不是人類歷史的終結。人類歷史與文明生生不息，在阿富汗重建，在阿富汗鄰國合作治理機制，在“一帶一路”深化建設，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有機生成的過程中，一種摒棄“文明沖突”而秉持“文明和諧”的新的“和平大地法”正在生成，我們有幸在其中思考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