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創造歷史（之二）：老子，孔丘和馬克思的比較第創造歷史（之二）：老子，孔丘和馬克思的比較

《創造歷史（之二）：老子，孔丘和馬克思的比較》
哲學探索文化領域創作者人類社會之中的“貴”與“賤”，所表現出來的主要不同的具體形式，常常可以表象出社會的本質屬性。例如有權的“貴”和無權的“賤”，有財富的“貴”與無財富的“賤”，以及有知識、有文化、有智慧的“貴”和無知識、無文化、無智慧的“賤”等等。很顯然，人類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即主要表現為有權的“貴”和無權的“賤”，而資本主義社會則主要表現為有財富的“貴”和無財富的“賤”，至於主要表現為有知識、有文化、有智慧的“貴”和無知識、無文化、無智慧的“賤”的人類社會，現在看來，正在逐步地形成，它將會從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慢慢地脫胎出來。很顯然，從人類過去歷史的發展的現象上來看，人類文明歷史的進化的方向，確實具有從“權貴”社會（例如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走向“富貴”社會（例如資本主義社會），然後再從“富貴”社會走向“智貴”社會的明顯的趨勢，用今天的話來說，即最後走向以文化和知識的人類智慧的價值為本位的人類更高級的社會的趨勢。
今天我的文章立論的最基本的理論依據，即從此開始。即是說，我的比較老子、孔丘和Marx的最關鍵的立論的理論依據，即是上面所述的從“權貴”到“富貴”，再從“富貴”到“智貴”不斷進行重點轉移的全部人類（社會）文明歷史進化的邏輯真理的順序。換言之，如果我所提出的這個“順序”不符合邏輯的真理性，那麼我今天的文章的“立論”，以及相關的“推理”就將全都不可能成立。然而，因為我認定並堅信這種歷史發展順序的邏輯的真理性，所以才有我今天文章的合理性。也正是靠了我所認定的這種“合理性”，我希望我今天的文章能夠有益於我所有的網友讀者們。首先，我要談一談，為什麼我要專門比較老子、孔丘和Marx這三個歷史人物？我的進行這種比較的目的，在於深層地認識到這三個歷史人物對於中國全部歷史的非常關鍵的不同的重要性。很顯然，中國人的歷史，幾乎有兩千多年的絕大部分，都是在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識形態的“獨霸”的情形之下走過來的。而最近的一個世紀，甚至直到今天，中國的zf還在繼續堅持著Marxism的“旗幟”，可以說GCD的一多半以上的“合理性”，都是在依靠“Marx”的“思想體系”的“合理性”而在艱難地支撐著。至於老子，則只不過是中國兩千多年前的一個曾經真實的“存在”而已，但是老子的著作《道德經》卻是一直流傳到了今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真實的“存在”。這個“存在”雖然實際上並沒有在中國過去的歷史之中發生過太大的影響，即是說它不曾可能對於中國過去的歷史發生過真正關鍵性的起決定性價值的影響，然而，它的真實“存在”的本身，卻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歷史的價值，而且從今天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角度來看，它很可能將會是關於中國人乃至關於全人類未來文明發展的一種非常重要的真實歷史的價值。
誠如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所曾大量揭露的，孔丘，事實上是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之中，特別為穩定“天命的、禮樂的、宗法的、血統的、人治的、極權的、專制的”政治權力的“天下”體制作出了巨大“貢獻”的儒家意識形態的一個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更是這個儒家意識形態的最重要的創始者。很顯然，孔丘所創始並代表的這個所謂的“儒學”、“儒術”和“儒教”，它們的最基本的“實質”，均是在永遠地維護“權貴”的“天下”價值。而且孔丘及其儒家所認定的“權貴”，還必須且只能是服從“天命的、宗法的、血統的、人治的、極權的、專制的”最基本的“禮樂”的價值規定性的“權貴”。孔丘的“儒學”，其實質是絕對不可變更的“禮樂之學”；孔丘的“儒術”，其實質是絕對不可變更的“一命二隱三諱（畏）四非五行（常）”的“禮樂之術”；孔丘的“儒教”，其實質則是絕對不可變更的“親親尊尊長長”、“孝悌忠恕”的“禮樂之教”；至於孔儒們所大量宣傳的“仁義禮智信”、“禮義廉恥”、“仁政”、“內聖外王”等等等等，則全都不過是在“禮樂”的表面大量發出欺騙性“光芒”的蠱惑人心的“說詞”。說到底，堅持“禮樂”的永遠的不變性，即是孔丘及其儒家全部意識形態的最核心的本質，也是孔儒所堅持的最核心的“價值觀”之中的“價值”本身。什麼是“禮樂”？    說白了，即是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血統的”、“宗法的”、“人治的”既得權力的永遠不變性的種種制度和儀式的（人為）規定，它所堅持的“人人永遠不平等”的本質屬性剛好與堅持“人人永遠平等”的社會契約式的法律的屬性完全對立。很顯然，正就是“禮樂”的永遠的“等級性”，鐵定了孔儒的永遠的“反動性”。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已經多次地表示，沒有“人人平等”，即沒有人類的“倫理”，即沒有人類的“道德”。非常顯然，中國歷史上所有堅持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識形態的人們，全都是不可能真正具有人類的“倫理”和人類的“道德”的人們。然而這種最基本的道理，迄今為止的中國人之中的幾乎絕大多數，仍舊不懂得，仍舊盲無所知，所以他們才會仍舊跟著孔丘及其儒家的文人們愚昧地盲目地堅持“尊孔讀經”，甚至還更盲目地把孔丘當作了中國人自己的倫理道德的“始祖”。這種極其荒唐的事情，也就只能在極其愚昧的中國人之中發生並盛行。
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到，孔丘是誰？孔丘實質上即是為人類之中的“權貴”社會永遠“萬壽無疆”而“鞠躬盡瘁”的世界上最最最最死硬的代表性人物。正是因此，維護“權貴”社會的“儒家文化傳統”在中國可以永遠地長盛不衰，而且在中國，即使明明是受到了深深的奴役的傷害的人們，也仍舊在莫名其妙地拼命堅持要“尊孔讀經”，這種極其類似西方“斯德哥爾摩精神症”的“孔儒症”，在中國的歷史之中整整蔓延傳播了兩千多年，甚至直到今天仍舊在繼續荼毒中國的最年輕的一代。Marx是誰？Marx是批判“資本主義”的“富貴”社會的“非法性”的近代西方偉大的哲人，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共產党宣言》和《資本論》，Marx清醒地認識到了在“資本主義”的“富貴”社會之中，極少數的有產者富人剝削和壓迫極大多數的無產者窮人的嚴重的不合理性，Marx早就認識到了“拜金主義”社會的邪惡和不人道。盡管如此，Marx也更看到了封建主義的權貴社會比之於資本主義的富貴社會的更大的不合理性，說白了，Marx既恨“富貴”，更恨“權貴”，他希望通過處於絕大多數地位的“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力量，通過暴力的革命，來推翻不合理的資本主義的富貴的社會，並從而建立由無產階級掌握政治權力的社會主義社會，甚至更推進到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私有財產”觀念的共產主義社會。很顯然，在Marx的心裏，已經具有了未來“智貴”社會的“影子”，但卻不必是真正意義上的“智貴”社會。我認為，這與他的主張武裝暴力的革命和階級鬥爭有關。說一句不客氣的話，Marx雖然可能認識到了推翻“權貴”社會的“富貴”階級的歷史價值，但卻並沒有真正認識到推翻“富貴”社會的“智貴”階層的歷史價值。這從他的大力提倡運用無產階級的武裝暴力革命去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的方法論設想，即可一目了然。說一句不太好聽的話，Marx實際上是在提倡利用“賤貴”，甚至“愚貴”而不是“智貴”的社會力量去推翻資本主義的“富貴”的社會。這從Marx對於“無產階級”的大量的歌頌、贊美之詞即可看到，他賦予了“無產階級”以當代人類英雄的勇氣、精神，甚至智慧。包括後來的GCD人也同樣具有這種阿諛無產階級，甚至窮人的傾向，例如ZG的領袖毛就曾經常說：“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其實，這種說法並不准確，應該承認，卑賤者、窮人，事實上更沒有知識，更沒有文化教養，也即更缺乏智慧。說白了，當Marx以及GCD人大力提倡以武裝暴力的革命和階級鬥爭去打倒資產階級，甚至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時候，他們事實上即是在提倡通過“賤貴”，甚至“愚貴”的精神觀念去打倒和推翻“富貴”的社會。利用“賤貴”，甚至“愚貴”的精神觀念去打倒和推翻“富貴”社會的最終的後果會是什麼呢？我可以告訴大家，事實上人類的近現代歷史也已經做出了雄辯的證明，是什麼呢？是人類歷史中的“權貴”社會的必然的複辟。關於這一點，從近現代世界上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終的結局，即已經非常明確地做出了結論。蘇俄、東歐，以及東亞中國、北朝鮮、越南，乃至南美的古巴，甚至也包括德國希特勒的“納粹”——“國家社會主義”，等等等等，可以說全都非常顯然地證實了上述的結論。這些國家全都在不同程度地顯現出來了“權貴”社會的最基本的特征，而絕對不是“富貴”社會的特征，更不可能是“智貴”社會的特征。盡管如此，我仍然要贊美Marx，Marx是真正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的“富貴”社會的邪惡和非人道的嚴重問題的人類之中偉大的“哲人”。Marx的錯誤不是他的對於資本主義“富貴”社會的批判，更不是他的對於廣大“無產階級”、勞苦大眾的苦難生存狀況的人道的同情，而是他所提倡的“武裝暴力革命的階級鬥爭”的“方法論”的錯誤。這種“錯誤”造成了他事實上陷入了想用“賤貴”，甚至“愚貴”的錯誤的觀念和方法，去推翻現存不合理的“資本主義”的“富貴”社會的有害的歷史“泥坑”。歷史已經證明並且還將繼續證明，能夠推翻“富貴”社會的必然的力量，只能在於“智貴”的觀念和方法論的精神和物質的力量。最後我們來談談老子。老子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之中幾乎惟一一位主張超越“權貴”、超越“富貴”，直接追求並達到人類“德貴”（“尊道貴德”）社會的人類之中偉大的先知、哲人和聖人。極其可貴的是，老子不僅具有關於人類“德貴”社會的偉大的理想（即“玄德”，也即“元德”社會的“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理想），更具有達到這個偉大的理想社會的極為有效的“方法論”，也即老子的“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偽天下先）的理論，還更有為此理論提供堅實基礎的真理的“三道”（“道可，道非，常道”）。通過老子的偉大的著作《道德經》，我們完全可以看到一個全人類之中最最最最偉大的“人學思想家”的形象。老子在他的《道德經》之中不僅提出了“德貴”社會的偉大的人類的理想，更同時對於“權貴”社會和“富貴”社會的邪惡，進行了極其深刻的現象的、經驗的揭露，以及先驗的、理論的批判。例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有偽，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生生之厚，是以輕死。”，“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取其咎。”又如：“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等等等等。老子同樣也有對運用武裝暴力革命的方法去推翻舊社會的正告：“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傷其手（首）者。”誰是“大匠”？“大匠”是自然殺手——閻王的代稱。在這裏老子是說，不要代替閻王去輕取別人的生命，也即反對殺人的“革命”，而是希望一切均以理智、智慧，也即“德”的途徑去達到理想的境界。而一定要以殺人的“革命”的方式去做，那麼就將不可能避免自己也會走向被人“革命”，甚至被人殺的下場。總之，在老子看來，一切均以按照自然的、真理的、真實的、真誠的、邏輯的“方法”去達到的“目的”，這才是真正合乎“道”的“目的”。通過上述三個人物的對比描述，我們可以看到，孔丘及其儒家對於維護兩千多年來的中國“權貴”天下（社會）的歷史作用的重大的代表性；Marx及其所謂的Marxism對於近一百年中國的同樣是（複辟的）“權貴”社會的歷史作用的重大的代表性；而老子，則是具有著直接訴諸人類的“德貴”，也即最全面的“智貴”社會的未來人類理想社會的重大的代表性。這三個人物，孔丘代表了中國過去漫長的“權貴”天下（社會）的歷史，Marx代表了中國近現代短暫的一百年的複辟的“權貴”（社會）的歷史，而老子代表了中國人，以及全人類未來的“德貴”，也即全面的“智貴”社會的歷史。我的《創造中國歷史》明顯是面向中國未來歷史理想的憧憬，所以，我不能不對孔丘及其儒家的邪惡的“權貴”社會的代表性進行徹底地批判，同時，也不能不對Marx的引來複辟的“權貴”社會的思想理論的代表性進行分析的批判，而對於老子，我顯然更多的是進行盡可能的最通俗的解說，以便達到讓老子的偉大的《人學》的思想在我的親愛的同胞們之中的廣泛的傳播和普及，並更在全人類之中的廣泛的傳播和普及。很顯然，宣講老子的《道德經》，也即宣講老子的偉大的《人學》的思想精神，將是我的《創造中國歷史》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另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即是宣講經過我的努力所達到的現當代《人學》的全面的內涵。因為在我看來，《創造中國歷史》，其實質即是創造現當代中國人的“人學”精神的歷史。而“人學”的精神動力正就是推動中華民族現當代歷史的最偉大的精神智慧的動力。中國人正是需要依靠這種“人學”的精神智慧的動力，去崛起，去趕超，去超越全人類一切最先進的文明。（2012,1,5.）（本文屬於黎鳴所作“三問”系列《問歷史》的一部分，原標題“創造中國歷史（之二）：“老子、孔丘和馬克思的比較”，原文發表於新浪博客，本系列文章的發布已得到黎鳴本人的授權）。本系列文章所有贊賞收益都將歸黎鳴本人所有，用以支持出版解讀老子的著作《東方荒漠中的甘泉》，文章有大量刪減。
《創造歷史（之二）：老子，孔丘和馬克思的比較》完，請繼續朗讀精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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