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歷史視野下的流感，如何啟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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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得過流感嗎？”對於大多數現代人來說，這是個很普通的問題，因為得流感並沒有什麼特別稀奇的。然而，回到過去，這個問題卻不那麼簡單——它與人類社會的歷史是密切關聯在一起的，《流感大歷史：一部瘟疫啟示錄》（以下簡稱《流感大歷史》）多維度地揭示了其中的緣由。時下，疫情防控已趨常態化，閱讀這本書能啟發我們更深入地思考現實。

本書的書名直譯過來應當作“大流感的歷史”，但中譯者顯然未止步於此，而是做了一定的處理。不得不說，這一細微的改動十分巧妙，也更加突出了本書的特色。書中講述的內容之“大”其實正是落腳在了“歷史”而非“流感”之上，“流感”只是撬動“歷史”的那個支點。有關流感的歷史著作已有很多，不少均是以“流感”為主角的獨角戲，這些著作對我們深度理解流感這一疾病大有裨益，但僅僅就“流感”而論“流感”則未免透露出些微的“小歷史”格局。

“流感”不只是一個被定義的醫學概念，它凝聚了豐富的社會意涵，能夠衍化為一個具有廣袤想象空間的社會學語詞。相比之下，《流感大歷史》的焦距更長，它立足社會史，打造了一個觀察流感的大廣角鏡頭，從而排演出一台以流感為背景板的“大歷史”舞台劇，把形形色色、繽紛多彩的社會角色都推到了聚光燈之下，供大家欣賞。

所謂“大歷史”，即通過研究某個歷史對象來展示大大超出這個歷史對象本身內容的一套歷史書寫方式。你能想象從小小的病菌出發，融貫地講述人類文明的變遷史嗎？威廉·麥克尼爾的名著《瘟疫與人》為以疾病為中心的“大歷史”寫作提供了成功的例證，而《流感大歷史》的作者馬克·霍尼斯鮑姆則將“流感”作為攻城略地的戰車，向著“大歷史”這座堡壘發起了沖鋒。

霍尼斯鮑姆寫作流感的“大歷史”之大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將研究的曆時性大大擴展，二是升級了討論的議題之廣度與深度。

歷史學家盡管對1918年至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聲名狼藉的“西班牙大流感”——做了仔細研究，但未能延伸到1889年至1893年的“俄國流感”大流行或維多利亞女王統治末期的流感複發。他們也沒有對19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流感流行表現出很大的興趣。

《流感大歷史》則從19世紀中期的歷史說起，尤其是把1847年至1848年流感暴發期間英國登記總署采納一種新的登記制度作為一個關鍵事件。英國登記總署大致相當於國家統計局，它采納的新登記制度利用全國登記與人口普查數據構建了生命統計表，從而測量出常態地區與疫情地區的死亡率差異；同時，還借助統計疾病的分類法將報告的死亡情況進行了登記，從而使登記總署能夠計算一系列疾病的年死亡率。這些舉措對於當代人來說似乎司空見慣、不難理解，與19世紀中期以前相比，卻是公共衛生治理的重大創新。正是因為在這種新登記制度下的表現十分“亮眼”，流感才真正變得“可見”。

隨著印刷業的大繁榮，報紙發行變得廉價，到了19世紀末，流感的“可見”度被進一步放大，從而成為大眾口中的科學話語。正當此時，俄國出現了流感大流行，在全球電信網絡的中心倫敦，經由電報訊息和新聞報道的大肆發酵，流感大流行成了公共空間史無前例的監督對象。於是，遠在幾千裏之外的俄國所暴發的疫情，對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社會造成了“轟動效應”，這種“轟動效應”在醫學界對流感病因抱持極大不確定性的情況下烈火烹油般沖擊著大眾不安與恐慌的情緒。霍尼斯鮑姆檢視流感之“大歷史”的另一扇窗戶——“恐懼”，被打開了。

霍尼斯鮑姆標榜其寫作結合了情感史，特別是他集中展示流感與“恐懼”間的互動。對流感的恐懼不僅具有生理學的解釋意義——流感的發作會伴有特殊的“神經系統紊亂”與其他令人擔憂的“神經後遺症”，包括神經痛、神經炎以及憂鬱症、抑鬱症等，也具有生命政治學的內涵。19世紀末，俄國流感觸動的恐懼神經推動著公共空間關於流感的醫學、社會話語，演變為維多利亞時代後期英國文化焦慮的晴雨表。

通過追溯流感大流行間隔期間的這些話語，霍尼斯鮑姆得出了一個有趣的結論：當英國處於和平時期，對流感的恐懼是生命政治和生命權力的工具，而在1918年，英國處於戰爭狀態，流感帶來的恐懼則被政治化，受到了嚴格管控。所謂生命政治與生命權力，即是將生命健康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宏大格局關聯起來。

比如，1895年初春，英國首相羅斯伯裏勳爵得了流感後，與失眠症開展了長達6周的鬥爭，這牽出了一場政治危機。此時正是他執政的關鍵時刻，政府卻陷入了癱瘓，然而，將其個體生命遭遇的健康危機作為政治工具，他反而最後得到了廣泛同情，度過了危機。又如，消費者對流感的恐懼帶來了無限的商機，維多利亞時代的一家專利藥品公司輕易地向公眾推銷了一種對付流感的“萬能藥”——石炭酸煙丸，但其實根本是謊言。1914年至1918年，為了團結對抗共同的敵人，英國整肅新聞輿論，對平民宣揚堅忍與“持久力”。因此，西班牙流感最初暴發時並未引起英國社會過多注意，更有被有意識忽視的意味——此時的英國人不需要對流感的恐懼；然而，隨著西班牙流感死亡人數急速攀升，為了穩定後方，英國的公共空間恢複了強調流感風險的話語，對流感的恐懼又甚囂塵上。

歷史與現實總是交相輝映的，思考歷史、研究歷史、閱讀歷史都是為了觀照現實。《流感大歷史》還勾畫了晚近流感大流行（具體來說，是2009年H1N1流感暴發）的輪廓：一種“新的歇斯底裏”。由於H1N1流感與西班牙大流感有病理學的近親關系，不少科學家給出了相當悲觀的判斷，加之媒體渲染，似乎一場類似西班牙大流感的災難即將降臨，新一輪關於流感的恐懼情緒也蓄勢待發。然而，這是關於流感的創傷記憶與現代科學知識交互編織出來的幻象，透露出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可能依然無法預測流感大流行的暴發。

總而言之，霍尼斯鮑姆描繪了流感與人類社會的“互構”關系，流感被人類社會建構出來，同時，人類社會也被流感所形塑。正是在這種不斷的共時性的交替輪回之中，人類與疾病的關系得到了准確表達。這是一種共生關系，人類與疾病之間玩的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疾病也並不完全是人類社會的對立面。對待疾病，人類絕不能過分狂妄自大，反而是要加強對自身的反思，學會與疾病和諧相處、和平共存。

正如複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的張文宏教授為本書作序所說，“我們既不應該過於自信，認為人類已經具有征服所有傳染病的能力，也不應該過於悲觀，認為新的傳染病會征服人類。面對傳染病，多了解一點傳染病的歷史，我們將站在更高的角度來看待現在正在流行的這場傳染病。”對於此時此刻正處於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的我們來說，這不是空洞的說教，也不是心靈雞湯，而是具有現實意義的金玉良言。

來源：光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