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蘇州園林與刻帖：明清時期文人雅士所留下的文化寶藏第蘇州園林與刻帖：明清時期文人雅士所留下的文化寶藏

《蘇州園林與刻帖：明清時期文人雅士所留下的文化寶藏》
亭下閱史23:34明清時期蘇州園林刻帖之風興盛，以留園、怡園、獅子林為代表，其歷任園主皆組織刊刻了數部法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從時代背景上來看，明清時期蘇州造園活動的興盛程度達到歷史頂峰，從人文背景上說，造園的群體大部分為有一定文化修養的文人士大夫。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明清時期的社會思潮、文化氛圍、經濟物質等諸多因素。
一、明清時期的蘇州園林與刻帖（一）明清時期的蘇州園林晉代陶淵明筆下的《歸園田居》追求的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自然野趣與居住遊樂皆宜的園林環境，這便與蘇州園林園主們所追求的田園隱逸生活不謀而合。明清時期蘇州園林以私家園林為主，園主絕大部分都是具有一定文化修養的文人與士大夫，他們中的一些經歷了宦海沉浮、仕途失意，因此，在隱退、修身、藏拙等意念下傾向於尋求一種賦詩飲酒、世外桃源般的隱逸生活，找尋一個充滿人間情趣且雅致的生活環境。因此，將現實與隱逸結合的蘇州園林無疑是實現他們的精神寄托和人文理想的最佳選擇。明清時期蘇州的造園風潮始於明中期以後，在明中期以前，雖說蘇州是全國經濟重心的重中之重，但人們在消費習慣方面卻仍以節約為主。而節儉的消費觀念於明代中後期發生了轉折，此時造園之風興起，大部分高官士紳均熱衷於進行造園活動。究其原因，除了有賴於發達的經濟環境，文化風俗也極大的影響了蘇州地區的造園活動。可以說，經濟能力僅僅是造園活動的基礎條件，而文化風俗與社會風氣的變化則是文人階級消費觀念發生轉變的象征。另一方面，園林還被寄托著文人階層的隱逸的情懷，在城市中達到理想的隱居狀態，既能保持著精致的生活習慣，又能不失隱居的美德。園林的出現打破了原先人們對隱士居住環境簡陋的認知和看法，創造出了一種新的隱居者的居住環境，這可能也是文人階級熱衷於造園的動力之一。蘇州園林作為一個帶有生命情調和生活意趣的私家園林，必然伴隨著園林園主們的人文追求，於是包括書法在內的文化藝術作品便成為了他們在建造園林時必不可少的建構要素，書畫藝術品在園林裏的陳列和布置，將不同的藝術相互融合與吸收，使園林成為一個集實用性、精神性和藝術性功能的綜合體，達到可居、可玩、可賞的目的。
（二）園林刻帖的界定與興起蘇州園林中，凡將法帖與名家書詩圖文鐫刻在條石上的統稱為“書條石”，一般均為青石材質，以長方形石塊最多，尺寸長約1米，寬約40厘米左右，通俗的來講，書條石是蘇州人對蘇州園林內刻帖的一個統稱，屬於碑刻的範疇。書條石作為蘇州園林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刻帖的一種全新的展示方式，它不僅蘊涵著極高的書法藝術價值，也隱藏著文學與社會史的價值，並且可以通過刻帖，來窺見當初的園林園主們，甚至是吳門地區文人階層的風雅精致的生活方式。書條石在園林裏的產生與興起，大致可以歸結於以下兩部分原因：其一，清玩文化的發展。何為清玩？清玩一詞最早出於《翰墨志》：由此可知，清玩一詞多指代書畫、金石、古器、盆景等這些可供玩賞的清雅的玩品。到明中期之後，資本主義因素開始萌芽，經濟進一步發展，這樣的時代背景和經濟環境就為文人們提供了良好的經濟基礎，造園之風較從前有明顯提升。同時加之“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出現，他們的作品打破常規，在擷取唐宋名作的基礎上另辟蹊徑，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吳門畫風，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以及不得不提的是在當時眾多的造園者中，不乏明四家的子孫，如：文彭、文嘉等，因此，他們的繪畫理論或技巧都被直接間接地運用到造園之中，這也是情理之中的。而《園冶》、《長物志》等造園專著的出現，更是推動了蘇州造園水平的新發展。其二，私帖的興盛帶動了刻帖的發展。明代蘇州地區的經濟狀況較為發達，優良的經濟狀況為私帖的刊刻提供了物質基礎的同時，也促進了文人階層想要提高生活品質的意識和對精神生活的追求。毫無疑問，書畫藝術是最能展現出文人階層日常娛情翰墨的風雅生活的方式和途徑，因此帶動了蘇州的文人士大夫們摩刻名帖的熱情，同時還催生了大量的刻帖高手，極大地推動了書法藝術的發展。
二、刻帖於蘇州園林的意義刻帖是引導深化造園的重要因素，因園主個人風雅情懷喜好的引導下，集古今石刻，環所居壁間，朝夕相對以自娛，他們之間的交遊更是對他們的造園觀產生巨大影響，此後的他們便會會傾其全力收集尋覓法帖石刻，會盡心將有文化藝術價值的詩文刻成書條石。刻帖作為蘇州園林建設中的一種“器物”，既是園林建設中的組成部分，也是蘇州園林獨有的一項建設景觀。將書法藝術運用到造園之中，是明清時期蘇州園林建造的一大風格特點，並將其應運到園林的亭、台、樓、閣、廊、軒等各處，使其產生火花，換句話說，蘇州園林的空間建造受到刻帖的激勵作用而生成巨大的文化藝術境界與氛圍。刻帖作為書法藝術的一種載體，深化了園林建築空間的文化內涵，使園林本身的建築空間與書法藝術產生滲透與交融，提升了園林的空間藝術氛圍。它不止是一種“器物”，一種建築物中的裝飾品，更是一種體現人文底蘊、升華建築景觀意境的一種方式方法。蘇州園林中以建築、花木和山水等為基礎元素，通過“布局自由”、“季相時景”等藝術手法，構成了最基本的園林藝術，刻帖作為園林建造的精神構建元素，與園中其他各元素之間互補交融，共同營造出了行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境界，對於提升人們的藝術審美層次，發揮了積極的能動作用。刻帖與園林建築空間的關系也深受藝術審美心理的積極影響，在人們感知書法藝術的同時，同時能聯想上升到園林建築空間景觀的層面，藝術審美心理在文化精神與建築空間環境這個載體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使得刻帖與蘇州園林建築空的關系得到了內在的升華。刻帖強化了園林建築空間的風格，即在有限的空間內，選擇與之相適應與匹配的刻帖作品，以達到物質性與精神性空間的互動與共振，彰顯出蘇州園林的人文內涵與人文精神。
三、蘇州園林中刻帖的傳承與影響（一）刻帖對吳地書法創作風格的影響書畫家和收藏家們常常在園林內組織雅集活動，一起品鑒書畫，杯酒酬唱，品題吟詠，進行交流。而文人階層的交流活動，不僅促進了他們自己本身藝術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吳門地區書畫藝術興盛的重要原因。明朝永樂年間後，朝廷對吳門地區文人們的鉗制逐漸放松，集天時、地利、人和這三要素，“吳門書派”崛起，規模空前絕後，前有沈周、吳寬為代表，後有徐有貞、李應禎，再到祝允明、文徵明，在他們的帶領下，刻帖的收藏範圍從晉唐至宋元，皆有涉獵。與皇家極力推崇的台閣體審美趣味不同，吳門地區的書家熱衷於宋代及其以前的書法作品。以沈周為例，他藏有林逋的《手劄二帖》、鐘繇的《薦季直表》、黃山谷的《經伏波神祠卷》等；文徵明藏有孫過庭的《書譜》、蘇軾的《前赤壁賦》等；吳寬則收藏蘇東坡的書法作品。從收藏刻帖的喜好來看，吳門書派書家們的審美趣味更偏向於超然曠達、自由獨立的書法風格。縱觀吳門書派前中期的各位書家書風，均與其收藏的刻帖有著密切的聯系，但風格又不完全統一。在追求清朗、求真、自由的審美趣向下，吳門書派的書家們又展現出了他們不同的風格意趣，使明代的書法藝術進入繁榮時期。（二）刻帖的保存與刻碑技藝人才的培養以書條石為代表的園林刻帖是蘇州園林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作為蘇州園林的寶貴財富，它們曾是各個園主精心挑選摩勒上石後細心呵護的瑰寶，如今當我們徜徉於嵌滿書條石的園林廊壁之間，依然能感受到當時濃鬱的文人氛圍和墨韻飄香。不過如今蘇州園林的性質與歸屬由之前的私有制變成了如今的公有制，刻帖的保存與保護應當被及時重視起來。蘇州園林裏的大部分書條石皆嵌在園內的廊間壁上，這樣位置擺放雖說受風雨侵蝕的概率較小，但也免不了日曬光照，逐漸慢慢風化。因此，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修複蘇州園林時，便為這些書條石定制了木框玻璃罩用來防塵，這些玻璃罩雖然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但依然存在些許的問題。刻帖之風興起後，隨著時間的流逝和各種變故的存在，大部分原碑均已失傳，賴以拓本的形式才得以保留和流傳，因此拓本可以說是保留碑刻的一個較好的途徑，並且如果從拓本質量優劣的角度去衡量，早期的拓本質量會優於後期的拓本質量。為此，與之相關的技術性人才也是不可或缺的。想要保護和傳承好蘇州園林內的刻帖，除了需要給予足夠的重視之外，與其密切相關的摹刻、傳拓技術和工藝也亟需保護起來。因此，相關部分應當引起重視，將園林刻帖的保護納入工作日程，定期進行全面的清理維護，同時，加大對摹刻傳拓工作者的培養，如今蘇州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員日趨減少，面臨著後繼乏人的危險，市場不大，收入偏低，且工藝技術含量高，又需要極好的耐心，都影響著摹刻傳拓技術的傳承，若再不重視拯救，這些技術將日漸消亡。蘇州園林刻帖是前人留下的珍貴遺產，它凝聚著明清時期文人士大夫的生活追求，同時在書法史上也具有珍貴的價值，值得重視與研究。只有從刻帖本身、拓片的保存與傳播及技術人才的傳承這幾方面多管齊下予以重視，對園林中的刻帖進行有效保護，並將園林中的書法文化進行弘揚與傳播，才能使其成為蘇州園林可持續發展資源的一部分，將吳門地區的傳統文化繼續大綻光芒。
結語蘇州是全國第一個頒發為“中國書法名城”的城市，作為書法名城不僅因為歷史上出現過“天下法書歸吾吳”——吳門書派的輝煌，湧現出大量名聞邇遐的著名書家，它還包括了蘇州在書法藝術鑒藏與園林書法。蘇州園林中的刻帖已成為書法藝術陳列的重要載體，成為蘇州這個城市不可或缺的精神性建構要素，成為書法普及與繁盛的一個要標志。從刻帖與園林的種種關系，可知園林的構建者為使人文精神在視覺上得到最佳的展現，在構園的立意、審美、詩文等表達上，使書法刻帖成為園林與傳統人文精神之間最為重要的媒介和載體。
《蘇州園林與刻帖：明清時期文人雅士所留下的文化寶藏》完，請繼續朗讀精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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