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奶追星”被封殺，但更激情的一幕卻無形放大 | 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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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妮妮 | 華東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導讀近期，風頭正勁的選秀綜藝《青春有你3》由於粉絲“倒奶打投”事件而被責令暫停錄制。事情起因來自網絡流傳的一則短視頻：幾位中年人把大量瓶裝奶制品倒入溝渠，只留下瓶蓋。這種驚人的浪費行為因粉絲追星而起——選秀節目規定微信掃碼贊助商飲品的瓶蓋，就能為給自己心儀的參賽選手投票，“打投”心切的粉絲於是雇傭工人專門倒奶收集瓶蓋。

如今，粉絲集資刷榜沖人氣以幫助偶像出道的做法，已成為追星年輕人的“常規操作”。如何理解飯圈行為模式及其背後的產業和社會變化？本文關注“粉絲群體”與“愛國主義”從對立到走向密切結合的現象。

作者分析：粉絲活動這一私人領域的個體娛樂消費需求，如何轉換成一種集體性的“權利”需求，又進而與特定政治議題對接？
中國的互聯網投資者有意識地利用粉絲的抱團傾向，將其嵌入到主流的商業文化中。“粉絲”於是不僅僅是一個顯示個人趣味的身份，而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經濟身份，支撐了一個龐大且擴張中的主流商業模式。這一利潤驅動模式推動粉絲不斷進行無償的“數字勞動”，不過，也存在著有意識抵制收編的粉絲群體。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3期，原題為《“私人利益”向“政治參與”轉變的“粉絲路徑”》，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私人利益”向“政治參與”轉變的“粉絲路徑”

互聯網自誕生以來，一直在重構“政治參與”的內涵和邊界。尤其是青年群體，一方面對現實的規範參與程序顯現出冷漠，但同時又在互聯網平台上積極且日常化地參與政治議題的討論。如果說最初的互聯網是青年精英用來表達既有的明確政治參與議程的虛擬工具，那麼隨著當前互聯網對大眾青年生活的深入，它已經成為了青年的公共交往規則、習慣乃至文化。換言之，互聯網不僅在終端發揮作用，更重要的是深刻影響了青年從“私人”轉化為“政治人”的過程。例如，在近年來受到研究者和傳媒觀察者關注的“粉絲愛國主義”（或被稱為“粉絲民族主義”），就能夠反映出這一轉化過程在互聯網社會中的特殊表現。所謂“粉絲(fans)”，一般指特定娛樂明星符號的深度愛慕者和消費者，常被認為是“淺薄、浮華的商品文化的統治”的反映。“粉絲愛國主義”一般有兩個層次的含義：初步的層次是青年以“××粉絲群體”的名義參與到愛國主義議程；進一步的層次是用“粉絲思維”來重構愛國主義內容。
這個行為實現了娛樂的“私人”身份與“政治大敘事”議題的“反常”結合，娛樂在此對“大敘事”是重構而非解構。
如果從這個“反常”點出發，那麼“粉絲愛國主義”的重點就不只限於其內容表現本身，而同時也反映出私人領域的娛樂訴求轉化為政治領域“大敘事”主題的中間，有著獨特的互聯網結構性路徑和過程。

簡單來說，互聯網的社群經濟商業模式把粉絲從私人消費者轉變為“數字勞動者”群體，群體所面對的經濟結構矛盾帶來組織、集體表達和有意識的自我賦權行為。這就構成粉絲參與的獨特“社會基礎”，成為娛樂訴求向政治大主題轉換的關鍵一環。在此基礎上，外部條件推動粉絲的利益議程與既有的網絡愛國主義議程對接，導致兩者相互重構。這樣一個娛樂消費結構下的“私人”染上“政治人”色彩的過程，是基於多種力量和因素的互動連鎖而“出現(happen)”的，內在地反映了互聯網社會中青年政治參與的結構自主性。就如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的形象表述：“網絡世界的政治後果根本不是矽谷所期望的只有網絡能打敗網絡”。

▍“粉絲愛國主義”的結構視角

“粉絲(fans)”作為圍繞人格化的“明星”符號進行“沖動”“非理性”的情感消費群體，是大眾娛樂文化高度發達的產物。大眾娛樂帶給我們的通常印象是解構政治的“娛樂至死”，粉絲也就一般被視為疏離公共參與的群體。雖然也有研究將粉絲視為有參與性和生產性的亞文化群體，但通常關注它對“大敘事”的解構。因此，表現粉絲群體與政治大敘事結合的“粉絲愛國主義”就顯得“反常”，從而受到研究者注意。一般而言，反映“粉絲愛國主義”的事件主要集中在兩類：一類是面向外部的行動，即在涉及到國家統一等重大問題上，網民通過粉絲群體的渠道組織起來，在海外媒體平台上展開信息傳播、抗辯，以及用表情包等符號解構“對手”的話語體系等行動——也被網絡語言戲稱為“出征”；另一類行動則是在群體內，針對明星或粉絲個人/團體的不當言行進行抨擊，進入2010年後頻發的“抵制台/港獨藝人”事件，以及2018年的“潔潔良”事件等都是例子。在這些實踐的基礎上，“粉絲群體”與“愛國主義”的結合又進一步重構了“互聯網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文化生態，“催生了一種獨特的像愛護愛豆(idol)一樣愛國的‘粉絲民族主義’(fandom nationalism)現象”
。目前的研究更多地把重點放在“粉絲愛國主義”的內容上，關注它作為互聯網青年政治態度與官方體制導向合意的反映，因此主要探討的是“粉絲愛國主義”態度內在的文化特質。現有研究深入探討了“社會結構性情緒（在粉絲文化中的）內化和映射”，分析了如政治娛樂化、文化身份認同、消費民族主義、官方引導等機制，凸顯了特定文化態度對“愛國主義”議題的“制造(make)”。

不過文化研究主要闡明的是“粉絲愛國主義”內容的文化構造和文化心理，但一種潛在的文化態度並不會必然轉化為大規模的集體參與的後果。因此，本文嘗試將關注重點轉移到粉絲個體通向“粉絲愛國主義”這類群體行動的過程上。從實踐上看，粉絲群體的參與議題中也包括與愛國主義在“文化氣質”上看似完全相異的表達，而參與者卻有大範圍的重合。但是，相異的表達內容又都反映了一個共性，即娛樂需求構成了互聯網政治參與的強動機
。換言之，不是某個已經有著明確參與意識和訴求的群體借助娛樂話語/形式來塑造自身的參與行動（這常被稱為“政治娛樂化”），而是原本疏離政治的群體投入到積極的政治參與行動中，對“大敘事”進行重構而非解構
。由此，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粉絲（活動）”這種私人領域甚至是隱私領域的個體娛樂消費需求是如何轉換成一種集體性的“權利”需求，又進而與特定政治議題對接的。
通過分析個人私益到集體參與之間的這一“粉絲路徑”，或可以進一步幫助我們探討互聯網青年群體組織出現的邏輯以及特定政治議題顯現的路徑。

隨著互聯網2.0技術應用的普及深入和互聯網3.0技術應用的初顯，互聯網已不是一個簡單用於實現現實議題的替代性工具，而同時也是新議題生成的環境。作為一種媒介技術，互聯網“固有的物質結構和符號形式發揮著規定性的作用，塑造著什麼信息被編碼和傳輸，如何被編碼和傳輸，又如何被解碼”，從而構成“一套制度，這些制度的組織結構反映了該技術促進的世界觀”。互聯網2.0就成為一個容納“需求”到“參與”全過程的社會化空間。如此，“娛樂”在這個環境內就有可能脫離現實社會所賦予它的固定位置，成為新行為的結構性“規則和資源”。娛樂消費內容在互聯網生活中絕對的優勢（見圖1）使得“娛樂”的社會意義從一種個人化的“休閑”升級為一種群體化的基本的“權利”。娛樂需求的“權利化”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娛樂內容的分類、對娛樂資源的占有程度，以及運用娛樂符號的能力和方式等都成為定義我們互聯網身份和劃分群體歸屬的核心標准之一。另一方面，由於互聯網娛樂內容的巨大收益前景和對青少年的潛在影響，現實社會的強勢力量也積極地參與到娛樂內容的生產、傳播和治理中。
但這些強勢力量被多元化和去中心化的互聯網媒介環境中介後並不能完全複制現實，而是被動態地重構。這就使得青年通過參與娛樂生活直面複雜的社會力量結構，但同時又可以參與到其互動中，娛樂生活空間由此成為一個互聯網權利意識的實踐場所。青年的組織與參與行動受到娛樂生活空間的“結構關系制約”，同時“按照自己在行動中不斷產生的新要求來調整行為規則和社會制度，進而使社會結構發生變化”。青年政治參與的議程，如“粉絲愛國主義”，也就在這樣一個結構化的動態過程中“出現(而非制造)”。

▍“社群經濟”下粉絲日常身份的轉變

如前所述，互聯網娛樂資源理論上可能構成劃分互聯網群體“社會身份”的核心標准，而互聯網粉絲經濟特殊的“社群經濟”商業模式，使得這一理論可能性在粉絲身上實現，將粉絲個人轉變為具有共同身份和行為模式的“數字勞工”，從被動的消費者轉化為具有主動生產性的“勞動者”。所謂“社群經濟”，是互聯網娛樂投資者有意識地利用粉絲“趣緣群體”的結果。在前互聯網時代，粉絲會基於共同的情感對象而自發結合為“趣緣群體”，但這種群體是內向、封閉和亞文化性質的。然而，中國的互聯網投資者有意識地利用了粉絲的抱團傾向，把基於粉絲趣緣的社群打造為粉絲經濟結構的核心部件。
簡言之，在這個模式下，通過加強明星與粉絲之間的互動，把粉絲社群塑造為“連接偶像、粉絲、消費者及商家等的商業平台粉絲、偶像、商家及普通大眾都可以直接對接需求、資源、產品和服務，從而創造出更多元且更有效的產業合作方式”。由此，粉絲不再是邊緣的亞文化群體，而是被外力嵌入到主流的商業文化中，粉絲群體的行為也就不再是自發和內向的，而是受到商業模式推動的結構性或者說“(准)制度化”的行為。同時，粉絲群體也隨著這種商業模式及文化的複制和擴張而不斷擴大，覆蓋了越來越多的青年網民。“粉絲”就不僅僅是一個顯示個人趣味的身份，而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經濟身份。
換言之，一個粉絲就從私人領域被拖入到經濟社會領域。

當粉絲從消費者成為經濟社會領域的生產者，這就涉及生產者的主動性問題。在大眾娛樂文化興盛的美國，嘗試挖掘粉絲的生產性(productivity)、參與性(participation)政治潛力的研究並不少見。更有學者認為在互聯網媒介環境的“融合文化”（多種媒介平台、媒體產業和受眾遷移行為互動融合）條件下，受眾不僅分享了更多的媒介使用權，同時獲得更多參與文化生產的主動權。但這些研究更多強調的是粉絲群體的“亞文化”身份，即從“邊緣”的地位以一種“遊牧”的方式對“大敘事”構成挑戰。而在中國互聯網社會普及且“（准）制度化”的“社群經濟”條件下，“粉絲”已不是“遊牧”的亞文化群體，而是在巨大且包括多元權力關系的商業平台上有序運作的勞動者。他們日常最容易感受到的，與其說是深邃的文化矛盾，不如說是更直白的勞資關系。粉絲參與性的“社群經濟”在我國互聯網娛樂領域的飛速發展，依賴於資本市場的龐大與專業內容生產能力相對不足之間的張力。一方面，“粉絲經濟”規模飛漲，利潤豐厚。2018年，單在微博平台上，“全年娛樂活躍粉絲已將近7500萬”。而據另一機構統計，“2018年偶像產業市場規模達到604.5億元預計2020年，規模將達1000億元2018年粉絲經濟市場規模達到450億元”。但另一方面，作為後發的工業國家，我國龐大的互聯網商業資本缺乏像歐美日韓那樣強勢的內容生產能力。與之相對，投資者同時也意識到，本應是被動消費者的粉絲卻蘊含一定的“專業性”潛力：在微博活躍粉絲群體中，本科/大專學曆占71.2%，碩士及以上占5.6%；而且他們“有組織、有紀律、分工明確，各司其職，技能和專業程度不輸明星團隊”。因此，在促進粉絲消費的同時，也激勵他們的主動生產，成為中國“粉絲經濟”的自然選項。

“基於大公司架構的互聯網平台在發展中必然會受制於這些大公司的資本積累模式,因此也就必然會對互聯網使用者的勞動進行剝削。由於互聯網使用者的大部分行為都是無償的,因此實際上是這些勞動成為了互聯網公司利潤的直接來源”。
這就是傳播政治經濟學中的“數字勞動”概念。目前來看，粉絲群體無償生產勞動的常態化和普遍化，是中國互聯網社會的特有現象。
粉絲群體的這種“經濟身份”對他們的公共和政治參與帶來了潛在影響：首先，這意味著群體規模的龐大，參與會帶來較強的社會效應。其次，這意味著參與的具體內容未必與經典粉絲亞文化研究中觀察到的內容一致。
最後，作為一個常態化結構下規模龐大的經濟勞動者群體，其參與的後續影響會比“亞文化遊牧群體”更具有持續性和累積效應。

▍從“勞動”到“表達”：粉絲的組織化與日常參與

互聯網“社群經濟”結構把粉絲從私人消費者轉變為經濟社會領域的勞動者，如此一來，粉絲的娛樂需求就轉化為一種“勞動者”的利益表達，從而為粉絲進入公共參與領域准備了條件。它一方面表現為粉絲內部組織化的高度成長，另一方面表現為粉絲的組織具有了一定的設置獨立議程的能力，並主動尋求與強勢商業力量的互動。如前所述，粉絲群體是“社群經濟”得以運行的關鍵，投資者與粉絲在娛樂內容生產的“專業能力”的倒掛必然要求粉絲群體持續付出並加強無償勞動。在這樣一個前提下，粉絲組織發展的推動力部分來自投資者和管理者的引導和塑造，典型的方式有直接成立官方粉絲協會、收編已經形成規模和影響的草根群體，以及激勵粉絲群體之間的競爭從而提升其組織度等，借助有效的組織和分工來提升“勞動”的效能。而在另一方面，作為“勞動者”對投資者和管理者的抵抗，部分粉絲群體也會自發地通過加強組織能力來強調主體性和自我賦權。

盡管粉絲群體尚是一個新事物，但已有的一些近距離觀察和民族志研究基本都認為組織性行為已經是它的一大主要結構性特征（表1），為粉絲的自我賦權和利益表達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能力基礎。首先，由於官方將大量內容生產和分配的任務交付給粉絲組織，個人粉絲就有了參與組織的強動機，從而使組織具有擴張性。其次，粉絲組織可以通過多元和便利的互聯網平台進行組織的內部建設和外部互動，從而形成了常態化的內部權力結構、功能分配和集體行動的規則。最後，組織化的權力會積極向外部輻射，與“社群經濟”各環節力量進行日常、複雜的互動。

表1 粉絲組織的結構要素和內容構成

粉絲群體組織化的行動能力積極的外向性盡管離不開投資者、娛樂產業人士和“精英粉絲”有意識地助推，但是，我們也能夠看到，一方面的確存在著有意識地抵制收編的自發粉絲組織，他們傾向於自主設置議程
；而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明星官方認證的粉絲組織系統內，大規模聚集的情感資源和在日常高密度的組織性行動中形成的責任意識，也容易帶來粉絲自行設置議程的失控傾向。表2嘗試列舉了部分常見的粉絲日常行動，並根據粉絲和資本/商業平台的關系，來劃分不同行動中粉絲主動性的強弱程度。若行動議題和方式完全由娛樂資本/網絡平台設置，則是主動性較弱的被動勞動，而若一些議題由前者設置，但粉絲行動的具體方式相對自主，則主動性為中；另一些議題和方式則展示了粉絲與資本/平台的議程之間的競爭和磋商，主動性為強；更有一些內容可被評估為極強，即粉絲自主設置議程並展開強組織性的行動，與資本/平台/明星團隊處於對抗狀態。

要言之，粉絲組織行動的內容展現出可觀察的差異性，從完全從屬於利潤機制安排到主張作為“生產（明星內容）者”的群體權利。“為長期在互聯網中參與維護自己偶像的網絡辯論，被訪者鍛煉出了豐富的網絡鬥爭經驗以及相關的媒介素養。有主張、有策略、有組織地參與的群體，恰恰是日常生活中深度進行粉絲活動的群體。”“經濟勞動”轉化為“公共參與”，這就為粉絲群體進一步涉足政治議題積累了條件。

表2 “粉絲”參與“流量明星”生產的部分積極行為及其主動性評估

▍日常參與習慣接軌政治議題的條件

如前所述，在“社群經濟”結構內部，投資者、專業團隊、利益相關的商業組織和多樣化的粉絲組織之間互動博弈的日常化，使得粉絲群體尤其注重自身和明星的整體“社會形象”，並會主動廣泛尋求外部資源來豐富鞏固之。這種日常的自覺就成為了粉絲最終超越“社群經濟”範疇而深入參與公共議程的“社會基礎”。同時，這也構成一種限制性的條件，即基於整體社會形象的建設，那些已經具備較為成熟的共識基礎，具有群體間公約數性質的“大敘事”議題更可能被粉絲群體內化。在這樣一個前提下，愛國主義議題與粉絲的對接，又有兩個具體的機制值得關注。一方面是草根的網絡愛國主義對粉絲利益的吸納，這是一些引人關注的公共事件的觸發機制；另一方面是一些官方組織加入了社交媒體平台，嘗試由規範化的單向信息傳遞向更靈活多樣的雙向交流轉型，這一行為給“粉絲愛國主義”帶來了日常性。

首先，在與網絡愛國主義的關系上，粉絲群體從早期的對象轉化為同盟軍。2019年，圍繞特定的國家主權和統一話題，粉絲群體與“帝吧”合流，在海外社交媒體上發表愛國主義主旨的意見、論辯和文化符號，這就是如今被廣泛所知的“出征”，也是“粉絲愛國主義”的一個標志性事件。但向前回溯，“帝吧出征”的第一次實踐(2010年)，就是針對國內韓國明星粉絲不理智行為的“討伐”；而在同時期，“腦殘粉”這一負面概念亦在互聯網流行，反映了互聯網公共領域對粉絲身份的拒斥。這種拒斥在愛國主義議題領域更是如此，因為在本土的互聯網明星大爆發之前，中國粉絲群體主要是境外強勢文化的被動接受者，這就使得在大眾輿論中留下了粉絲群體與“民族/國家認同感”及愛國主義對立的刻板印象。
然而，也正是因為這種傳統塑造的對立圖景，使得愛國主義這一政治的“大敘事”成為了距離粉絲利益最近的公共議題，成為當代粉絲群體在塑造自身及明星的正面形象時，特別是在“社群經濟”時代本土明星強勢崛起的情勢下的突破口。尤其是在近年的國際形勢下，粉絲對全球互聯網文化的日常接觸使其站在了矛盾的前沿。因此，一個成熟且越來越多地結合了互聯網青年文化特征的網絡愛國主義議題自然具備了吸納粉絲群體的力量，使後者由公共事件中的對象轉為同盟。

“出征”這樣極富新聞性的公共事件，反映了粉絲的實際利益需求，其與已有的網絡愛國主義脈絡合流，對應的是涉及國家主權和統一問題的各種突發事件。而官方治理組織的社交媒體賬號與粉絲群體的互動，則使得這一內容獲得了日常持續性輸出的形式，其中尤以“共青團中央”微博（以下簡稱“團微”）最為受關注。盡管不少研究和媒體報道都認為“團微”與“粉絲愛國主義”體現的是前者對後者的“動員”（“制造”），但是通過近距離考察我們可以發現，一些現象展示出兩者處於雙向的“互動”關系，前者參與了後者“出現”的過程。首先，可以注意到“團微”發布的很多愛國主義主旨的內容，特別是高點擊量和正反饋程度較高的內容中，實際是轉發網民的作品或化用粉絲文化要素。其次，粉絲將“團微”當作了監督明星或者是群體內不良行為的常態化渠道。其具體表現是：當粉絲在對明星和群體自身言行的日常檢討時，發現有違背國家統一原則，抑或對國家及民眾使用侮辱性詞匯這類錯誤言行，會傾向於在公開發布事件時在文本中“@共青團中央”，期望引起關注和回應。最後，“團微”並不是在任何時候發布愛國主義主旨的內容都會引起正面反饋，亦需結合特定的事件主題環境。這些日常現象反映了“團微”的角色以及這個角色在互聯網青年參與中能夠獲得顯著的正反饋的原因，即在於從現實層級治理中的“權威的引導者”轉化為互聯網社會結構中“互動的特殊參與者”。共青團作為一個在現實中承擔青年政治參與治理功能的群團組織，它的官方微博比較早注意到了2008年以來的網絡愛國主義的轉向和流行文化內容對年輕人政治參與的潛在影響，因此在議題選擇、語言修辭及內容整合等方面都表現出接近互聯網青年文化感覺和日常生活訴求的傾向。官方身份和青年文化適應策略的並存，使得“團微”一方面可以參與到粉絲群體的互動中，另一方面其官方身份則為粉絲群體中的愛國主義表達提供了激勵和正當化機制。但相應的，積極的互動策略也會削弱“團微”的權威性，因此它只是“粉絲愛國主義”出現過程中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而不是核心的決定性因素。

▍總結和餘論

近年，在世界範圍內，隨著互聯網擴大了政治參與的內涵和邊界，我們也見證了它給我們帶來的越來越多的超出預想的後果。互聯網媒介已經從現實政治參與的平面化“虛擬工具”，轉型為一個具有自主性的社會空間結構，互聯網政治參與的社會基礎可能同樣需要到互聯網空間自身去尋找，尤其對日常浸淫在互聯網生活中的青年而言更是如此。而本文希望通過“粉絲愛國主義”這一具體案例，對青年在互聯網社會中從“私人”轉化為“政治人”的結構過程做一個初步思考。無疑，青年網民特定的政治文化態度並不能完全用互聯網社會空間的因素來解釋，它有著更深層的現實社會基礎、國內外政治背景、傳統意識傳承和文化身份認知的基礎。不過，就政治參與而言，與分析政治文化內容本身的構成源流同樣重要的，是這種態度為何能夠作為顯性的日常公共議題或者公共事件而出現。實際上，當我們深入接觸粉絲個體或者小群體，會發現多樣化的認同，這涉及文化身份、性別、政治議題等，且都在一定程度上可分析溯源，但並不是都能形成互聯網公共領域可見的政治參與。而不同的文化態度在轉化為政治參與上的差異性，就涉及到互聯網社會結構內部的推動力。

基於這個問題意識，本文選擇了“粉絲愛國主義”這個主題，首先，因為“粉絲”是一個基於私人娛樂消費趣味的身份，這便於完整地顯示“私人”被納入政治領域的過程。其次，“粉絲”本是亞文化研究的範疇，即一般被認為是反“大敘事”的，但是愛國主義是一個“大敘事”議題，這種“反常”有助於我們觀察互聯網結構的自主性。由於本文意不在評判“粉絲愛國主義”的文化價值和社會影響，而在於考察這一主題為何顯現，因此重點關注的是粉絲的“共同利益”“組織性”和“議題參與常態化機制”形成的條件和過程。基於這一思路，我們首先可以注意到的核心條件是：中國粉絲群體的大規模形成完全是互聯網社會的產物，它所支撐的“社群經濟”模式是一個龐大且還在擴張的主流商業模式。因此，粉絲群體就不是“亞文化群體”，而是主流中的經濟群體。而同時，作為經濟群體，粉絲又處於弱勢地位，“社群經濟”的利潤驅動模式推動粉絲不斷進行無償的“數字勞動”，這就帶來了粉絲對自身的利益與權利的自發認知。
筆者甚至注意到，有比較多的粉絲（個體或組織）會自覺使用“資本”和“剝削”等概念來描述自己的處境。在“社群經濟”結構推動、自發的共同情感利益和自我勞動賦權的意識多重作用下，粉絲群體的組織化能力高度成長，商業資本、專業團隊、粉絲組織等行動者之間也展開了日常化的互動博弈。於是，粉絲又在經濟群體屬性基礎上成為了參與性群體。而粉絲群體自我認知中的弱勢地位（作為勞動群體的意識）和日常的危機感（喜愛的明星面臨激烈的形象競爭），會推動他們投入到更廣泛的公共參與議題中尋求認同。
在前期訪談中，有若幹的受訪者對筆者使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來描述他們的參與選擇。這就會導致粉絲作為有組織的群體更容易選擇能夠體現公約數的大敘事議題。而愛國主義作為一種有普遍社會共識的“大敘事”，與粉絲迫切的利益一致，加上官方社交媒體賬號對粉絲群體文化的適應策略和互動，就使得這一議題凸顯並常態化。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強調粉絲的娛樂動機是參與的起點，不等於將愛國主義定位為私益表達的工具。因為在“社群經濟”模式下，粉絲由私人到經濟群體再到參與性群體，粉絲的利益議程也從個人私益轉化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群體公益。這是它與愛國主義等政治議題對接的潛在前提，也是“粉絲愛國主義”能夠持續顯現的社會基礎。而由於粉絲群體這種在互聯網“社群經濟”結構基礎上形成的群體公益有其自主性，就決定了它與既有大敘事議題的對接不是單純的利用和被利用、收編和被收編的二元關系，而是在互動中重構彼此。單就“粉絲愛國主義”而言，我們就已經看到隨著越來越多的粉絲群體參與到該議題中，網絡愛國主義情感內容的具體構成和行為方式已經有了顯著的新特征。這種互聯網社會結構將“私人”轉變為“政治人”的過程，向我們展示了互聯網應該被作為一個與現實社會具有對等複雜結構，同時還會影響到未來現實社會發展預期的存在來看待。“互聯網的社會效應得以釋放，現實社會被網絡化殖民和重構這就引出了一個必然的邏輯結果：網絡治理是社會治理的題中之義。”因此，互聯網青年是現實社會的“未成熟者”，但又是互聯網社會政治參與的主力軍，對其政治參與的治理思路轉變，同樣是為未來完善現實治理所作的准備。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3期，原題為《“私人利益”向“政治參與”轉變的“粉絲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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