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力挺拜登的微妙信號：美歐再次合圍？｜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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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希鵬 | 北京大學法學院

導讀
特朗普時代，由於美歐關系遭遇動蕩，歐洲的戰略自主趨勢明顯上升。但近期，隨著美國媒體測算並報道拜登贏得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德國總理、法國總統等歐洲多國領導人紛紛祝賀拜登勝選，並表達了加強合作的願望。在這種形勢下，人們不免猜測和疑慮：一個更擁護西方意識形態和多邊主義的美國新總統的上台，是否預示著美歐將重建更加緊密的盟友關系，進而形成統一的對華政策，遏制中國的繼續發展？

本文綜合考察了歐盟領導人以及一些重要的歐洲智庫的研究報告，較為清晰地呈現了歐盟在中美競爭大背景下的戰略考量。文章指出，在技術合作與安全、投資貿易、價值觀和制度競爭以及軍事安全4個方面，與美國對待中國的態度和認知，既有共識，也有分歧。客觀而言，歐美之間也有裂痕，已非毫無罅隙的統一陣營；歐盟內部各國在對華戰略上也存在不同利益和意見，表現為“各自為戰”的態勢。在現實制約下，未來歐盟更有可能繼續尋求一條自己的道路，加強內部團結並一致對外，應對中美大國競爭。可以預見，一個戰略自主的歐盟依然是中國重要的合作夥伴，而傳統跨大西洋關系的存在，則推動著歐盟對中國的競爭與防範。當然，中歐關系的走向，仍將受到中美競爭不確定性的長期影響。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5期，
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美歐跨大西洋關系的中國挑戰

▍大國競爭背景下的歐美分歧

“無論誰將贏得下一屆美國總統大選，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都將可能是全球政治的主導性組織原則。在這一背景下，我們需要保持鎮定，並制定自己的歐盟方針。”新任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的話無疑體現了整個歐洲面對中美競爭時的“戰略焦慮”。

後冷戰時代由美國主導的霸權體系正在急速衰弱，作為這一體系曾經的主要維護者和受益者，歐盟不得不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和高度不確定的全球發展與安全格局。

2019年，歐盟主要領導人完成更迭，歐洲理事會和歐盟委員會分別發布了未來五年的戰略和政策目標。以強化自身軟硬實力為基點，歐盟從“經濟歐洲”“社會歐洲”“民主歐洲”和“全球歐洲”四個方面出發構建其“新政”規劃，試圖打造一個更具戰略性、更加主動和更團結的歐洲，作為回應大國競爭的歐盟戰略。對於“戰略自主”的追求，意味著歐盟不會完全屈從或倒向任何一方，而是會根據自己利益和形勢變化，根據議題設定情況做出靈活調整。這構成了大國競爭背景下的歐美深度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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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歐跨大西洋關系的中國挑戰：共識與分歧

2019年發布的《歐盟-中國：戰略展望》文件中，歐盟對中國的評估從原來的戰略夥伴關系轉變為合作夥伴、談判夥伴、經濟競爭者、制度對手的多重身份，足見在不斷惡化的大國競爭態勢下，歐盟對華複雜的認知立場。

2020年本該是中歐關系“大年”，因為中歐雙方計劃舉辦中歐領導人會晤和中歐萊比錫峰會。然而，新冠疫情的，加劇了歐盟對華疑慮。一方面，由於美國疫情防控不力，特朗普政府基於選舉需要大打“中國牌”，中美關系的惡化壓縮了歐盟的對華空間；另一方面，中國向東南歐國家的援助引發了歐盟的疑慮心態，“戰狼外交”的中國形象導致歐盟對中國發動輿論戰進行“敘事之爭”的批評。此外，中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的國家安全立法成為外媒炒作的焦點，加深了雙方的意識形態分歧。

在這一背景下，博雷利在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視頻會晤中提出了同美國建立中國對話機制的建議。蓬佩奧在回應中指出，這一對話機制意味著共享信息和集體判斷，以及通過共同的行動來保衛屬於西方人的自由民主。博雷利隨後也表示，發起歐盟-美國高級別對話便於共同面對中國的挑戰。來自中國的挑戰似乎成為彌合美歐跨大西洋關系的重要因素。

在雙方尋求中國共識的過程中，歐美相關智庫學者聚焦於大國戰略競爭的多重維度，集中在數字技術與經貿投資、制度競爭與全球治理以及軍事安全等多個方面，展開了對中國問題的討論。

1. 技術政治勢力範圍。數字技術與經貿投資領域是歐盟未來發展的核心議題，也是中美歐三邊關系的核心議題。由於技術主導國家可以投射其政治力量，決定著“技術政治勢力範圍”，其發展變化對地緣政治與國際關系有著深刻影響。因此懷疑中國技術的安全性，警惕中國在技術標准與監管領域的領導權逐漸變成歐美戰略共識。

今年1月，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表研究報告《美中競賽和跨大西洋關系的命運》第一部分“技術、價值觀與競爭”認為，中國技術崛起帶來的價值觀和安全威脅促使歐洲和美國必須合作，技術成為歐美關系“重置”的一部分。該報告指出，歐盟的數字/技術主權（digital/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與中國的數據主權（data sovereignty）不同，中國的互聯網標准是為了加強國內外的控制，報告呼籲歐美合作維護互聯網的開放治理系統，放下爭端共同制定數字監管標准，並期望美國政府能夠在打壓華為的同時扶持歐洲電信企業，甚至希望歐洲能夠不以犧牲歐洲技術自主發展為代價，與美國組成“反華技術聯盟”。

今年6月由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等機構聯合發布的研究報告《與龍打交道：中國作為跨大西洋的挑戰》同樣指出，中國可能實現的技術突破所導致的潛在威脅將是最嚴重的，當前技術競爭與聯合的形勢緊迫，有學者提出建立“Tech 10”聯盟，組成共享價值觀的國家聯盟，協調技術發展、使用及獲取方面的立場，成員不僅包括英美法德等西方國家，還包括印度、日韓等亞洲國家。

但是歐美的戰略共識仍然無法掩蓋雙方的分歧，全面投靠美國既不符合技術發展的科學規律，也不符合歐盟的自主發展目標。
德國智庫科學與政治基金會（SWP）今年4月發表的研究報告《中美戰略競爭：原因、軌跡和對歐洲的影響》指出，歐洲處於中美技術勢力的重疊區域，對中美的技術有著雙重依賴，中美技術完全“脫鉤”顯然不利於其技術自主。與此同時，歐洲企業與美國科技企業之間同樣存在著競爭關系，歐美之間圍繞數字稅以及數字主權的爭端已經造成跨大西洋關系中的緊張。歐盟內部對技術安全等問題的看法仍不一致，圍繞華為5G的爭議也沒有跟美國亦步亦趨。因此，該報告指出，對於歐洲而言，目前最有可能的應對路線是對中美歐之間的依存關系進行戰略利用，發揮歐洲自身的市場與技術優勢，但這一路線面對著未來更大的摩擦壓力；另一種可能則是歐洲未來發展形成第三個技術勢力範圍，但這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並且不易追趕。

2. 投資、貿易摩擦與“一帶一路”。面對中國在歐洲與日俱增的影響力，歐盟意圖同美國一道尋找替代方案，通過歐美對話機制來抵消中國的地緣經濟影響力。
在貿易領域，歐盟與美國在發展中國家地位、市場准入、知識產權、貿易補貼以及國有企業等問題上分享共同立場。在投資領域，2019年歐盟通過《投資審查條例》（ISR），雖然歐盟仍未建立起像美國《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IRRMA）與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一樣有力的投資保護工具，但歐盟對外資的審查框架日益向美國靠攏。與此同時，歐盟對“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中國同中東歐國家的投資發展合作心生疑慮。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今年4月的報告《美中競賽和跨大西洋關系的命運》第二部分“彌合不同的地緣政治觀點”指出，“美國是一個比中國更重要的貿易與投資夥伴”，呼籲歐美在與中國的貿易競爭問題上更應加強合作對話。該報告還強調了“一帶一路”的地緣政治影響，並提出了歐美可能提供的替代方案。美國在印太地區推出了美、日、澳多邊框架“藍點網絡”（Blue Dot Network），印度也可能加入這一框架。美國還成立了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IDFC），與東盟簽署了《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ARIA）。相應的，歐盟也需要提出新的國際經濟戰略，如擴大歐盟的歐亞聯通戰略，深化同日本的聯通夥伴關系，以及推進最初針對俄羅斯如今則對標中國在中東歐影響的三海倡議（Three Seas Initiative），同時通過美國-歐盟的對話機制分享信息，協調雙方的努力，共同應對中國的投資挑戰。

然而，對於“一帶一路”的地緣影響以及技術投資的安全問題，歐美雙方仍然未能達成根本共識。
科學與政治基金會報告指出，歐美之間對中國技術威脅的認識存在分歧：歐盟更多從保護技術比較優勢的角度看待自身的投資與產業政策，這意味著中國僅是其技術競爭的對手；而特朗普政府則從國家安全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的威脅。歐盟更重視全球化與價值鏈的意義，擔憂美國對中國廣泛制裁背後的真實動機。貝塔斯曼基金會聯合報告更是直接指出，美國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懷疑和批評更多是美國自身的問題，其原因在於對中國的“發展嫉妒”（development envy）。歐美不同的視角導致了雙方對中國的認識以及具體政策上的分歧，如與中國的全面投資協議等經貿合作仍是歐盟的重要議題。

與此同時，美國的單邊主義與歐盟的多邊主義立場成為歐美共同行動的阻力。歐盟自己也是美國貿易戰的受害者，雙方在WTO改革等問題上分歧巨大。
科學與政治基金會報告指出，美國為其國內利益與國家安全推行貿易保護主義與單邊主義政策，這對世界多邊主義秩序以及包括歐洲在內的第三方帶來了巨大壓力。貝塔斯曼基金會報告則直接批評了特朗普的單邊主義與對歐盟的關稅措施，稱其侵蝕了歐美之間的信任關系，同時也浪費了對中國采取一致行動的機會。

3. 價值觀、制度對抗與全球治理。共同的制度、文化與價值觀是歐美傳統關系的重要紐帶，對中國人權與體制問題的批評也是雙方的最大共識。在歐美看來，中國的海外活動、對全球治理的積極參與以及獨特的治理模式，都構成了對西方陣營的制度競爭，因而在意識形態、制度對抗以及抵制中國的全球影響上，雙方形成了戰略共識。

科學與政治基金會報告指出，中國的真正威脅在於其提供了另一種現代化方式，中國的成功與西方的危機相對照，使其成為一個真正的制度對手，德國與歐洲必須認真對待與中國的制度競爭，並將價值觀問題擺在中心位置。貝塔斯曼基金會報告則將中國的對外宣傳與統一戰線視為謀求全球影響力的活動，報告指出，中國正在輸出其治理模式、人權觀念，建立有關中國的國際敘事，乃至改造國際秩序。歐美學者一致呼籲美國回歸其全球治理與多邊主義的領導角色，組成“民主同盟”對抗中國的“威權主義議程”，建立跨大西洋工作組以監控中國海外活動。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報告（第二部分）則呼籲歐美共同采取新的人權措施，借助多邊國際組織維護雙方共同價值觀。

但自特朗普上任以來，“美國優先”政策使得雙方的價值紐帶有所松動，美國“退群”與歐盟竭力維護多邊機制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全球治理問題以及如何應對中國的全球影響力上歐美存在明顯分歧。
博雷利在文章中承認，中國在許多全球性問題上都是重要的合作夥伴並扮演著關鍵角色。甚至有歐洲學者在會議中直言：“全球治理與多邊主義的問題不是中國，而是美國！”科學與政治基金會報告認為，中國在現行的西方世界秩序中受益頗多，其意在補充而非替代這一全球秩序；而美國則不再承擔自由世界的領導責任，不再維護西方的共同價值。美國與中國的權力競爭則延伸到多邊機構之中，只有歐盟仍然捍衛多邊主義秩序，並保護著西方的自由價值觀。

4. 國防自主與軍事威脅。烏克蘭危機後，歐盟重新意識到來自俄羅斯的軍事威脅，中俄之間能源、經濟領域的密切合作以及軍事聯系的不斷加深，日益引發了歐洲的擔憂。因此，中國議題成為歐美在北約框架內的關鍵議題，應對中俄軍事威脅成為雙方又一戰略共識。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報告（第二部分）指出，歐洲人普遍認為，中國成為一個超級大國，只是一種可能的、最終而非當下的威脅，但中俄軍事關系以及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持令人擔憂。
報告認為，防止俄羅斯與中國形成反西方軸心應是歐洲與美國的首要任務。因此，北約成為歐美各方聯合應對中國挑戰的又一合作框架。而且中國挑戰不僅是歐盟-北約的共同議題，還可成為北約與如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與韓國等印太地區夥伴緊密合作的契機。此外，歐洲尤其是英法等國出於其貿易安全而將南海視為重要的貿易安全利益所在。在尋求戰略自主的基調下，英法等國也開始謀求加強其在遠東的軍事存在，號稱保護航行自由，並自詡為該地區“西方與歐洲利益的守護者”。

但歐美雙方對中國軍事威脅的感受畢竟是不同的。
貝塔斯曼基金會報告指出，除了英國和法國之外，歐洲主要國家由於在太平洋地區沒有軍事存在，很少討論有關中國的安全問題，同時也承認中國對國際安全事務的積極參與以及同歐洲進行的相應合作。在美國向亞太地區加緊戰略傾斜時，歐盟的主要安全威脅仍是俄羅斯及其周邊地區局勢，北約的集體防務問題與部分歐洲國家的生存直接相關。

特朗普對北約乃至歐盟的漠視以及對俄羅斯的示好，一度讓北約盟友陷入恐慌，而如今北約撤軍德國，增兵波蘭並與其簽署《加強防務合作協議》，不僅挑撥北約內部矛盾，也刺激著歐俄關系。緩解歐俄關系緊張已成為部分歐洲政治家的議程，德國正與俄羅斯改善關系，法國意圖將俄羅斯拉回歐洲，這意味著歐洲內部以及歐美之間關系緊張的風險出現。雙方在北約軍費、軍事部署以及伊朗核協議問題上的爭執不休，也促使歐盟進一步尋求外交與安全政策的自主。安全問題便成為歐盟的軟肋，也成為美國“要挾”歐盟的底氣，歐美雙方的同盟困境更加凸顯。

▍超國家地緣政治：走向戰略自主的歐洲

在有關中國問題的討論中，“重新發現西方”成為歐美雙方的戰略共識，如何彌合雙方的分歧，進一步加深對話來回應北京的挑戰成為跨大西洋關系的核心議題。然而，這並非意味著西方的統一，歐洲更像是被綁上了美國的戰船，歐盟自身的選擇困境與戰略焦慮並未解決。當面對中國問題時，歐洲的戰略自主意味著一系列的艱難抉擇，“歐洲正面臨著被美中對抗摧毀的風險”，圍繞中國議題的辯論也充分暴露出歐美雙邊關系以及歐盟內部的分歧。

在雙方都謀求價值共識的背後，華盛頓的地緣政治視角與歐盟的經濟主導觀點始終發生著沖突，而這背後亦是雙方各自利益的分歧。此外，歐盟不僅徘徊在美國所提供的兩極選擇前，歐盟內部同樣面臨著“各自為戰”的風險，中歐、東南歐國家與西歐、北歐國家之間難以就中國問題達成一致，
這使得歐盟更加不可能像美國一樣，從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全的整體出發討論中國挑戰，因而更加迫切地尋求一條自己的道路，加強內部團結以一致對外，應對中美大國競爭。

如博雷利在文章中所說，歐盟與華盛頓不同，既不追求“新冷戰”的戰略對抗，也不支持廣泛的經濟脫鉤。歐洲必須走自己的道路，按自己的價值觀和利益行事。所謂自己的道路，即“更精准地使用歐盟的力量”，以統一的貿易與監管力量為基礎的超國家的集體行動。這既是實現歐盟超國家的地緣政治的核心，也是歐盟自主發展戰略的核心。可以預見的是，一個戰略自主的歐盟將會是中國重要的合作夥伴，而傳統跨大西洋關系的存在則推動著歐盟對北京的競爭與防範。與此同時，中美競爭的不確定性以及歐盟的現實困境，也將為歐盟戰略自主的實現和未來的中歐合作蒙上陰影。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5期，原標題為“美歐跨大西洋關系的中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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