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從何而來？來自制度、資本和金融的解答｜財富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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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目由東方證券財富研究中心&博士後工作站與界面新聞聯合推出，隔周更新。

本期薦書人：陳達飛、陳燃萍、李志騫、趙宇、齊魯駿、範亞琴、肖佳文

一個社會，如果不再關心自己的既往進步，不久之後將會失去自己能夠在未來進步的信念。 兩百多年來，史學家們始終在追問：現代經濟增長是如何開始的？ 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分流”，以及發達國家之間經濟增長的差異如何解釋？後發國家如何才能向發達國家靠攏？答案是：創新和創新的擴散。本周書單的主題就是：創新。

書名：《錢穎一對話錄：有關創意、創新、創業的全球對話》

作者：錢穎一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推薦人：陳達飛 東方證券博士後工作站主管、財富研究中心總經理

推薦語：10月21日晚，在上海外灘，上海交大高金的葛俊教授為錢穎一老師組織了本書的首場讀書會。巧的是，當天正好是錢老師離開北京去美國留學40周年紀念日。在一個小時的餐敘之後，錢老師作了一個多小時的主旨發言，此後是十多分鐘的問答環節。錢老師簡要闡述了本書的由來和主題，重點分享了“創意”問題，即思想、思維方式、想象力等，它是創新的底色，也是創新的邊界。

對於創新（或技術）從哪裏來的問題，複雜經濟學鼻祖阿瑟認為，從本質上看，技術是被捕獲並加以利用的現象的集合，或者說，技術是對現象的有目的的編程。所有的創新都是已有創新的組合，而科學知識是對現象的編輯。諾獎得主菲爾普斯認為創新來自“活力”，創新背後的深層動力與制度綜合體：革新的動力、必要的能力、對新事物的寬容度以及有關的支持制度。還可以從人的創造力、文化或文明、科學進步、發明等角度去追溯創新的起源問題，當然，政府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如果把問題換成“原始創新從哪裏來”，分歧就少了，它只能來自人的創造力。創造力又來自什麼？知識？好奇心？心智模式？想象力？文化？語言……

錢老師通過比較分析的方式將這些比較“虛”的概念具象化，而比較分析的素材則主要來自於這本書，當然，本書之外的見聞更加豐富。以教學為例，西方的教學以啟發式問答為主，學生以提出老師答不出來的問題為榮，中國則以尋找標准答案為主。以色列的家長會問孩子有沒有提出好問題，中國的家長會問考了多少分、刷了多少題、聽不聽老師的話。西方更為關注問題本身（包括印度），常問“why/what”，我們更關注解決問題的方法，常問“how”。錢老師2006年回清華經管任院長，著手推行大學改革，但成效低於預期。路徑依賴和思維定式的慣性遠大於邊際上的改進。至2018年卸任院長之際，反而是退步了。

筆者自己也常思考這些問題，總會陷入“文化宿命論”的悲觀情緒。模仿木心先生說一句：創造力是絕症，知識救不了。任何問題的解決，首先是從識別問題開始。錢老師這本對話錄可作為“巨人的肩膀”。

書名：《創新的起源》

作者：<英> 馬特·裏德利

出版社：機械工業出版社

推薦人：陳燃萍 東方證券財富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推薦語：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創新的歷史，如果將人類社會的發展比喻成多米諾骨牌，那科學與技術就是最初的兩張牌。馬特·裏德利(Matt Ridley)在其《創新的起源》一書中，基於歷史視角，系統回溯了影響經濟社會發展與變革的重大科學發明和技術創新，包括能源、公共衛生、交通、食品、低技術創新、通信與計算等各個領域。

我們經常會有一個錯覺，認為創新是某個突然的瞬間出現的：一個蘋果砸在了牛頓的頭上，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阿基米德進入浴缸洗澡，看到溢出的水靈感一現，尤裏卡！於是解決了浮力問題。然而，作者在書中列舉了大量的科技進步史實，向我們說明了創新幾乎總是增量的、漸進式的，只有通過不斷地試錯，經過許多人的共同努力和眾多技術的組合才能做到，而不是突然發生的。同時，作者就創新如何驅動經濟發展、如何看待創新失敗、如何直面創新挑戰和創新面向未來的發展等各個方面給出了啟示。

2012年我國首次明確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指出科技創新是提高我國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2017年党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必要條件是堅定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創新是我們人類對抗“熵增”的有效路徑之一，是幫助我們獲得財富的關鍵。希望我們人人都能釋放無限的創新活力，成為創新的引擎。

書名：《大繁榮:大眾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

作者：埃德蒙費爾普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推薦人：李志騫 東方證券財富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推薦語：為什麼經濟繁榮能於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在某些國家爆發？又是什麼原因導致很多國家在20世紀遠離經濟繁榮。本書展現了一個看待國家繁榮的新視角，認為繁榮的核心是生活的興盛：對事業的投入、迎接挑戰、自我實現和個人成長。

國家的繁榮源自民眾對創新活動的普遍參與，依賴每個人所具有的與眾不同的知識、信息和想象力。在這一視角下，探討創新過程及其帶來的興盛生活的人生體驗非常關鍵，包括給人精神鼓勵、提出待解決問題、促進新觀察的產生等。因此，要保持經濟的活力，不僅需要合法權力的肯定和執行，各種商業和金融制度，更需要精神層面的態度和信仰，包括保護和激發個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實現的文化，它們促進了一個國家源源不斷的自主創新。

費爾普斯認為對現代經濟的理解必須從現代觀念開始，作者回溯了西方國家價值觀的演變，從文藝複興到啟蒙時代，再到存在主義哲學的演變過程中，產生了各種新的觀念，其中就包括提倡創新和探索、促進個人成長的現代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激發了英國和美國社會的崛起，以及把現代社會體制帶到了歐洲大陸。

本書對經濟繁榮和創新的理解對中國經濟發展很有啟示，過去通過技術引進、投資和貿易等方式，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缺乏自主創新能力也越來越成為制約經濟持續高質量增長的束縛，未來需要進一步激發中國經濟創新活動的廣度和深度。

書名：《活力：創新如何推動經濟增長和國家繁榮》

作者: 埃德蒙·費爾普斯 / 萊徹·博吉洛夫 / 雲天德 / 吉爾維·索伊加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團

推薦人：趙宇 東方證券財富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推薦語：當我們談論創新時，一般會涉及三個問題：創新怎麼衡量，創新源自哪裏，創新又對經濟產生了哪些影響。在《活力》一書中，諾獎獲得者埃德蒙·費爾普斯和他的三位合作者給出了他們的解答。費爾普斯最核心的觀點是強調了個人在創新中的作用，他認為，大多數創新並不是亨利·福特類型的孤獨的企業家所帶來的，而是由千百萬普通人共同推動的。

為什麼個人的創新更加重要？因為技術進步使經濟活動形式和生產要素組織方式產生了深刻的變化，生產要素組織的分散化是主要特征之一，對於創新這種長周期、高投入且回報不確定的經濟活動而言，過度倚重物質回報、企業家或科學家的創新驅動發展的範式將受到極大的挑戰。20世紀早期，熊彼特和其他德國歷史學派的學者認為創新主要來自“科學家和企業家”的發現，熊彼特過度重視企業家的作用，他的論斷符合當時的時代發展背景，但已不適應目前的創新實踐。

一直以來不斷有經濟學家發現，發達經濟體超過50%的經濟增長無法用可見的生產投入要素（如勞動和資本）的積累來解釋，這部分不可見的力量就是創新或者TFP（全要素生產率），這種增長被定義為TFP的增長。

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以TFP衡量的創新速度都有顯著的下降，世界各國在1946-1972年的TFP增長要遠高於1972-2012年，2005年後已接近零增長，導致西方這些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和收入水平提升速度的下滑，中產階級的萎縮，以及工作、生活不滿情緒的上升，民粹主義抬頭等。

費爾普斯認為西方國家TFP的下降主要源於眾多的普通經濟社會活動參與者所推動的局部改善的“自主創新”的“活力”減少，而非科學家和實驗室研究人員的創新活動的減少。“活力”減少的原因是現代主義的核心價值觀——獨立、主動性、成就感和接受競爭——在近幾十年來受到沖擊。這帶來的最大啟發是創新驅動不能只局限於投資科學研究，更應當著眼於激發經濟活力，完善創新創業的文化環境，普通人也有自由的權利去構思、開發和推廣新產品與新工藝，或對現狀進行改進，普通人也有能力產生原創性的想法，而這些想法中有很多也可能具有商業應用價值。

書名：《現代金融創新史》

作者：辛喬利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推薦人：齊魯駿 東方證券財富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推薦語：熊彼特關於創新及企業家精神的論述廣為流傳，卻很少有人提到，熊彼特尤其強調了金融對於創新的重要性。

在《商業周期》這本奠基性的作品中，熊彼特將資本主義定義為“通過借貸而實現創新的私有制經濟形式”。他強調，重大創新的集聚依賴於資本的力量。“信用制度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發揮了關鍵作用。”在這本談商業周期的作品中，金融資本的篇幅甚至超過了前者。並且，在每一輪重要的產業創新浪潮中，都不乏金融創新的影子。如果沒有“風險投資”這種新的金融資本，可能就不會先仙童半導體的傳奇故事，信息技術革命或許也要晚到整整一代。

“美國模式”的內核就是：矽谷創新體系（基礎創新+應用創新）+風險資本（商業化：從0到1）+納斯達克（商業帝國：從1到100-1000）。從這個角度，就能理解當前我國正在推動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談創新的作品汗牛充棟，辛喬利的《現代金融創新史》是故事的另一半。

書名：《創新的資本邏輯》

作者：田軒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推薦人：範亞琴 東方證券財富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推薦語：在經典的索洛內生增長模型中，勞動力增長率、技術進步決定了均衡狀態下的長期增長率，比起資本積累，提高勞動力質量和推動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大，而後兩者的核心在於創新。現實中，資本、勞動和技術創新往往相互影響，激勵創新也異常困難。如果將日常中的工作分為兩類：對已知方法或模式反複運用的常規性工作，和通過探索新方法和模式、從無到有的創新活動，用傳統意義上激勵前者、績效為主的評估方法激勵後者往往失效。“短期對失敗的容忍，加上長期對成功的回報”，才是激勵企業創新的最佳組合（Manso，2011），該結論也奠定了所有企業創新相關研究的理論基礎。

影響創新的因素眾多，除了公司治理、所有權結構等微觀企業特征，產業競爭等中觀市場特征、宏觀金融和社會制度都會深刻影響企業競爭。本書系統性綜述了田軒教授多年來關於“金融如何影響企業創新”的研究，從以上三個層面深刻闡述了金融與企業創新研究的兩大核心主題：如何更好激勵企業管理者投資創新？如何有效為創新融資？具體而言，如從企業微觀特征來看，工會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為負，股權激勵整體上有利於企業創新，人力資本相比企業資本對創新作用更大。從金融市場投融資來看，對失敗容忍程度高的風險投資、機構投資者有利於企業創新，而股票流動性、過多分析師追蹤，使企業面臨較大短期業績壓力，不利於企業創新。從宏觀金融視角來看，股權融資、資本市場開放有助於企業創新，而債權融資、政策不確定性會削弱企業創新能力。

本書不僅為學術研究者提供了“金融和企業創新”的全景式文獻綜述，涉及大量識別不同因素對創新影響機制的計量方法，還結合了國內資本市場的應用案例，如通過“寶萬之爭”探討反收購條款對創新的作用，為政府和行業人士提供了全面、嚴謹的企業創新分析框架。

書名：《繁榮的悖論》

作者：克萊頓·克裏斯坦森、艾佛薩·奧熱莫、凱倫·迪倫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團

推薦人：肖佳文 東方證券財富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推薦語：對多數國家而言，繁榮其實是一種較新的現象。多數現在的富裕國家並不是一直富裕的。在並不算遙遠的過去，即使是美國也曾是一貧如洗、腐敗橫行。19世紀50年代的美國遠比現在的安哥拉、蒙古或者斯裏蘭卡貧窮得多。當時美國的嬰兒死亡率為150‰，這一數字是201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三倍之高。而如今美國已成為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的發展歷程證明了脫貧致富是可行的。問題是在於這是如何實現的。

作者認為問題的答案是“開辟式創新”。即“能夠開創出新市場的創新”。作者將創新細分為三類，分別是持續性創新、效率式創新和開辟式創新。持續性創新指對市場現有解決方案的改進，市場上大多數創新都屬於持續性創新。效率式創新指的是用更少的資源來達成目標，很多科技發明都屬於這種創新。這兩類創新雖然能夠為企業帶來更多利潤，但是這兩種創新只能面向存量市場，難以產生更多的就業機會，甚至會減少就業機會。

而“開辟式創新”指創新者通過“新的視角”看到未消費人群的潛在需求。並以此為線索，通過整合的商業模式拉動必須的要素，實現產品和服務的大宗化，以完成未消費經濟中“未達成的用戶目標”。從而開辟和維系新市場，並推動新市場成長壯大。新市場不僅會拉動經濟的發展，還會帶來社會和政治層面的進步。通過市場來解決問題，通過市場來實現繁榮。

作者認為開辟式創新不僅能夠開拓出新的需求，還能促進就業，拉動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企業生產模式的改進和政府政策的革新。大力推動開辟式創新才有可能使一個國家擺脫貧困的惡性循環，走向繁榮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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