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從唐代京畿區域看中古的城鄉關系第從唐代京畿區域看中古的城鄉關系

《從唐代京畿區域看中古的城鄉關系》
澎湃新聞澎湃新聞官方帳號京畿，即中國曆代王朝統治中心所在，首都及其附近區域。自漢代以來，京畿的管理，多由國都所在的州或郡統領，唐代也不例外。唐前期，以雍州/京兆府統京畿，安史之亂後，隨著肅宗至德元年（756）置京畿節度使，領京兆、同、岐、金、商五州，京畿道成為事實上的行政機構。京兆府下轄萬年、長安兩京縣（長安及其近郊），以及數量在20上下浮動的畿縣。依唐《令》對基層建制的規定，州縣之郭下為坊，而郭外（在田野者）為村（《通典》卷三《食貨三·鄉党》引）。長安城內列坊，外郭以外就有散村，如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記：“長安自昭應縣至都門，官道左右村店之民，當大路市酒，量錢數多少飲之，亦有施者與行人解之，故路人號為‘歇馬杯。’”唐人無論城居或村居，理論上都按照“百戶為裏，五裏為鄉”的標准被編為基層行政組織，村坊——鄉裏制並行，被稱為唐帝國地域治理上的一種“二重構造”（宮崎市定《中國における村制の成立——古代帝國崩壞の一面》，《東洋史研究》18-4，1960）。長安城及畿縣城為京畿區的“城市”，而上述區域外散布的自然聚落，為京畿區的“鄉村”。以“鄉村”與“城郭”“城市”對舉，不僅符合當代中國情，亦貼近唐人表達習慣（唐憲宗朝敕書中就將“鄉村戶”與“坊郭戶”對舉）。長安是唐帝國的首都，也是當時東亞、乃至世界範圍內人口萃集、文明閃爍的大都會，費爾南·布羅代爾曾注意中世紀地中海區域的城市，“不論怎樣繁榮昌盛——例如佛羅倫薩——都必須在其方圓30公里左右的範圍內取得供應。”（《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務印書館，1996，569頁）唐長安的發展壯大、日常運轉，也必然與周邊區域、以上界定的京畿的“鄉村”緊密聯系在一起，而成為中國中古城市與鄉村互動的一個側面。本書嘗試以京畿的情況探討中古時代的城鄉關系。
一、闡釋中國古代城鄉關系的模式後工業化時代，城鄉差距的拉大日益凸顯，這種“城鄉二元結構”是何時形成的，是否適用於描述中國歷史上所有時期的城鄉關系？可以肯定地說，前工商業時代，在以農立國、四民分業的理念影響下，我國的城鄉關系呈現出絕然不同的面目。對於漫長古代中國的城市與鄉村，許多社會思想家及歷史學家提出過思考。馬克思指出，亞細亞古代的城市，並非經濟、工商業發展的產物，而通常僅僅作為行政中心、宗教中心而存在，城市居民大部分還從事農業，“亞細亞的歷史是城市和農村的一種無差別的統一（真正的大城市在這裏只能看作王公的營壘，看作真正的經濟結構上的贅疣）”（《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收入《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 強調城市多因國家政治力而崛起，而由於其消費性，必得與代表農耕生產的鄉村連為一體；侯外廬（《周代“城市國家”及其亞細亞特性》，氏著《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張光直（《關於中國初期“城市”這個概念》，《文物》1985-2）等都有類似的觀察。這種觀點為牟複禮發展為“城鄉連續統一體”（Urban-Rural Continuum）的框架，並用來闡釋明初南京城的地位（Frederick W. 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1350-1400”,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下文出處同）；他指出，與西方比較，中國城市沒有城市大建築，沒有“市民”，沒有與周圍鄉村分開的政府，乃至建築樣式、空地利用、服裝樣式、飲食方式、交通工具、日常生活等其他顯見的方面，都未顯示出城鄉特有區分；舊中國城鄉一統。
牟複禮（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上述觀察統言古代中國，實際上，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城、鄉關系也有著或顯或隱的變化；這其中，唐宋之際的城市變革是一個轉折點，雖則相關核心論點如官市崩壞、坊牆倒塌等近來引起學界的再思 (如魯西奇《“城牆內的城市”？——中國古代治所城市形態的再認識》，《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9-2；包偉民《以歷史思維看唐宋城市史》，《光明日報》2017年6月11日)，但工商業的解禁確乎改變了傳統城市的經濟地位，商業取代農業成為城市的主要經濟動力。因政治、軍事、宗教等原因建立的城市，得以擺脫“寄生性”與單向消費性，成為社會物質再生產的主體，大部分依靠本地的商品生產、市場流通來滿足自身需要，甚至將商業經營擴大至城外的郊區、農村，促成了郊區市鎮及鄉村草市的繁榮。《都城紀勝》描繪南宋杭州，“城之南、西、北三處，各數十裏，人煙生聚。市井坊陌，數日經行不盡，各可比外路一小州郡，足見行都繁盛。”（據王民信主編《西湖老人繁勝錄三種》）這與唐都長安郊區由墓田、寺院、道觀、地主莊園、官人別業、平民耕地構成的自然景觀，形成反差。在市場體系發展基礎上，城、鄉經濟互動頻繁，出現了宋人所謂“城郭、鄉村之民交相生養，城郭財有餘則百貨有所售，鄉村力有餘則百貨無所乏，城郭富則國富矣”（《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九四哲宗元祐二年）的新型城鄉關系。那麼，我們還關心唐宋變革分水嶺之前，“城市”與“鄉村”的關系問題，如是否各自成為獨立的地域單元，承載的社會功能有何聯系與區別？能否找到思考早期城鄉關系的另一框架，下兩節以唐代京畿區的城市與鄉村為例，進行說明。二、長安城鄉：“非均質”的統一體自戰國秦以來，基層的聚落就有城邑與散布的自然聚落之分；到六朝時“村”成為鄉野聚落的通稱；唐帝國以律令的形式將聚落名稱規範為“村”與“坊”，從制度上實施統一管理，從而形成了自然形態上的“城市”與“鄉村”之別。
敦煌壁畫中的城郭與郊外（莫高窟217窟北壁 盛唐時代）但在國家治理層面，唐政府傾向於采取城鄉並管策略。京畿區的情況是，在行政管理中，以長安城為核心，置萬年、長安兩京縣，縣治設於外郭城內，而縣域則突破外郭城限制，延伸至郊外鄉村，西至灃水，東抵藍田縣境，南至終南山；長安城與城周邊的鄉村，皆屬縣轄。在經濟管理與產業布局中，城、鄉皆遵從唐政府重農抑商、四民分業的管理理念，城內除政治居民與宿衛系統外，還應居住有平民，平民主要從事農耕，《長安志》記載城南居住密度較小，“自興善寺以南四坊，東西盡郭，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據辛德勇、郎潔點校本，三秦出版社，2013）而由於城內可耕地相對不足，國家制度還規定，“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隔縣受”（《通典》卷二《食貨典》），可推測農耕仍然是城居者的主要生產方式；城內也有從事手工業、商業的居民，但其商業活動被局限在兩市和坊內。鄉村區域，以工商為業者遠不及農人，無論是大土地所有者，還是自耕農、雇農等，當都以耕、織等農業經營為經濟作業方式。京畿地區的城、鄉呈現出極大的同構性。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長安有多面性，政治性是最本質的性格，其他功能開發都服從於政治性。雖然文獻記載告訴我們，城內也有農業生產活動，但這些零星的生產所得，遠不足供應戶口數約在一百萬以上的巨型都市。而政治、禮儀、文化之都的發展要求，也消解了長安的生產沖動。長安城市消費，除部分糧食、緊缺物資由江淮、河洛、河北等地供應外，宮廷及高級官僚所需蔬菜、瓜果、魚類、鮮花、薪炭，一般由本地相應之官署至畿內采購；而城內士庶對糧食、副食、藥物、薪炭等的需求量更大，主要從入城販賣的鄉民處購得。城市與城內各類官、私設施的建設，勞力主要來自近畿；開元後拱衛京師的禁軍、彍騎，多取京兆府及近輔州白丁；連在京執役諸色人，也多出京兆府。唐長安成為這樣一座城市，它的消費性遠大於生產性，一方面它的壯麗城池、強健甲兵、豐實倉廩、新樣藝文、富足藏書為世界所稱道；另一方面，它卻只是國家傾盡關中、京畿人力、物力所供養的“寄生蟲”。長安以無上的政治權威統禦鄉村，而鄉村作為城市的經濟腹地，供應並制約著城市，就這樣形成了一個城、鄉統一體。珠寶鑒定學中有一個專門術語叫“非均質集合體”，筆者想借“非均質”來描述京畿的城鄉關系。這種統一體，是不平衡的，具有積極屬性的資源，如士族精英、能工巧匠、糧食、物產、貨幣、財富等，往往由鄉村區域流向京城；而京城所無法容納的一些消極屬性資源，如豪強、遊俠、惡少、逃戶、罪犯，則溢出至郊區（在長安周邊主要是終南山區），為害鄉裏，造成了“內地邊緣”的盜匪型社會（語出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城市的溢出（Spillover Effect），還包括城市中的精英到鄉村，通過經營園林別業、碾磑等水利事業，與鄉村區域的在地勢力搶奪自然、人力資源，進行尋租。雖然唐帝國的最高統治者也注意到這種城、鄉之間的非均質流動，並在適當時候予以介入，如將資源收歸府縣等敕令，但在長安城與周邊鄉村天平的城市一邊加上重量級砝碼的，也正是以首都為權力寄居地的這位統治者。皇權高於一切。三、“長安傲態”的形成牟複禮在研究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時，用傲態（superiority）來形容城市之於鄉村的優越感，並指出由於鄉村成分規定了中國的生活方式，中國文明裏沒有城市“傲態”。的確，古代中國因政治、軍事防衛等因素建立的城市，被包圍在鄉村的海洋中，大部分的人口居住在鄉村；而城居或鄉居，村自村、坊自坊，是民眾的自來生存狀態而已，並未經過刻意選擇。秦漢時代大部分農民生活在城郭中的閭裏，構成“都市社會”；在漢帝國崩潰過程中，農民由於各種契機離開了城市，在山野建立新聚落；而到六朝時代，生活於田野之中的，有僑民，也有山東貴族，貴族通過“村”結合成社會網絡，通過控制鄉論，成為鄉裏名望家，贏得鄉民的倚重，也獲得出仕的資格。唐以前的各時期，似並不存在士族城居、農民鄉居的固定搭配，但世入隋唐，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曆年間（766-779）左監門衛錄事參軍劉秩的總結：“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曲，故裏閭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不土著，萃處京畿，士不飾行，人弱而愚。”（《通典》卷一七《選舉五》）精要提示了選官制度變化所導致的士族居住地變化。九品中正制創立以來，鄉裏社會的名望家把持著察舉官僚的權力；而當大一統重新出現，專制王朝致力於加強中央集權之際，科舉制度應運而生，唐帝國通過大興科舉、重建中央地方官學體制、整理儒家經典等舉措，確立了國家對文化的主導權。城居，於官僚家族而言，既便於日常政務的處理，與同僚、文士交遊，獲取官場資源；又便於子孫脫離鄉裏村學的淺陋習氣，接受官方學校的教育，日後更順利應科舉，進入官僚梯隊。在此感召下，士族階層中的精英逐漸向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城市，尤其是帝國的兩京聚集。毛漢光梳理了中古十姓十三家八十三著房籍貫的遷移情況，發現這些姓氏，無論郡望何在，終唐之世，多數著籍於長安、洛陽（《從士族籍貫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收入氏著《中國中古社會史論》，上海書店，2002）；筆者也曾討論過籍貫原在京畿的京兆韋、杜氏家族經營策略的變化，發現他們多數已不再生活在城南韋曲、杜曲的鄉村家，而由於仕宦的需要，移居長安，實現了數代在城內坊裏的散居或聚居（見本書）。這股士族城居的潮流，自隋唐一直持續到兩宋，對城市與鄉村的文化地位產生了影響，乃至重塑了社會精英的城鄉觀念。
《唐長安城南圖》，史念海主編《西安歷史地圖集》，西安地圖出版社，1996年。中唐文人官員白居易元和十年（815）被貶謫江州，致書摯友元稹，描述自己的志向：古人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仆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與元九書》，據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時代稍早的韓愈也以“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表達人生選擇（《後廿九日複上書》）；“兼濟”與“獨善”，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中古士族精英的生活理想，“兼濟”對應的場域是韓愈所說的朝廷，而“獨善”對應的場域則是山林，又分別可以聯系至城市與鄉村。城居與鄉居，原是士人人生選擇之兩端，並無優劣之分，唐帝國廣大鄉村區域依然充盈著未出仕的讀書人，處士、僧道等文化人士，依然是“堂皇壯麗的禮的世界”（語出谷川道雄《六朝時代城市與農村的對立關系》文）；但於多數士人而言，“獨善”畢竟是“兼濟”其次的選擇，在人生的上升階段，為了實現輔佐人王、裨補時弊的政治理想，就只有城居，為帝王近臣。首都長安近帝王居，正以無限的政治機遇，超越其郊鄉，為仕進之首選。而一旦離開這個政治文化中心，即使近在城門外的鄉村，也形同放逐。比白居易出仕稍早的劉禹錫曾描述走出帝京的心態，“莫道兩京非遠別，春明門外即天涯”，“人生不合出京城”(《曹剛》《和令狐相公別牡丹》)。元和中官昭應、渭南尉，在長安郊鄉轉徙的王建，慨歎“莫道長安近於日，升天卻易到城難”(《寄廣文張博士》)；在長安西南武功縣任主簿的姚合也埋怨“遠縣豈勝村”“作吏荒城裏，窮愁欲不勝”（《武功縣中作三十首》）。長安城居，成為中唐文人的共同理想。唐代長安，在政治上統轄鄉村，在經濟生活中汲取鄉村的資源與養分，在文化上傲視鄉村，從而形成了一種全方位的優越感，我們稱之為“長安傲態”。這種傲態，或許可視為一種早熟的城鄉分別。需要說明的是，社會精英分子的思想總是走在時代前列，制度化的城、鄉分離（城鄉居民職業結構分化），唐中後期元和中肇始，直至宋代方才完成（參谷更有《唐宋時期從“村坊制”到“城鄉交相生養”》，《思想戰線》2004-6）。（附記：本文的主體內容摘自徐暢《長安未遠：唐代京畿的鄉村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21年4月出版）結語部分，並在原文基礎上有所改寫增補。）(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從唐代京畿區域看中古的城鄉關系》完，請繼續朗讀精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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