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李國學陳曉宇」對中東歐地區投資的機遇與風險第「李國學陳曉宇」對中東歐地區投資的機遇與風險

《「李國學 陳曉宇」對中東歐地區投資的機遇與風險》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在逆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國與中東歐地區具有較高的經貿合作契合度，雙邊投資合作空間較大。傳統基礎設施建設依然是未來幾年中國對中東歐地區投資的一個重要領域。中國也面臨中東地區內部與外部的投資風險。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要努力提升國際化經營管理能力和市場駕馭能力，以降低相關的政治和經營風險。對中國企業來說，資源、區位和政策等方面優勢造就了中東歐地區巨大的投資空間，但來自區域內外的經濟和政治因素也使對外投資面臨一定的不確定性。中國對外投資企業要努力提升國際化經營管理能力和市場駕馭能力，以降低相關的政治和經營風險。一、中東歐地區具有相對較好的投資環境中東歐地區涵蓋中歐、東南歐和波羅的海三個地理區域，所涉及國家主要有前蘇聯控制的16個歐洲前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後來加入的希臘。在“一帶一路”沿線的65個國家中，中東歐國家占據1/4席位。從地理位置上說，中東歐地區具有東聯西通的地緣優勢，是我國從陸上進入歐盟市場的橋頭堡。從營商環境方面看，中東歐國家經濟轉型較早，已建立了相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社會秩序良好，法律體系相對健全。特別是一些中東歐國家在加入歐盟後科技創新水平也有所提高。例如，2018年歐盟綜合創新指數顯示，愛沙尼亞屬於強力創新國家；捷克、斯洛文尼亞、立陶宛、斯洛伐克、匈牙利、拉脫維亞、波蘭、克羅地亞與塞爾維亞等9個國家屬於中等創新者，居於歐盟的平均水平；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屬於一般創新者，再加上北馬其頓，這三個國家創新水平低於歐盟平均水平。二、中國對中東歐地區直接投資還有較大增長空間在逆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國與中東歐地區具有較高的經貿合作契合度，雙邊投資合作空間較大。當前，發達國家貿易投資保護主義盛行，全球經濟增長低迷，中國和中東歐地區都在積極尋求發達國家之外的國際生產合作。一方面，面臨著全球生產鏈脫鉤風險，中國需要進一步加強“一帶一路”沿線區域生產網絡合作。另一方面，歐盟一體化進程也受到逆全球化沖擊，中東歐國家紛紛開始尋求與亞洲國家合作。目前，中國與中東歐地區建立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合作關系，成為中國所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典範。“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促進全球共同發展繁榮的“中國方案”，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發展原則，有利於促進中國與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對接與融合。特別是2017年中國同中東歐16國（不含希臘）共同發表了《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布達佩斯綱要》，並且成功地完成了與中東歐16國“一帶一路”合作協議的簽署，為中國與中東歐地區投資合作創造了良好條件。近幾年來，在“一帶一路”倡議和“17+1”合作框架下，中國與中東歐的經貿合作關系也步入了快車道。例如，在國家層面上，中國與波蘭和塞爾維亞建立了全面戰略夥伴關系，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友好城市又進一步細化了各領域的交流合作。截止2018年，我國企業在中東歐國家建設境外經貿合作區共計7個，其中匈牙利擁有2個物流合作園和一個重工業園，塞爾維亞擁有一個物流合作園和綜合產業園，羅馬尼亞和波蘭分別設有輕工業園和物流合作園。2019年寧波舉辦了首屆中國-中東歐國家博覽會，形成了“一會一園四片區”的中國-中東歐發展戰略格局。但是，中東歐地區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占比依然較低。雖然“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我國對中東歐國家直接投資基本上呈現上升態勢，由2013年的1.03億美元上升至2018年6.05億美元，2019年直接投資也達到了將近5億美元，但是中東歐地區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中所占比例依然較低，最高也只有3.38%，如圖1所示。此外，從單個國家來看，我國對中東歐國家投資額依然偏低。以2019年為例，我國對匈牙利和波蘭的直接投資額分別為1.23和1.12億美元，對波黑、黑山、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塞爾維亞、捷克和羅馬尼亞的直接投資額保持在0.1至1億美元之間，對阿爾巴尼亞、愛沙尼亞和保加利亞的投資額均低於0.1億美元，對馬其頓和斯洛伐克的投資額均為負數，如圖2所示。
三、中國對中東歐地區直接投資的機遇在2015年11月簽署的《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中期規劃》中，中國與中東歐16國確定了經濟合作、衛生合作、互聯互通合作，文化、教育、青年、體育和旅遊合作，科技、研究、創新與環保合作等宏觀方面合作，以及產能和裝備制造、金融、農林與質檢等具體產業領域合作。從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來看，未來幾年中國可以重點在以下領域與中東歐加強投資合作：傳統基礎設施建設依然是未來幾年中國對中東歐地區投資的一個重要領域。普華永道2017年發布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研究報告認為，相對落後的基礎設施是制約中東歐地區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到2025年，中東歐地區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總資金需求大約為6150億歐元。對“一帶一路”沿線地區而言，傳統基礎設施是“互聯互通合作平台”的載體；對中國而言，傳統基礎設施也是實現國內大市場與國外市場相互促進的前提條件之一。中國應與中東歐地區國家一道，創新投融資模式，利用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強大優勢，推動區域生產合作和“一帶一路”沿線大市場建設。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是未來僅次於傳統基礎設施建設的另一個重要投資領域。目前，中東歐國家數字化水平相對較低，根據歐盟智能化分析評估結果，中東歐國家中只有斯洛文尼亞、捷克和愛沙尼亞達到歐盟平均水平。針對這種狀況，一些國家開始注重人工智能、生物技術等高科技領域的發展。例如，愛沙尼亞發布了《2019-20121年國家人工智能戰略》，主要關注各種社會部門的AI應用以及相關法律體系的構建和完善；捷克、克羅地亞、立陶宛和匈牙利則重點關注數字化建設發展，加大研發領域投入，打造真正的智能經濟、智能社會。我國在5G技術、人工智能、互聯網、移動支付等領域的發展日趨成熟，甚至走在了世界前列，而且與發達國家在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領域強烈的投資保護主義相比，中東歐國家在這些領域則相對開放。中國相關企業可以在中東歐國家加強上述領域投資，尤其在5G、工業互聯網、智慧城市領域不斷開發新的網絡消費形態和服務場景，幫助沿線國家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數字鴻溝。此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還應關注中國短缺的能源和礦產資源，以及中東歐國家產能不足的傳統產業領域。例如，波蘭和塞爾維亞的礦產資源，羅馬尼亞的石油和天然氣，拉脫維亞的物流，斯洛伐克和波蘭的生物醫療，保加利亞的農業、食品加工和紡織服裝等。四、中國對中東歐地區直接投資的風險雖然中國與中東歐地區具有較高的經貿合作契合度，但也面臨著來自地區內部和外部的投資風險。在經濟方面，中東歐各國國情不同而且市場規模較小，區域層面缺少相互協調的經濟發展戰略。目前，這17國依舊各自為政，彼此之間還沒有形成內部統一的大市場，但市場准入規則卻像歐盟一樣嚴格。例如，一些國家對企業資質和海外技術人員資格要求較高，認證程序複雜，當地利益集團對中資企業限制較多等。 在政治方面，中國在中東歐地區投資也可能受到歐盟、美國和俄羅斯的影響。例如，中國與俄羅斯建立了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系，而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則對俄羅斯持全面敵視態度，在政治、經濟和社會事務上與俄羅斯糾紛不斷；為了聯美抗俄，這些國家也可能引入美國勢力，但當前中美在政治、外交方面也存在分歧。此外，中國在中東歐地區影響力擴大也可能引起歐盟焦躁和不安。總之，對中國對外投資企業來說，中東歐是一個具有較大潛力和希望的投資區位，但在中東歐地區投資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要努力提升國際化經營管理能力和市場駕馭能力，以降低相關的政治和經營風險。（本文發表於《進出口經理人》2021年第5期。作者：李國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陳曉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碩士生。）
《「李國學 陳曉宇」對中東歐地區投資的機遇與風險》完，請繼續朗讀精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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