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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大馬猴歷史
發布於：天津市
（本文為林屋公子《周朝八百年》系列036）
前文我們提到，西晉皇甫謐的《帝王世紀》中關於紂王的罪狀，基本奠定了《封神演義》中紂王故事的基礎。但《帝王世紀》中的史料，距離商周之際已經一千餘年，並不是一手記錄，而是經歷了很長時間傳說的整合。顧頡剛先生即認為：“他（皇甫謐）是造偽史很有名的人，所以他集合了前人的舊說，更加上自己的幻想，綜合而成為一整篇的紂的罪狀書。”至於紂王罪狀的來源，顧老一一列舉清楚了出處，這就是有名的《紂惡七十事的發生次第》一文。
在這篇名作裏，顧老以其經典的“古史層累說”的理論，檢討了商紂王罪狀的形成情況。所謂“古史層累說”，是源於顧老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提出的想做一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其中就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比如說西周文獻最古的人物是禹，春秋有了堯舜，戰國有了五帝，秦有了三皇，漢以後有了盤古；二是“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比如舜在《論語》是聖君，在《堯典》裏是聖人，在《孟子》就是孝子了；三是“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也就是說即使我們不知道當時的歷史，但可以知道歷史在文獻中最早的記錄以及之後的變化。
對於這個“古史層累說”理論，從民國開始就有不少人持反對意見，比如張蔭麟先生開始認為這是一種“無限默證法”，認為沒有早出記載就認為是後起說法不成立，但後來他自己著作《中國史綱》時，居然以商代為開端書寫中國歷史，立場如何不言自明；還有就是錢穆先生主張的“古史脫落說”，他認為古史確實存在層累，但同時也存在脫落，所以完全有可能早期資料沒有記錄，而被晚出資料記載下來的情況，這樣一來就不能說晚出文獻不可靠。
從宏觀理論上看，錢老的觀點當然是對的，但在實踐認識上則難以操作：因為具體到某一個案例時，既然早出文獻沒有記載，又怎麼知道晚出資料記載可靠呢？實際上，“古史層累說”不但不是最大膽的估計，反而是最保守的猜測。“古史層累說”涉及的也不是歷史本體，而是歷史認識；如果未來有更早的相關記載出土，完全可以修正之前的結論，一分證據說一分話，這正是科學的治學態度。
具體到商紂王這個案例時，顧老找出了最可靠的西周文獻——今文《尚書》，在裏面找到了商末周初周人給商紂王安插的幾條罪名：“酗酒”（最大的一條）、“不用貴戚舊臣”、“登用小人”、“聽信婦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認為這幾大罪狀不過是新朝國君對舊朝國君一種正常斥責，商紂王不過是個昏君，而並非是個暴君。《帝王世紀》《封神演義》那些奇奇怪怪的暴政，在周代早期文獻中完全沒有體現。
但是到了春秋時期，情況發生了變化。西周滅亡後，學問從天子流傳到了諸侯，在春秋無義戰的社會背景以及即將到來的社會大變革下，不少諸侯史官有了“以史為鑒”的意識，於是商紂作為前朝亡國之君，就被當作一個反面典型不斷論述。這就好比後世說到風流才子就是唐伯虎，說到江南美食就是乾隆等等，說到名人名言就是魯迅，把許多與他們性質類似但其實不同的事件，全部集中在他們身上，這就是胡適先生所謂的“箭垛式人物”。
孔子弟子子貢當時就發現了這個問題，他很精辟地總結道：“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後來戰國時期官學到了私學，這種現象就更加普遍了。莊子就說“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證明“譽堯非桀”是當時贊毀的兩個極端。荀子也說桀紂“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當然，從當時文獻記錄來看，商紂的罪惡遠比夏桀多，在《帝王世紀》中也有總結。
具體來說，在《論語》裏，最早提到商紂時有三位仁者，但微子離去、箕子為奴、比乾諫死，這是後人對被紂王迫害的臣民最早點名道姓，至於子貢當時聽到的還有哪些，目前都不得而知了。但至少到了戰國時期，關於紂王罪名是井噴式發展的。如在《天問》裏，就有淹殺忠臣比乾、濫賞奸佞雷開的記載。雷開這個人僅在此提到，而在《封神演義》裏也成了一名殷商武將，與殷破敗一起捕獲過逃跑的紂王二子殷郊、殷洪；《戰國策》裏說將鄂侯做成肉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