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京杭大運河，如何改變了城市的命運？第京杭大運河，如何改變了城市的命運？

《京杭大運河，如何改變了城市的命運？》

中國古代有兩個超級大工程，一個是秦朝的萬裏長城，一個是隋朝的大運河。
不過，長城和大運河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在前人築長城修運河的基礎上，秦朝和隋朝，成為這兩個大工程的集大成者。
早在戰國時期，毗鄰草原的燕國、趙國、秦國為了抵禦草原部族，便修建了短距離長城，我們山西老家那邊，至今還保留著一段趙長城，建在層巒疊嶂的野山上，周圍除了雜草什麼都沒有。
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要守護的邊境線更寬廣了，便征發民夫，在燕、趙、秦國長城的基礎上，重新規劃地理路線，修建不足的，舍棄無用的，最終修成綿延萬裏的秦長城。
大運河也一樣。
早在西周時期，吳國為了灌溉農田促進生產力，溝通國內各地的聯系，以及抵禦北方諸侯可能的入侵，便利用水網縱橫的自然條件，在蘇州和無錫之間挖了一條運河，全場28公裏。
春秋時期，楚國大臣伍子胥投奔吳國，攛掇吳王闔閭討伐楚國，正好吳王闔閭有爭霸的野心，便和伍子胥一拍即合，常年累月的為伐楚做准備。
要打仗，就要保證後勤運輸。
於是吳王闔閭征發民夫，修建了一條東西向的運河，溝通太湖水域和蕪湖水域，把吳國到楚國的距離縮短了一半。
有了運河的助攻，“吳楚戰爭”中吳國一戰而勝，伍子胥和孫武帶兵攻入郢都，伍子胥把楚平王的屍骨挖出來抽了三百鞭子，報了父兄之仇，而吳國也成為春秋列國的霸主。
後來吳王闔閭在討伐越國時死去，繼位的吳王夫差為了複仇，也為了重新北上爭霸，便挖掘了一條運河，從蘇州出發經過無錫、常州、鎮江進入長江，再沿江而上直抵揚州，全長170公裏。
就這樣，從春秋戰國到秦漢魏晉，江南不斷的挖掘新運河、疏浚舊運河，逐漸形成縱橫交錯的水路運輸網。
河北也差不多，由於諸侯和軍閥們常年打仗，不斷的挖運河輸送糧草和兵力，導致河北地區也有了縱橫交錯的水路運輸網。
曹操就挖掘了白溝，把淇水和滹沱河連接起來，挖掘了平虜渠，把滹沱河和泒水連接起來，此外還有泉州渠、新河、漕渠等等。
曹丕代漢以後，重臣賈逵開了賈侯渠，鄧艾開了廣漕渠，史書記載：“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可以說，魏晉南北朝時，黃河和長江流域之間，就有了大量的人工運河。
到了隋朝，中國從關東、關西、江南的三足鼎立重新歸於一統，為了打造真正的全國一盤棋，以及溝通三個地理板塊的政治經濟聯系，隋煬帝楊廣做了和秦始皇類似的工作。
從大業元年（公元605年）開始，隋煬帝陸續征發數百萬人，開通了通濟渠、邗溝、永濟渠和江南運河，把近千年挖掘出來的人工運河和自然水系連通起來，形成運河版的車同軌。
不過和秦朝一樣，隋煬帝修大運河時濫用民力，人民群眾非常不滿意，再加上大運河修成以後運輸物資很方便，也在客觀上助長了隋煬帝征討高句麗的野心。
在民間怨聲載道、外戰一敗塗地的背景下，朝廷貴族們看到“彼可取而代之”的希望，便和民間起義軍合流，推翻了“為國不為民”的隋朝。
雖然秦朝和隋朝都是二世而亡，但它們留下的兩個超級大工程，卻造福了中國千餘年。
秦朝以後，萬裏長城的沿線出現了大量軍鎮，在力所能及的最大範圍內，擋住了草原遊牧部族的侵略，守護著中原的安寧。
而在隋朝以後，大運河直接造成了中國南北的經濟大發展，以及運河兩岸的一系列城市崛起。
二、
大運河最大的功能是交通運輸。
長三角原本就是土地肥沃、水利灌溉便利的地方，千年來經過吳越和六朝的開發治理，隋唐的時期經濟已經比較發達了。
隋煬帝開通大運河以後，更是直接把長三角和關中、河南、河北這些傳統經濟重心聯系起來，讓長三角有了持續抽血的能力。
結果就是，長三角的人口爆炸式增長。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淮南道只有9.1萬戶、40萬口，江南道是38.8萬戶、93.6萬口，到了唐玄宗的天寶年間，淮南道便有38萬戶、227萬口，江南道有172萬戶、1049萬口，兩道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將近四分之一。
這些增長的人口，一部分是土生土長的，另一部分就是通過大運河遷徙定居的。
人口眾多，意味著勞動力充沛，於是長三角的農業經濟如虎添翼，產出大量的糧食，成為唐朝新崛起的經濟重地，以至於宰相劉晏都說：“江南必多積穀。”
而且在人口和糧食加持下，長三角的紡織、木材、礦產、典當等行業也逐步發展起來，他們利用縱橫交錯的水網，運輸販賣各自的貨物，導致貨幣和物資快速流動。
這意味著長三角有了相當繁榮的市場經濟。
就這樣發展了百餘年，長三角的經濟總量便可以比肩甚至超過關中。
“安史之亂”後，唐朝失去了河北的錢糧物資，有大運河和江漢漕運溝通的長三角，便成為唐朝的造血庫，維持著唐朝運轉了150多年。
北方人口南下，促進了長三角的經濟，長三角又輸出錢糧物資，供養了北方的政權。
這一來一去，幕後推手就是大運河。
晚唐時，隨著中央政權的衰落，以及長三角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很多大城市甚至出現了夜市，燈火通明晝夜不息。
唐朝原本有宵禁和坊市規定，要求在固定的地方交易，時間一到必須結束交易回家睡覺。夜市的出現，意味著繁榮的市場經濟，已經沖破了制度的約束，開始重塑社會生態。
這背後，同樣是溝通南北、飄蕩著金錢味道的大運河。
大運河不僅繁榮了長三角的經濟，還造成了一系列城市的崛起。
杭州是座偏遠城市，隋唐以前名不見經傳，但隨著大運河的開通，杭州做為大運河的最南端，很快成為“東南名郡，咽喉吳越，勢雄江海”的著名商業大城市。
揚州做為長江和大運河的交匯點，占盡了地理優勢，成為唐朝的外貿港口，不僅是唐朝出口貨物的集散地，也是外國商船進入唐朝的中轉站。
這種城市和現在的上海差不多，張祜就在詩裏寫到：
“十裏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
春風十裏，遍地生金，佳人美酒，多誘人啊。
北方吃到大運河紅利的是洛陽和開封。
周朝建造洛陽，目的是做為鎬京在關東地區的延申，用來監管殷商貴族以及彈壓關東諸侯，軍事屬性非常明顯。此後秦漢定都長安，洛陽也承擔了相當重的軍事職能。
但隨著隋唐大運河的開通，洛陽成為南北兩段運河的交匯點，也是河北和江南物資的集散地，於是洛陽在軍事職能之外，有了更多是經濟職能。
正因為如此，隋煬帝便定洛陽為東都，常年賴在洛陽，不願意回長安，並多次在洛陽召見外國使臣。
進入唐朝，唐高宗李治再次改洛陽為東都，經常和武則天到洛陽“就食”，武則天稱帝以後，更是改洛陽為神都，直接做為武周王朝的都城。
他們這麼做，目的便是就近接收洛陽的錢糧物資。
到了唐朝末年，由於河朔藩鎮割據自雄，對朝廷來說，大運河北段的永濟渠失去了運輸功能，開封做為大運河南段通濟渠的中轉樞紐，便顯得格外重要。
那些從江南運輸而來的錢糧物資，都必須在開封走一遍，再運到洛陽。
於是開封成為商品物資的集散地，再加上河南的農業、中原的人物，開封迅速從河南的地域性城市，成為全國性大城市，甚至有了做首都的資格。
宋朝時趙匡胤想遷都洛陽，再遷都到長安，但是大臣們不願意。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開封是大運河的中轉樞紐，比長安和洛陽更容易獲得江南的錢糧物資。
趙匡胤知道眾意不可違，從此便有了那個“八荒爭湊、萬國鹹通”的東京汴梁。
從這個角度來看，宋朝定都開封，其實是楊廣和武則天“逃離長安”的升級版。
三、
宋朝定都開封，方便得到長三角的錢糧物資，但遼國和西夏卻在東北、西北時刻威脅宋朝的安全，這意味著宋朝的經濟重心（江南）、政治重心（開封）、軍事重心（燕雲和寧夏）是完全分離的。
那麼宋朝的冗兵、冗費就不可避免了。
到了宋朝滅亡以後，元明清定都北京，把軍事重心和政治重心結合在一起，既能節制沿邊士馬，又能節省一筆軍費開支，修正了宋朝的bug。
而為了溝通經濟重心，流經河南的隋唐大運河，便被改為流經山東的京杭大運河。
這樣一來，大運河直接給軍政重心輸血，正式形成北方士馬、南方錢糧的格局。
隨著大運河的東移，大批城市也迎來命運的大轉折。
首先是洛陽、開封不可避免的衰落了。
大運河不再流經河南，那麼洛陽和開封便失去物資集散地的經濟功能，而且都城不在長安，洛陽也失去彈壓關東諸侯的軍事功能，於是洛陽和開封失去全國性大城市的地位，重新回歸到河南的地域性城市。
其次是京杭大運河流經的一系列東部城市崛起。
明清時期，為了保證錢糧物資能順利輸送到北京，朝廷專門設立了“漕兵”來保護運河，並允許他們在每艘船攜帶60石土特產，到其他城市販賣，以此來補貼他們的收入。
而每年在大運河上航行的漕船，可以達到一萬多艘，這麼一算，大運河上的免稅土特產，每年都有60萬石以上。
於是呢，漕船從南向北的時候，裝了錢糧物資和大量南方土特產，沿途販賣獲得巨額利潤之後，然後采購北方的土特產，再裝滿漕船運回南方，賺取第二筆利潤。
在這個過程中，漕船上的水手們要吃飯、穿衣、住宿吧，憋的時間長了還要到煙花柳巷裏逛一逛，做這些事情都要花錢，自然就帶動了沿途城市的就業和經濟。
結果就是，大運河沿岸的城市吸引了大量人口和資源，越來越繁榮。
臨清是山東聊城管轄的縣級市，但在明清時期，由於“國家漕運江南四百萬，寄徑於山東漕河一線”，臨清憑借緊鄰大運河的地位，成為華北最大的棉布和糧食集散地，據說常年定居臨清的人口有百餘萬，號稱“繁華壓兩京，富庶甲齊郡。”
這種地位，可謂是全國性商業大城市了。
山東陽穀縣的張秋鎮，位於會通河和大清河的交匯處，也匯集了南來北往的商貨，絡繹不絕的人口，發展成“百貨輻湊”的經濟重鎮。
再往南走是“南北咽喉，四百萬漕船皆經其地”的濟寧，“漕政通乎七省”的淮安，都因為大運河發展成大型商業城市。尤其是淮安，一度和蘇、杭、揚州並成為“四大都會”，並因為繁榮的經濟條件，形成了風靡天下的淮揚菜。
以上是因為大運河北段改道造成的城市興衰，而大運河的南段沒有改道，長三角的城市依舊繁榮。
杭州做為大運河最南端的城市，在唐宋的基礎上，繼續保持著物資集散地的功能，於是整個浙江的錢糧物資都向杭州聚集，然後通過大運河一路北上。
杭州的特殊經濟地位，也吸引了徽州商人的目光。
因為發源於徽州的新安江一路南下，在杭州與大運河會和，徽州商人們便利用這樣的條件，把徽州的木材、石料、紙張、徽墨等土特產運到杭州，然後沿著大運河銷售出去。
有了這麼龐大的銷售渠道，徽商便崛起為財力雄厚的商幫，杭州也成為徽商的老根據地。
紅頂商人胡雪岩就是出生在徽州績溪，13歲跑到杭州打拼，可謂是徽商成長路徑的典型代表。
如果說杭州是長三角的南部重心，那麼揚州則是長三角的北部重心。
我們前文說，揚州是大運河和長江的交匯點，自從唐朝時就是繁華的商業名都，但鎮江也有類似的地位，憑什麼鎮江就不如揚州有名呢？
答案很簡單，揚州在長江以北，緊鄰蘇北的淮鹽產地。
歷朝歷代食鹽都是緊缺商品，而“煮海之利，重於東南，兩淮為最”，那些鹽商們在鹽城、淮安一帶采購到食鹽以後，總要找個食鹽存放點吧，總要找個貿易點吧，總要給資本找個安身之所吧？
那麼自古繁華的揚州，便是最佳選擇。
於是揚州不僅接收了大運河的貿易紅利，還能接收整個長江流域的貿易紅利，更能接收兩淮鹽商的資本。
這樣的城市不繁榮，才是違反客觀規律的。
此外，蘇州、無錫、常州也是運河流過的地方，這些地方原本就是水網縱橫、農業繁榮的沃土，有了大運河的加持，更是一發不可收拾。
蘇州憑借優越的地理條件和經濟地位，和杭州比肩而立，號稱“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常州的經濟不如蘇州，但在本土農業和運河商業的助攻下，依然誕生了“青果巷”之類的江南勝地，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瞿秋白、晚清首富盛宣懷、語言學家趙元任和周有光、新中國司法部長史良等名人，都出生在青果巷。
一個小巷子能產生這麼多名人，和毗鄰大運河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造成的經濟條件有極大關系。
四、
萬事皆有始終。
隋唐大運河的衰落，導致長安、洛陽、開封等城市的衰落，而近代以後京杭大運河的衰落，也導致大運河沿岸城市的衰落。
1853年，太平天國攻占南京，從長三角到北京的漕運被迫中斷，兩年後黃河改道，大運河山東段逐漸淤堵廢棄。
為了獲得長三角的錢糧物資，大清決定放棄漕運，改由海路運輸。
失去漕運功能，大運河便失去大量的貨物流通，而且大清不依賴大運河了，也失去了維護大運河的動力，於是京杭大運河到處淤堵，連日常的商業貿易都不能順利進行。
至此，大運河結束了千年來的使命，沿岸的經濟總量日漸減少，那些依賴運河的城市也迎來衰落的命運。
在新的歷史進程中，新崛起的城市是靠近海運、又和歐美國家直接接觸的東部沿海城市，例如上海、廣州、天津等等。
除了蘇州和杭州等底蘊深厚的城市，能融入新的歷史進程以外，揚州、淮安、臨清等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和洛陽開封一樣，重新回歸到省內的地域性城市。
不過，也不用覺得可惜。
長安、洛陽那麼輝煌的城市都衰落了，揚州、淮安、臨清憑什麼不能衰落，紅紅火火的過了大幾百年，也夠本了，多少城市連一百年都沒紅火過呢，就那麼默默無聞的混著。
總的來說，隋唐之後的中國經濟史，就是一部大運河的歷史，大運河走到哪裏，哪裏就能富庶，大運河離開哪裏，哪裏必然衰落。
一條平平無奇的大運河，決定了數百座城市的興衰，也改變了千萬人的命運。
這段歷史也深刻說明一個道理——要想富，先修路。
有了順暢的交通運輸，貨才能走進來，人才能走出去，貨幣才能流通周轉起來，然後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機會和就業崗位，大多數人才能過上更好的生活。
從這個角度來看，新中國的鐵路建設和公路進村，絕對是劃時代的偉大工程，這些縱橫交錯的陸路交通，就是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基石。
而每年開行1.6萬列的中歐班列，則打通了歐亞大陸的陸地聯系，不僅可以給沿線的國家和城市帶來希望，也可以做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經濟基礎，為整合歐亞大陸的經濟埋下伏筆。

《京杭大運河，如何改變了城市的命運？》完，請繼續朗讀精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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