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代京畿區域看中古的城鄉關系

澎湃新聞

澎湃新聞官方帳號

京畿，即中國曆代王朝統治中心所在，首都及其附近區域。自漢代以來，京畿的管理，多由國都所在的州或郡統領，唐代也不例外。唐前期，以雍州/京兆府統京畿，安史之亂後，隨著肅宗至德元年（756）置京畿節度使，領京兆、同、岐、金、商五州，京畿道成為事實上的行政機構。京兆府下轄萬年、長安兩京縣（長安及其近郊），以及數量在20上下浮動的畿縣。

依唐《令》對基層建制的規定，州縣之郭下為坊，而郭外（在田野者）為村（《通典》卷三《食貨三·鄉党》引）。長安城內列坊，外郭以外就有散村，如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記：“長安自昭應縣至都門，官道左右村店之民，當大路市酒，量錢數多少飲之，亦有施者與行人解之，故路人號為‘歇馬杯。’”唐人無論城居或村居，理論上都按照“百戶為裏，五裏為鄉”的標准被編為基層行政組織，村坊——鄉裏制並行，被稱為唐帝國地域治理上的一種“二重構造”（宮崎市定《中國における村制の成立——古代帝國崩壞の一面》，《東洋史研究》18-4，1960）。

長安城及畿縣城為京畿區的“城市”，而上述區域外散布的自然聚落，為京畿區的“鄉村”。以“鄉村”與“城郭”“城市”對舉，不僅符合當代中國情，亦貼近唐人表達習慣（唐憲宗朝敕書中就將“鄉村戶”與“坊郭戶”對舉）。

長安是唐帝國的首都，也是當時東亞、乃至世界範圍內人口萃集、文明閃爍的大都會，費爾南·布羅代爾曾注意中世紀地中海區域的城市，“不論怎樣繁榮昌盛——例如佛羅倫薩——都必須在其方圓30公里左右的範圍內取得供應。”（《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務印書館，1996，569頁）唐長安的發展壯大、日常運轉，也必然與周邊區域、以上界定的京畿的“鄉村”緊密聯系在一起，而成為中國中古城市與鄉村互動的一個側面。本書嘗試以京畿的情況探討中古時代的城鄉關系。

一、闡釋中國古代城鄉關系的模式

後工業化時代，城鄉差距的拉大日益凸顯，這種“城鄉二元結構”是何時形成的，是否適用於描述中國歷史上所有時期的城鄉關系？可以肯定地說，前工商業時代，在以農立國、四民分業的理念影響下，我國的城鄉關系呈現出絕然不同的面目。

對於漫長古代中國的城市與鄉村，許多社會思想家及歷史學家提出過思考。馬克思指出，亞細亞古代的城市，並非經濟、工商業發展的產物，而通常僅僅作為行政中心、宗教中心而存在，城市居民大部分還從事農業，“亞細亞的歷史是城市和農村的一種無差別的統一（真正的大城市在這裏只能看作王公的營壘，看作真正的經濟結構上的贅疣）”（《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收入《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 強調城市多因國家政治力而崛起，而由於其消費性，必得與代表農耕生產的鄉村連為一體；侯外廬（《周代“城市國家”及其亞細亞特性》，氏著《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張光直（《關於中國初期“城市”這個概念》，《文物》1985-2）等都有類似的觀察。這種觀點為牟複禮發展為“城鄉連續統一體”（Urban-Rural Continuum）的框架，並用來闡釋明初南京城的地位（Frederick W. 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1350-1400”,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下文出處同）；他指出，與西方比較，中國城市沒有城市大建築，沒有“市民”，沒有與周圍鄉村分開的政府，乃至建築樣式、空地利用、服裝樣式、飲食方式、交通工具、日常生活等其他顯見的方面，都未顯示出城鄉特有區分；舊中國城鄉一統。

牟複禮（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上述觀察統言古代中國，實際上，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城、鄉關系也有著或顯或隱的變化；這其中，唐宋之際的城市變革是一個轉折點，雖則相關核心論點如官市崩壞、坊牆倒塌等近來引起學界的再思 (如魯西奇《“城牆內的城市”？——中國古代治所城市形態的再認識》，《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9-2；包偉民《以歷史思維看唐宋城市史》，《光明日報》2017年6月11日)，但工商業的解禁確乎改變了傳統城市的經濟地位，商業取代農業成為城市的主要經濟動力。因政治、軍事、宗教等原因建立的城市，得以擺脫“寄生性”與單向消費性，成為社會物質再生產的主體，大部分依靠本地的商品生產、市場流通來滿足自身需要，甚至將商業經營擴大至城外的郊區、農村，促成了郊區市鎮及鄉村草市的繁榮。

《都城紀勝》描繪南宋杭州，“城之南、西、北三處，各數十裏，人煙生聚。市井坊陌，數日經行不盡，各可比外路一小州郡，足見行都繁盛。”（據王民信主編《西湖老人繁勝錄三種》）這與唐都長安郊區由墓田、寺院、道觀、地主莊園、官人別業、平民耕地構成的自然景觀，形成反差。在市場體系發展基礎上，城、鄉經濟互動頻繁，出現了宋人所謂“城郭、鄉村之民交相生養，城郭財有餘則百貨有所售，鄉村力有餘則百貨無所乏，城郭富則國富矣”（《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九四哲宗元祐二年）的新型城鄉關系。

那麼，我們還關心唐宋變革分水嶺之前，“城市”與“鄉村”的關系問題，如是否各自成為獨立的地域單元，承載的社會功能有何聯系與區別？能否找到思考早期城鄉關系的另一框架，下兩節以唐代京畿區的城市與鄉村為例，進行說明。

二、長安城鄉：“非均質”的統一體

自戰國秦以來，基層的聚落就有城邑與散布的自然聚落之分；到六朝時“村”成為鄉野聚落的通稱；唐帝國以律令的形式將聚落名稱規範為“村”與“坊”，從制度上實施統一管理，從而形成了自然形態上的“城市”與“鄉村”之別。

敦煌壁畫中的城郭與郊外（莫高窟217窟北壁 盛唐時代）但在國家治理層面，唐政府傾向於采取城鄉並管策略。京畿區的情況是，在行政管理中，以長安城為核心，置萬年、長安兩京縣，縣治設於外郭城內，而縣域則突破外郭城限制，延伸至郊外鄉村，西至灃水，東抵藍田縣境，南至終南山；長安城與城周邊的鄉村，皆屬縣轄。在經濟管理與產業布局中，城、鄉皆遵從唐政府重農抑商、四民分業的管理理念，城內除政治居民與宿衛系統外，還應居住有平民，平民主要從事農耕，《長安志》記載城南居住密度較小，“自興善寺以南四坊，東西盡郭，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據辛德勇、郎潔點校本，三秦出版社，2013）而由於城內可耕地相對不足，國家制度還規定，“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隔縣受”（《通典》卷二《食貨典》），可推測農耕仍然是城居者的主要生產方式；城內也有從事手工業、商業的居民，但其商業活動被局限在兩市和坊內。鄉村區域，以工商為業者遠不及農人，無論是大土地所有者，還是自耕農、雇農等，當都以耕、織等農業經營為經濟作業方式。京畿地區的城、鄉呈現出極大的同構性。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長安有多面性，政治性是最本質的性格，其他功能開發都服從於政治性。雖然文獻記載告訴我們，城內也有農業生產活動，但這些零星的生產所得，遠不足供應戶口數約在一百萬以上的巨型都市。而政治、禮儀、文化之都的發展要求，也消解了長安的生產沖動。長安城市消費，除部分糧食、緊缺物資由江淮、河洛、河北等地供應外，宮廷及高級官僚所需蔬菜、瓜果、魚類、鮮花、薪炭，一般由本地相應之官署至畿內采購；而城內士庶對糧食、副食、藥物、薪炭等的需求量更大，主要從入城販賣的鄉民處購得。城市與城內各類官、私設施的建設，勞力主要來自近畿；開元後拱衛京師的禁軍、彍騎，多取京兆府及近輔州白丁；連在京執役諸色人，也多出京兆府。

唐長安成為這樣一座城市，它的消費性遠大於生產性，一方面它的壯麗城池、強健甲兵、豐實倉廩、新樣藝文、富足藏書為世界所稱道；另一方面，它卻只是國家傾盡關中、京畿人力、物力所供養的“寄生蟲”。長安以無上的政治權威統禦鄉村，而鄉村作為城市的經濟腹地，供應並制約著城市，就這樣形成了一個城、鄉統一體。

珠寶鑒定學中有一個專門術語叫“非均質集合體”，筆者想借“非均質”來描述京畿的城鄉關系。這種統一體，是不平衡的，具有積極屬性的資源，如士族精英、能工巧匠、糧食、物產、貨幣、財富等，往往由鄉村區域流向京城；而京城所無法容納的一些消極屬性資源，如豪強、遊俠、惡少、逃戶、罪犯，則溢出至郊區（在長安周邊主要是終南山區），為害鄉裏，造成了“內地邊緣”的盜匪型社會（語出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城市的溢出（Spillover Effect），還包括城市中的精英到鄉村，通過經營園林別業、碾磑等水利事業，與鄉村區域的在地勢力搶奪自然、人力資源，進行尋租。雖然唐帝國的最高統治者也注意到這種城、鄉之間的非均質流動，並在適當時候予以介入，如將資源收歸府縣等敕令，但在長安城與周邊鄉村天平的城市一邊加上重量級砝碼的，也正是以首都為權力寄居地的這位統治者。皇權高於一切。

三、“長安傲態”的形成

牟複禮在研究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時，用傲態（superiority）來形容城市之於鄉村的優越感，並指出由於鄉村成分規定了中國的生活方式，中國文明裏沒有城市“傲態”。的確，古代中國因政治、軍事防衛等因素建立的城市，被包圍在鄉村的海洋中，大部分的人口居住在鄉村；而城居或鄉居，村自村、坊自坊，是民眾的自來生存狀態而已，並未經過刻意選擇。秦漢時代大部分農民生活在城郭中的閭裏，構成“都市社會”；在漢帝國崩潰過程中，農民由於各種契機離開了城市，在山野建立新聚落；而到六朝時代，生活於田野之中的，有僑民，也有山東貴族，貴族通過“村”結合成社會網絡，通過控制鄉論，成為鄉裏名望家，贏得鄉民的倚重，也獲得出仕的資格。唐以前的各時期，似並不存在士族城居、農民鄉居的固定搭配，但世入隋唐，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大曆年間（766-779）左監門衛錄事參軍劉秩的總結：“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曲，故裏閭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不土著，萃處京畿，士不飾行，人弱而愚。”（《通典》卷一七《選舉五》）精要提示了選官制度變化所導致的士族居住地變化。九品中正制創立以來，鄉裏社會的名望家把持著察舉官僚的權力；而當大一統重新出現，專制王朝致力於加強中央集權之際，科舉制度應運而生，唐帝國通過大興科舉、重建中央地方官學體制、整理儒家經典等舉措，確立了國家對文化的主導權。

城居，於官僚家族而言，既便於日常政務的處理，與同僚、文士交遊，獲取官場資源；又便於子孫脫離鄉裏村學的淺陋習氣，接受官方學校的教育，日後更順利應科舉，進入官僚梯隊。在此感召下，士族階層中的精英逐漸向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城市，尤其是帝國的兩京聚集。毛漢光梳理了中古十姓十三家八十三著房籍貫的遷移情況，發現這些姓氏，無論郡望何在，終唐之世，多數著籍於長安、洛陽（《從士族籍貫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收入氏著《中國中古社會史論》，上海書店，2002）；筆者也曾討論過籍貫原在京畿的京兆韋、杜氏家族經營策略的變化，發現他們多數已不再生活在城南韋曲、杜曲的鄉村家，而由於仕宦的需要，移居長安，實現了數代在城內坊裏的散居或聚居（見本書）。這股士族城居的潮流，自隋唐一直持續到兩宋，對城市與鄉村的文化地位產生了影響，乃至重塑了社會精英的城鄉觀念。

《唐長安城南圖》，史念海主編《西安歷史地圖集》，西安地圖出版社，1996年。中唐文人官員白居易元和十年（815）被貶謫江州，致書摯友元稹，描述自己的志向：

古人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仆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與元九書》，據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

時代稍早的韓愈也以“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表達人生選擇（《後廿九日複上書》）；“兼濟”與“獨善”，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中古士族精英的生活理想，“兼濟”對應的場域是韓愈所說的朝廷，而“獨善”對應的場域則是山林，又分別可以聯系至城市與鄉村。

城居與鄉居，原是士人人生選擇之兩端，並無優劣之分，唐帝國廣大鄉村區域依然充盈著未出仕的讀書人，處士、僧道等文化人士，依然是“堂皇壯麗的禮的世界”（語出谷川道雄《六朝時代城市與農村的對立關系》文）；但於多數士人而言，“獨善”畢竟是“兼濟”其次的選擇，在人生的上升階段，為了實現輔佐人王、裨補時弊的政治理想，就只有城居，為帝王近臣。首都長安近帝王居，正以無限的政治機遇，超越其郊鄉，為仕進之首選。而一旦離開這個政治文化中心，即使近在城門外的鄉村，也形同放逐。比白居易出仕稍早的劉禹錫曾描述走出帝京的心態，“莫道兩京非遠別，春明門外即天涯”，“人生不合出京城”(《曹剛》《和令狐相公別牡丹》)。元和中官昭應、渭南尉，在長安郊鄉轉徙的王建，慨歎“莫道長安近於日，升天卻易到城難”(《寄廣文張博士》)；在長安西南武功縣任主簿的姚合也埋怨“遠縣豈勝村”“作吏荒城裏，窮愁欲不勝”（《武功縣中作三十首》）。長安城居，成為中唐文人的共同理想。

唐代長安，在政治上統轄鄉村，在經濟生活中汲取鄉村的資源與養分，在文化上傲視鄉村，從而形成了一種全方位的優越感，我們稱之為“長安傲態”。這種傲態，或許可視為一種早熟的城鄉分別。

需要說明的是，社會精英分子的思想總是走在時代前列，制度化的城、鄉分離（城鄉居民職業結構分化），唐中後期元和中肇始，直至宋代方才完成（參谷更有《唐宋時期從“村坊制”到“城鄉交相生養”》，《思想戰線》2004-6）。

（附記：本文的主體內容摘自徐暢《長安未遠：唐代京畿的鄉村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21年4月出版）結語部分，並在原文基礎上有所改寫增補。）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