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結婚後出家，是藏地史詩也是現實

深焦DeepFocus

平遙國際電影展

Pingyao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10-19/OCT/2019

深焦特別報道

拉姆與嘎貝

導演: 松太加

編劇: 松太加

主演: 索郎尼馬 / 德姬 / 賽卻加

類型: 劇情

製片國家/地區: 中國大陸

語言: 漢語普通話 / 藏語

片長: 110分鐘

深焦x松太加

《拉姆與嘎貝》是藏族導演松太加的第四部長片作品。此前，該片入圍了聖塞巴斯蒂安電影節主競賽單元，並收穫了不錯的評價，此次又將在平遙進行國內首映。總體來看，《拉姆與嘎貝》與前作《阿拉姜色》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不僅前作中的小演員在本作中再次出演，從而使得兩部作品產生了一種微妙的關聯，兩部作品從情節上似也有諸多連接和呼應——本作中即將結婚的男女主人公，似乎就是前作中那對踏上朝聖之旅的夫妻的前身。如果說《阿拉姜色》只是聚焦於一對藏族夫妻之間的情感糾葛，那麼《拉姆與嘎貝》則更加複雜：其中不僅涉及三組男女之間交織的複雜情感困境，更融合了神話、制度等諸多層面的問題，從文本容量上看，可以說是一下向前邁進了好幾步。除了情感困境之外，松太加也呈現了一些令人會心的社會現象，傳統與現代間的矛盾在其中顯露無疑。影片最基本的衝突就是架構在這樣一種張力之上：男主人公想和之前從未謀面的形婚妻子離婚，但這位妻子卻不知何時遁入了空門。在另一個場景中，一架寬大的藏床始終無法進入到新蓋起來的單元房中，男主人公由是面臨兩種選擇：要麼放棄這張精美的傳統藏床，要麼把它鋸成兩半抬進臥室，儘管我們都知道這既不吉利也無道理。《拉姆與嘎貝》也是一次有趣的技術嘗試。在訪談中，導演松太加提及自己「一場一鏡」的拍攝方法，這種方式不僅為演員帶來了諸多挑戰，也為攝影和剪輯增加了難度。對松太加來說，影片的拍攝是一次偏執的冒險，正如他的主人公們也都在心底留存著一線執念。

深焦：為什麼拍這個片子？緣起是什麼？

松太加：《拉姆與嘎貝》的劇本創作其實在《阿拉姜色》之前，也入圍過第十四屆HAF創投，後來也找到了一些投資，但因為拍攝的季節要求，等待的過程當中遇到了《阿拉姜色》，所以就先拍了那部。

／阿拉姜色，2018／

至於緣起，有一次在老家，我無意間聽到這麼一個故事，在民間演出《格薩爾之地獄救妻》的時候突然下起了冰雹，演出不得不中止，恰好下冰雹的時段正好是「阿達拉姆從地獄超度」的時候，所以他們覺得老天爺在阻止超度，覺得這事特別不吉利，因而就調侃扮演阿達拉姆的那個女演員，並給她起了個綽號叫「阿達拉姆」。這個故事是我從朋友口中聽到的，一直忘不掉。後來我就加入了另外一個「有關當代藏族人結婚」的這麼一個事兒，用到這個裡面，我覺得挺有意思的，對人的情感刻畫也會更立體些，所以，有了目前的這樣一個故事。

深焦：拍攝周期有多久？

松太加：前面拍了二十七八天，後面有一些問題補拍了幾天，總共加起來三十幾天。

／拉姆與嘎貝，2019／

深焦：《阿拉姜色》是嘉絨方言，《拉姆與嘎貝》呢？

松太加：這一部是安多方言，所以也是一部關於家鄉的故事。在藏區不同的方言區別很大，讀音上的感覺跟四川話和廣東話一樣。當時拍《阿拉姜色》的劇組就找了一個懂嘉絨方言的老師坐在監視器旁邊，幫我把關方言。

深焦：《拉姆與嘎貝》在情節上似乎也是發生在《阿拉姜色》之前的，貌似有一些連續性？

松太加：對的，確實有一些連續性。而且我的家鄉確實有這樣的故事，現實裡面就是存在的，比如四五年前結過婚，但後來就因為種種原因出家了，這種事情也沒有對與錯，很多人都沒有經歷過，因為也不太懂得法律層面的後果，所以就出現了看似有些荒誕意味的真實的事，這些對創作者來說是挺有意思的。

／拉姆與嘎貝，2019／

深焦：這部與《阿拉姜色》不同的是，它似乎不是單純在講一個情感故事，而是觸及了現代化的問題？

松太加：很多人對藏地故事的讀解大都總是帶著現代與傳統的視角來切入，我本人認為探討這些現代或傳統的東西也沒有多大意思，可能有些人會對這些東西非常敏感，但我曾經在十幾年前畫畫的時候就有過這方面的思考，現在對這種視角的思考已經不那麼感興趣了。我覺得事實上這也不是藏地面臨的問題，其實某種層面上講，全世界也都面臨這種問題。真正珍貴的是在這個故事當中，每個人都在某種層面上表現出個體的覺醒，而且當你爭取自我的時候，會面臨很多情感層面、法律層面、道德層面、信仰等層面的困惑。這種故事在西藏這片土地上，就會變成另外一種解讀，或著是另外一種思考，這一點恰恰是吸引我的地方。

／拉姆與嘎貝，2019／

深焦：這裡插一句，《阿拉姜色》的編劇還有扎西達娃？

松太加：《阿拉姜色》的劇本第一稿是扎西達娃老師寫的，但我看完之後，跟投資人說劇本必須得改。扎西達娃也是我特別尊敬的老師，他寫的是漢語小說，那個年代正是中國的魔幻現實主義興起之時，而這股浪潮是在拉薩點燃的。當時的很多年輕人都是在拉薩呆一段時間，扎西達娃也是那一撥人裡面具有代表性的作者。

／阿拉姜色，2018／

關於《阿拉姜色》的改編，我記得我專程飛了一趟拉薩，那一天晚上我跟扎西達娃老師喝了點酒，也聊了很多，他把改編的權利完全信任地交給我，後來我就閉關寫了28天，其實改編起來並不簡單，因為文法不一樣。改完之後發現電影和原著基本是完全不一樣了，原著由兩條線索講述，一個是藏地老人去拉薩朝聖，另外一條線索是一位內地的女遊客來到藏地，跟本地的一位年輕小伙子發生的愛情故事，改完後的劇本里只保留了朝聖的老人和那頭驢，我把這個劇本給扎西達娃老師看過，他也認可目前這個劇本。

深焦：為什麼想到要在故事裡加入格薩爾王傳？

松太加：應該說整個故事的緣起就是這個格薩爾王傳。有一次我在老家的一個茶屋裡沒事兒干，對面聊天的一個人無意之間提到了一個名字「阿達拉姆」，這個稱呼在藏區語境中是壞女人的象徵，她是格薩爾王的一位妃子，因為作孽太多墮入地獄，格薩爾王得知後去到地獄為她超度，整個故事就是格薩爾王從十八層地獄一層一層進行超度，就像是但丁的《神曲》一樣。這個故事是眾多格薩爾故事中的一部——「地獄救妻」。這也就是我前面說的這部影片的緣起了。

／拉姆與嘎貝，2019／

深焦：格薩爾王傳是一個男性視角的故事？

松太加：也會講女性的故事。格薩爾王傳是一個很長很複雜的民族史詩，現在還在不斷搜集整理出版，比荷馬史詩還要長，裡面的人物都是沒有重複的。關於格薩爾王傳有很多謎，現在也解不開，比如有些民間藝人連字都不認識，但做了一個夢，第二天就開始說唱，然後被記錄下來。我曾經跟一個這樣的藝人交流過，他有一個黑黝黝的沾滿污垢的枕頭，晚上只要躺在那裡就開始做夢了，第二天來了客人他就可以開始講。西藏、青海的大學專門有格薩爾研究所，專門搜集整理和研究這樣的故事，現在已經有一百多本了。這些故事裡面講的就是佛教的價值觀，村裡都會在閒暇之餘演這種戲。

深焦：這部電影的場面調度和攝影很特別，比起《阿拉姜色》更加複雜，您是如何構思的？

松太加：這部電影的攝影指導王猛是我們從《太陽總在左邊》和《河》就開始一起合作的。我在北影上學期間，他在那裡的學攝影，我們都認識，慢慢就成了好朋友，主要是聊得來。他攝影的第一部片子就是《太陽總在左邊》，我們也是一起成長。這回我們選擇了一個比較冒險的方法，一場一鏡，好像是跟自己較真兒一樣，而且鏡內會有一些調度變化，這樣的確會有些難，給表演和剪輯造成很大挑戰，尤其是剪輯，剪輯師馬修就問我，你只有這個素材嗎？只有一個機位嗎？我說對，他就抓狂了，他反覆跟我說，沒有人這樣干，你膽子太大了。所以現在我也覺得這是一個挺偏執的選擇。

／太陽總在左邊，2011／

深焦：偏執的選擇？

松太加：對。我現在覺得，劇本是你自己寫的，影像的感覺也是你自己想要的，但如果完全都是自己的，沒有別人在創意層面給你刺激，就少了很多可能性。我現在也明白了，拍電影不能這麼偏執和冒險。我也時常觀摩學習一些經典的影片，我覺得電影是感性和理性相互均衡的過程。

深焦：提到經典電影，您比較受哪些導演和電影的影響？

松太加：每個年代都不一樣，比如李滄東、錫蘭，十幾年前我就喜歡，特別喜歡，現在是很多人都喜歡了，變成一個流行的東西了，就不好玩兒了（笑）。《風櫃來的人》也是一個啟蒙，讓我意識到電影可以表達自己。我小時候在藏區的小縣城裡，看到的電影完全是和生活脫開的，要不就是革命戰爭題材，要不就是香港黑幫片，那個時候每個周六日就泡在烏煙瘴氣的錄像廳里，地上都是菸頭、瓜子皮。一到半夜小孩子就都趕出去了，裡面就開始放色情片。最搞笑的是我們班裡面有一次傳言，說晚上會放這個，等了半天最後發現是講生理衛生的錄像帶，怎麼懷孕怎麼保胎（笑）。

／風櫃來的人，1983／

那個時候以為這個就是電影，後來到了電影學院看了《風櫃來的人》就驚呆了，因為這個片子特別像我老家的那幫哥們兒——年輕人被困在一個地方，不滿現狀，又沒有能力離開，每天都在晃蕩，半夜一兩點才回到家裡睡覺。這對我觸動很大，發現電影和自己的生活沒有距離，原來電影還可以這樣來表達，從主題到故事的呈現方式，都非常吸引我。那時候，真的是突然一下子像是「開竅了」。

／風櫃來的人，1983／

深焦：您學過美術，入行之後是做攝影，怎樣轉入了導演？

松太加：其實開始也沒想過要干導演，覺得特別累，但後來寫了一個本子，也找到了投資，拍了之後沒想到口碑很好，還得了很多獎。後來就沒有導演再找我做攝影了，說你趕緊去干導演吧，我都不好意思找你了，這樣，就不得不繼續干導演了（笑）。

深焦：更早以前您以前也寫過小說。

松太加：對，年輕時候用藏語寫的，也有點意識流色彩。當時藏區沒有多少刊物，投了好幾次稿之後，有一次跟編輯吃飯，他就很認真地跟我說，你的腦袋是不是被撞了，這句話對我打擊挺大的，就不寫了。當時寫了很多天馬行空的小說，比如大概在20年前，講的是一個牧羊人早上起來發現羊生了一隻紅色的羊羔，整個村子都特別忌諱，說這是妖怪，到了夕陽西下的時候，整個羊群都變成了紅的……類似這樣的故事。編輯就說，羊怎麼可能是紅的？

深焦：小說、美術、攝影、導演，這些您都做過，您覺得它們之間有什麼區別和聯繫？這些經歷怎樣影響您的創作？

松太加：簡單來說，攝影是一個單一視角，關注這個視角就差不多了，導演則需要全方位地進行考慮。關於繪畫和電影，電影是一個時間問題，繪畫是沒有時間感的，只有空間感。可能是習慣吧，現在每次寫劇本的時候都想像空間、光線、人物狀態、虛實，過濾特別快，這個可能是繪畫給我的。其實現在我已經不敢寫小說了，劇本講究的是空間感和氛圍，和小說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以前寫小說的感覺現在已經沒有了。

導演松太加

深焦：您之前在牧區工作過。

松太加：對，當小學老師。當時我的編制被一個官員的兒子搶走了，後來就把我分到牧區去了，在那裡呆了四五年，真的是一個很荒涼的地方，連供電都斷斷續續的。剛開始其實是可以調走的，但因為對學生很有感情，所以等他們畢業了才走。在那裡當老師要教漢語、藏語和美術，寫小說也是在當老師的那個時候。

深焦：您的父親也是一位小學老師。

松太加：對，他也給我教過課，所以我的童年也是有點災難的感覺，每次犯錯誤之後首先要收拾我，站在台子上好像簡直不是我自己的父親，但回到家裡又要扮演成父親，對我來講挺複雜的。

導演松太加

深焦：這部電影的演員如何選擇？

松太加：也是我的習慣吧，沒寫的時候就和演員聊天見面，如果氣質對了，就按演員的氣質寫下去。現在藏族的專業演員很少，選擇的餘地也不是很多，所以配角就會找一些素人，比如民政局裡面的人就是我的同學，他是個老師。指導他們的辦法就是按照他們的氣質，不需要塑造很多東西，演他們自己就可以了。拉姆的母親是演過話劇的，但也沒有學過表演，現在已經退休了。話劇的表演有點誇張，很難改過來。另外，我們在各個學校找了很多可愛的小孩，但開會討論都覺得不對，所以還是把阿拉姜色裡面的小孩兒拉過來演，因為這個角色沒有太多台詞，必須靠眼神，想來想去覺得只有他更合適。

／阿拉姜色，2018／

深焦：您在老家成立了「穹慶影視基地」，這個基地目前運作狀況如何？今年似乎沒有舉辦原創劇本大賽。

松太加：其實每年都是定在9月23日，但今年沒有了，因為實在是忙不過來了。小伙子們也是在每個劇組裡忙，明年爭取把這個劇本大賽辦下去。

深焦：這些劇本落地情況如何，拍攝資金如何搞定？

松太加：目前兩屆情況是劇本藏語漢語的都有，現在拍出來了一個，但還沒有完成。資金方面只能說大家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最搞笑的可能是夏天挖蟲草，冬天拍片子（笑）。穹慶影視現在有18個人，18個人都是我手把手帶的，在藏區拍片子，他們就是那個地方的人，適應高原的氣候，不會拍著拍著身體就受不住了，對這片土地有感情，所以工作起來很用心。

阿拉姜色，花絮圖

深焦：是否有新的項目？

松太加：有一個內地題材的片子，劇本已經寫完了，如果順利的話十二月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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