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王華寶：聊備右台一故事敢附左傳三不朽——俞樾《右台仙館筆記》研究三題第王華寶：聊備右台一故事敢附左傳三不朽—

《王華寶：聊備右台一故事  敢附左傳三不朽——俞樾《右台仙館筆記》研究三題》

晚清時期“最有聲望”、具有近代意識的學術大師俞樾（1821-1907），今有著作總集《春在堂全書》《俞樾全集》傳世，其中有《右台仙館筆記》（以下簡稱《右台》）1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標為667則筆記。
俞樾
各種小說史、筆記小說史乃至史料叢刊中對《右台》多有涉及，但具體探討的維度多局限於小說視角。俞樾是嚴謹的學者，又是一位富有現實感、歷史感和文化意識的作家，重讀《右台》文本，其書的內容性質、題材特點與寫作主旨等似可作不同的闡釋。
一、混合型筆記：豐富而龐雜的內容
《右台》“雜記平時所見所聞”（俞樾自序），所記以男女婚俗及鬼怪事為多，而言事與人、記史、考據三者兼具，涉及了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
吳奈夫等人的《試論俞樾》中指出《右台》“其中許多篇幅都直接地反映了清代普通人民的生活和社會活動，鄉土氣息十分濃厚，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全書30多次寫到太平天國起義等時事，記浙東“搶婚”“典妻”、上海“放鵓鴿”、蘇州“仙人跳”等事，可藉以了解當時婚姻陋俗，特別是更多地反映了中下層百姓的生存狀況，揭示民生疾苦，雖也記奇聞異事，而從中亦可窺見晚清社會的客觀歷史面貌。
此書內容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記婚俗怪相，呈現晚清世風。
書中記載較多的婚戀奇異現象，如第9則記女子私奔，“背母而逃，致母於死”而誤服生鴉片致死；第13則記女子私奔以海外歸來之商為夫，而俞樾稱“勿責其越禮也”；第170則寫寧波鄉下唐某，因家貧歲荒，將妻子典給鄰村王姓一年，王某改一為十，妻不能歸，唐某投河而死；第406則記“有情有禮”的狐仙。
有一些世風澆薄下因私情而害命之事，如第353則寫男女苟且而推夫入河中事；也有正面之事，如第10則嫁婦奉母，第74則老儒之女為舊房客拐後自救，第122則“窮措大”書生與“甘苦相憐者”蘇妓紅蘭得費媼相助終成眷屬，第136則寫妓女秦娘與蔣生的愛情故事，第173則記一書生與有情女殉情，第220則女子不從賊人而智救父母，等等。
鳳凰出版社版《右台仙館筆記》
至於“招租”“荷包出售”，杭州諺語之“鐵門檻”事，並“可為冶遊者戒也”。
身為清人的俞樾，既受筆記體古樸風習影響，也受志怪、傳奇的影響，並且走向了以婚戀習俗為主要主題的極至。《右台》全書絕大部分涉及男女兩方，展卷可知。神鬼精怪，千姿百態，俞樾也結合社會現實加以記述評議，對志怪並不排斥。
如第606則記“紹興城中有天官第”，吏官陳公訪龍虎山，獻茶時失手摔壞杯的童子，原為在真人府服役的龍王，後感陳公相助之恩而護其宅不受為災，俞樾有“其情跡頗近荒誕，蓋故老相傳如此。沈君即紹郡人，言之鑿鑿，姑為記之。《齊諧》志怪之書，原不必其為信史也”之說，彰揚善報。並且，“言有裁量”方能“毀譽不淆”，弘揚人之氣節方可“扶植善類”，且關乎士風世運，與天下安危相表裏。
二，記士子沉鬱或發達，寫百姓疾苦，反映社會百態。
《右台仙館筆記》手稿
如第44則記紹興坐館者曾習申、韓家言，第68則下第孝廉坐館抵債，第70則滇南邊官依靠妻子代妓受杖籌錢歸葬，第72則困於童子試的“十名相公”，第78則紹興某生應試而好色“弛服橫陳”受敲詐，第84則為讀書人“性好博”轉而從善之事，第155則孝廉入貲為郎中，第174則迂謹書生“防其前，未防其後”事，第455則書生有情義而得助等等，反映讀書人的讀書、應試、求官、為官等生活狀況。
第70則顯示出下層官吏“從事萬裏，亦殊可憐”，以致客死他鄉，只能依賴少妻受罪籌資歸葬，俞樾評論說：“餘謂此婦受辱雖甚，然究未失身，不得謂之不貞。不惜父母之遺體，以歸其夫之遺骸，不得謂之不義。君子哀其志，悲其遇，未可重訾之也。”
而第157則寫通州惡霸毛某，“俗有土四衙之稱”，橫行鄉裏，鄉民王長民打死了他的狗，毛某威逼鄉民為狗買棺盛殮，還要寫下“不孝狗男王長林”具名的訃告貼在大街上。這一系列記載，體現出現實生活中士子與下層官吏的艱辛，百姓的窮困，惡霸的為所欲為，反映出晚清社會種種世態人情。晚清衰敗氣象影響下的人文精神、社會百態，均可從中得到一定的認知。
三，記與鴉片相關事件、社會新事件，部分展示晚清對外交流狀況。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中國人深受鴉片之害。全書涉鴉片之事眾多，有超過10條的吞生鴉片致死之事，如第33則揚州某甲女“服阿芙蓉膏死”。第449則記嗜鴉片者何某“忽得奇疾，十指先作癢，爬搔之，癢愈甚，乃以齒咬之，指寸寸斷。以次及肩臂，及股，及足，凡口所及之處，無不齧者，血殷床褥。晝夜呼號，閱兩月而斃”。
俞樾書對聯
而第52則似為“其時皆言鴉片煙中有死人膏血”的辨訛，實借老儒賈慎庵之夢，揭示鴉片自乾隆年間傾銷中國所造成的危害：“嘗夢至一處，似大官牙署，……門忽啟，有數人扛一巨桶出，一吏執文書隨其後而去。眾即擁裸婦入，賈亦隨入。歷數門，至一廣庭，見男女數百，或坐，或立，或臥，而皆裸無寸縷。堂上坐一官，其前設大榨床，健夫數輩，執大鐵叉，任意將男婦叉置槽內，用大石壓榨之，膏血淋漓。下承以盆，盆滿即挹注巨桶中。如是十餘次，巨桶乃滿，數人扛之出……使將此膏血灌入罌粟花根內，自根而上達花苞，則其汁自然濃鬱，一經熬煉，光色黝然。子試識之，數十年後，此煙遍天下矣。”
俞樾記吸食鴉片之慘狀以警世人，《春在堂隨筆》還記有俞氏戒煙方兩種，本書第9則後亦記“有一方可救之，宜廣為傳播。其方用雄黃二錢，雞蛋青一枚，生桐油一兩，河水調勻灌服”。
此外，卷十二之484-496條，全記有關日本之事。第496則說明：“以上日本諸事，皆本其國人吉堂所錄。吉堂姓東海氏，名複，在海外曾讀餘所著書。及至中國，知餘有《右台仙館筆記》之作，錄此十數事，托餘門下士王夢薇轉達於餘，因粗加潤色而存之。餘詩所雲‘舊聞都向毫端寫，異事兼從海外求’，洵不虛矣。”
《右台仙館筆記》手稿
這些事件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可見《右台》的獨特價值。俞樾與日本人多有交往，受邀為日本漢詩選編《東瀛詩選》等，亦可見俞氏在海外的文化影響。
四，考據事件的真實性，記“異”而不求“玄”。
宋莉華在《清代筆記小說與乾嘉學派》中指出乾嘉時期的筆記小說“從內容形式到審美特征上都體現出了鮮明的學者化傾向”。
作為以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為學術榜樣的俞樾，很自然地將考據、音韻、訓詁等乾嘉學人的治學範式融入到小說創作中，因此加強了小說的寫實性，形成了小說“學者化”的特點。雖多記鬼靈、“男女飲食之間”等奇聞異事，但是他還是注重遵循客觀事實，記“異”而不求“玄”，反映了清末時期的社會現狀和各地的民風民俗，揭露了苦難的社會現實。
而且他注重考據事件的真實性，經常旁征博引，用各種史書材料或各地相似事件來佐證，考據之風鮮明。全書涉考據者眾，如第386則考“婦女受杖之律”，第389則引《論衡》及泰西人之說再作議論，第533則按《梁書》而及其他，第617則由《列女傳》《博物志》開篇，第662則由《禮記》開篇，等等。
謝超凡將俞樾“學者化傾向”的主要表現分為三點，即“一是把學術思想融入小說中，二是把學術範疇的考據方法引入小說，三是從傳奇的虛構回歸漢代的實錄觀念，力圖使小說具有‘資考證’的功用”。這三點概述非常到位，特別是“回歸漢代的實錄觀念”深得我心，如能由“小說”視角回歸“筆記”本位或更有意義。
通過歷史事實與文學虛構的切換，俞樾對官場倫理“在場”的批判，對生存智慧進行深切的反思，展示自由自在的“遊牧式”思維，並由敘事闡釋變為人格探索。
俞樾詩稿
如第120則記博徒與得資助而後成為縣令的孝廉之間的交往，借博徒之口說“一入朱門，則束縛欲死，非所以愛我也”，稱贊“此博徒見識甚高，使淮陰侯能見及此，則無鳥盡弓藏之歎矣。誰謂市井中無英雄哉”。
又如第408則記南潯道士周靜涵鬥“鹹以為妖鬼所幻化”的“青衣人”失敗，“臨終謂其徒曰：‘吾為虛名所累，致損元功。爾等宜閉戶自修，毋預外事也。’”其明哲保身意味外，也有不可“為虛名所累”的人生感悟。
俞樾在該篇末加考證說，“此亦出徐晦堂先生所記，其事當在乾隆初年。餘考之汪謝城廣文所撰《南潯志》，周靜涵名科耀，一名道昱，嘉興人，習青符五雷法。初居武康之升元觀，後住南潯廣惠宮，著有《補閑吟草》四卷。”其事虛實難知，而其人周靜涵則實有，《南潯鎮志》卷二十三“方外”有其傳。俞樾考證，起到出虛入實之效。
除上述幾個方面，俞樾還在筆記中提到一些其他觀點，如對後世影響極大的“廢醫論”。1879年，俞樾開始撰《俞樓雜纂》，凡50卷。其第45卷中專列《廢醫論》，其文分七個篇章，長達7000餘字。其中的《證古篇》中列舉周公、孔子重巫不重醫的事實，借古諷今，稱：“今之世為醫者日益多，而醫之技則日益苟且，其藥之而愈者，乃其不藥而亦愈者，其不藥不愈者，則藥之亦不愈，豈獨不愈而已，輕病以重，重病以死。”
《俞樓雜纂》
成書在後的《右台》，第112則舉假藥致人死亡、醫者誤開藥方等事，直稱“卜可廢，醫亦何不可廢之有”，並重提“餘曾有《廢醫論》，刻入《俞樓雜纂》”，宣布“雖駭俗聽，不顧也”。對自己的“廢醫論”有所呼應。
俞樾還將碑傳類文字或未及寫的事跡納入了筆記。如第265則，寫鹹寧人樊希棣，“餘本擬為作傳記存集中，因循未果，姑撮大凡存之筆記”；第266則，寫鹹寧人餘炳文之子餘守鐘為國殉難，“斯人也，固循吏及忠義傳中當兩收者也”，因未能及時作傳，“餘悲其意，牽連書之於此”；第624則，寫海寧州知州惲敷，在擔任嘉善知縣所辦的兩件案子，“既為作傳，又存此於筆記中雲”。
筆記作為一種隨筆記錄、內容龐雜的著述，起源極早，過去或屬之史部雜纂類，或屬之子部小說類。人們常將“筆記”與“小說”混用，或徑稱“筆記小說”，20世紀20年代，上海進步書店刊行《筆記小說大觀》，匯集自晉至清作品200餘部，內容龐雜而影響巨大；20世紀末，苗壯著有《筆記小說史》，作為“中國小說史叢書”的“體裁史”之一面世，從概念到發展歷程，做了系統的梳理與較詳的考辨。
也有人主張“筆記”“小說”二者不可混用。劉葉秋著《歷代筆記概述》，作為“中國史學叢書”之一出版，歸納魏晉以來筆記為小說故事、歷史瑣聞、考據辯證三大類。
事實上，前人對“筆記”理解並不相同，即以作書名為例，宋人宋祁《筆記》，分釋俗、考訂、雜說三卷，明顯為非小說的筆記；題名宋人蘇軾的《仇池筆記》二卷，似為隨筆似的小品文集。可見，筆記可形成史料筆記、筆記小說與考據筆記等多種類型，或因類型複雜，也可能出現混合型筆記。
俞樾信劄
綜上所述，從《右台》全書不惟記怪說鬼，且及當時社會現實、世態人情並多學術性內容來談，從《右台》前4卷與《耳郵》的異同與“雅化”來看，從其學者的身份、曾經的學官、多年風餐露宿艱辛漂泊的人生經歷來論，其“消閑娛老”的表征外，有借民俗風物、婚戀奇聞談因果報應以寓勸懲垂戒之意，借淪落士子、為官士人之眾相以顯士風世運之心。
《右台》記述所見所聞，不乏典型塑造；反映世間眾相，頗多議論品評；時有抉微探幽，出經入史。《右台》內容豐富而龐雜，具有史料筆記、筆記小說與考據筆記等多重屬性，其性質定位於混合型筆記或更近實。
二、題材特點：偏重晚清江南的社會現狀
從題材來看，《右台》全書所記，敘事者或人物籍貫或事件發生地則大半在江南，而當時的江南正處於一個急劇轉型的歷史時期。晚清以後中國已處於從運河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轉變之中，“北京—江南”的內陸經濟體系正在向“港口—內陸”的海洋經濟體系轉變，港口開始變得重要，上海的地位越發顯眼。生當其時的俞樾在《右台》中留下了大量的記載。
《春在堂全書》
清代江南版圖，以太湖平原為核心，蘇州為中心城市，南京、杭州為兩強，蘇南的無錫、常州、鎮江，浙北的嘉興、湖州，以及毗鄰的長江以北的中心重要城市揚州等，錢塘江以南的重要城市寧波、紹興等，均在其中。
《右台》全書直接記蘇州有66處，或稱姑蘇，有6處，並多吳中之語，吳中有13處（其他異名或下轄地未統計。下同）；江寧有10餘處；杭州有43處；無錫有5處；常州有5處；鎮江有8處；嘉興有7處；湖州有13處；揚州有23處，維揚有6處；寧波有9處；紹興有28處。上海則有17處，或稱滬上，11處。
顯然全書所記以蘇州為最多，杭州次之，正在快速發展的港口城市上海顯然已超過多數城市。張立旦《俞樾與通俗文藝》評述《右台》“內容大都描寫妖狐神鬼故事，有相當一部分直接采自江浙民間”。“江浙”之說大體成立。
水是江南文化最重要的載體與顯著的標識。《右台》中有不少事件均以水為事件發生的背景，或者與水有關。俞樾筆下的“水”顯然已在晚清的大背景下濁化了，負面的事件相對居多。
如第164則記揚州高郵女為人騙至舟“揚帆而走”，第165則涉及社會治安混亂、略賣江北婦女至江南事，第175則揚州東鄉殺僧投屍於河，第333則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事，第335則溧陽“小吳王”托女於書生事，第338則水邊女鬼事，第349則“操舟者”事、408則溺水事，第513則“兵船”事。讀者正可由水上、水邊禍亂等了解晚清江南社會狀況的一個方面。
清刻本《右台仙館筆記》
商業與商人是晚清江南社會不可或缺的話題。全書多有涉及，如第130則：“山東人朱翁，商於姑蘇。性好施與，有以緩急告，輒假貸之，不責其償。及病且死，其子問父：‘外人所假貸者，亦有契券乎？’翁曰：‘此可勿問也。吾枕函中有一小匣，吾死，汝取視之，一生吃著不盡矣。’俄而翁死，子發匣視之，中無他物，惟《朱子家訓》一篇。此翁大有晏子鑿楹之意，其所見高出士大夫上矣。”
稱贊“性好施與”的商人“高出士大夫上矣”，傳達出俞樾勸善心意之外，更有俞氏生活在經濟最為發達的江南、對紳商群體的崛起的某種價值認同。
社會混亂、民不聊生，下層百姓的命運與俞樾的感慨，書中也有體現。如第193則，記“蘇州自粵寇之亂，屋廬多毀……有老儒借虹橋濱一廢屋，聚童子數人而授讀焉。忽聞有聲出自四壁，若母雞之呼其雛。及夜，又聞若有數十婦人嚶嚶啜泣者”，形容當時社會似一將傾的百年老屋，並借此百年老屋之興廢，展開不同觀點的討論。
《茶香室叢鈔》
作品當有社會代言人的角色，其在意義與價值方面的“立場”，是討論作家最重要的依據。俞樾借蘇州老屋以發感歎，值得關注。晚清之際，士大夫們在精神上日趨蜷縮，這是不可否認的狀況，而俞氏雖遭革職，卻以“狂奴”自稱，他以不成片段的“文明的碎片”來體現深層的社會結構，將隱於歷史深處的士風世運，呈現於讀者及後代。在歷史的潮起潮落中，留下自己的觀照與闡釋。
由於時代的沖擊、生活的動蕩，老妻的逝去，觸發了俞樾某種邊緣的甚至異端的感慨，正是這種感慨讓他有了更多的悲憫、懷疑與批判精神，也從“失敗”者、“小人物”、怪異鬼神中得到一些創作的激情。
雖有個人生命體驗、性情氣質及人生經歷上的原因，而其時代思想文化的沖擊與“邊緣”的影響，偏激的“廢醫論”等，當不可小覷。二千多年來儒學涵育出來的擔當世運之氣，或如縷未絕。
於正史之外尋找歷史發展的不同維度，當代人的日記、筆記等是常見常用的材料。謝超凡認為：“俞樾的小說以表現近事為主，對當時的風俗人情與社會狀況多有反映。”
俞樾以個人的社會生活經歷為背景，以“近事”“近己”來鋪展時局變動、書寫家國情懷，將個人與歷史緊密勾連，呈現出較強的現實感與歷史感。書中記本身經歷、自家人所述特別是大兒媳樊氏、友人所述眾多，直接反映晚清江南的社會生活。
如第634則，“許仁山閣學之女，嫁海寧孫氏。有女名小翠，生於京師。繈褓中，父母以奔喪歸，因小翠稚小，寄養於餘次女處，蓋餘次女即仁山之從弟婦也。後餘女挈之南旋，以還其父母。小翠秀外惠中，眉目如畫。然自幼多病，年七歲殤焉。其臨死時趺坐榻上，閉目合掌，家人不知其已死，候之則氣已絕矣。其殆有宿根者與？曇華一見，亦可異也。”
朝記書莊刊本《右台仙館筆記》
第643則，“光緒五年十月乙醜，餘葬內子姚夫人於錢唐右台山之原，餘即自營生壙於其左。既葬三日，有蝶見於墳塋，黑質而黃章。越三日，又見，亦如之。時雖十月小春，然已交大雪，晨起嚴霜滿地，不應有此，亦可異也。及歸吳下，以語老友吳平齋，平齋決為太常仙蝶，然未敢遽信也。其事見《春在堂詩編》卷第九。今亦類記於此。餘作《金華將軍》詩，中四句雲：‘我泛餘不溪中舟，疑有神人來同遊。我築右台山下壙，疑有仙蝶來送葬。’即謂此二事也。”則為自身經歷，發生於杭州之事。
《右台》中大量提及門下士或友人所說，達20人以上。這些真名實姓之人，有的還是社會知名人士。
如記弟子徐花農有18處。徐花農即徐琪（1849—1918），工詩文、善書畫，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授編修，歷任山西鄉試副考官、廣東學政，官至兵部侍郎。與俞樾交往極多，今存俞樾致徐琪尺牘就多達155通。
《春在堂全書》
又記友人姻親彭雪琴7處，多為彭氏親身經歷。彭雪琴即彭玉麟（1816—1890），官至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書，封一等輕車都尉，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一，與俞氏唱和頗多。今存俞樾致彭玉麟尺牘14通，可以相互參證。《右台》這種著述方式，無疑增強了筆記的真實性與可信性
此外，清末國門一步步被打開，中外交流較多，《右台》中出現不少外來詞和音譯詞，俞氏多次結合古詞、古語加以考證。這也與俞樾長期生活在對外交流較多的江南是分不開的。
作筆記明確標示材料來源，或親身經歷，或為耳聞，或為征集所得，且加考證，言之鑿鑿，以示可信，這種著述方式既是晉宋人作筆記“寫實”的傳統，也是俞樾的寫法之一。
俞樾道光元年（1821）生於浙江德清，光緒三十二年（1907）卒於江蘇蘇州。在鹹豐七年（1857），因河南學政任上所擬試題割裂事被革職為民，且永不敘用，於鹹豐八年（1858）家鄉遭兵亂時僑居蘇州，後避亂上虞，回德清辦團練，由寧波、上海而輾轉至天津，戰亂中倉皇無所定居。同治四年（1865）由李鴻章推薦任蘇州紫陽書院講習，方有所安定。
後主講於上海求志書院等處，而任杭州詁經精舍院長更是長達30餘年，長期生活在蘇州、杭州、上海等江南區域，故對晚清時期江南的社會狀況，文化變遷，民俗風情，特別是動亂不安，多有記述，可從中討論俞樾的思想觀念、敘事視角等。
《春在堂隨筆》等偏於學術劄記，而《右台》記述廣泛，雜記隨性，且多勸懲，又有“三不朽”之期許，可視之為社會變遷過程中俞樾面對各種人物與事件等虛實結合的一種記錄與展示。《右台》通過事實與虛構的橫側嫁接，忠於現實之真，揭示社會現實的真相，也傳達出忠於理念之美善，展示其敘事技巧，寓勸懲垂戒之意。
上 海古籍出版社版《右台仙館筆記》
俞樾生逢開始退落的舊潮與正在湧起的新潮交匯之際，其著述或可增添衰世的文華，回應衰世的憂患，折射出其所代表群體的人情、心態、價值，或可藉以討論晚清的變局中知識階層的一種時局觀與文化觀。由此以探討晚清江南的社會狀況，則不失為一個較好的切入口。
三、寫作主旨：勸善懲惡而“成一家言”
一般多據俞樾自述“以《閱微》為法”、詩句自注“聊述異聞”來討論《右台》之主旨。若將《聊齋》稱為志怪派，則《閱微》似為雜俎派。《閱微》多談鬼怪神狐，而《右台》又講因果報應。其間同異，或宜細論。
《右台》的文本性質，或定義為筆記小說，或認為志怪之餘又具重寫實的特點，或認為具“明顯的‘消閑娛老’意味”，甚至指為“遊戲之作”，似觸其一面，觀其一相。
進步書局刊本《耳郵》
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是儒家文化的一個重要概念，早已成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終極追求。俞樾自稱“聊備《右台》一故事，敢附《左傳》三不朽”，《右台》開卷第一則為江蘇太倉州的“馮孝子”作傳，記其“少孤貧，傭耕以養母”，母喪後與父合葬，並乞食守墓，最終死於墓旁。
文末直接議論說“《春秋》二百四十年，人材極盛，而開卷即載潁考叔事，表純孝也。餘研經餘暇，偶掇拾見聞，成斯筆記，而首以馮孝子事，亦庶幾《左氏》之義夫”，點明了效《左氏春秋》之義。俞氏當有立德“成一家言”的追求，而非僅“消閑娛老”。其自序“筆記者，雜記平時所見所聞……餘之志荒矣”談及其“志”，當見端倪。
以上是俞樾的自我定位，而從《右台》與《耳郵》的異同來考察，則不失為認識《右台》寫作主旨的又一個重要維度。一般認為《右台》前四卷大體據作者早年所撰《耳郵》而有所增刪。實則二者已有不少差異，這在各自獨有篇章、相同篇章的文字差異、評論等均有體現。
《右台》前四卷共189則，刪除了《耳郵》218則中的46則，而增加了17則。這些各自的獨有篇章自然是二者最明顯的不同之處。
《耳郵》的獨有篇章可分為四類，即：1、人世間的因果報應之事，包括善報和惡報；2、人與動物之間的報應之事，包括動物報恩和動物複仇，當然，這兩類還有個交集的故事類型，即在因果報應的故事當中，動物成為揭示惡報的重要助手；3、奸邪、淫風之事；4、弘揚善行孝道，起規勸作用之事。
總體來說，這些獨有篇章以因果報應之事居多，且多奇聞異事，奇幻色彩濃厚，也有少量篇章揭露了現實生活中官場的黑暗和腐敗，以及僧道的狡詐，多因果而少議論，意在勸懲。
清石印本《右台仙館筆記》
《右台》的獨有篇章也可分為四類，即：1、因果報應之事，多為惡報，如：卷一第8則、卷四第3則和第7則；2、贊揚婦女智慧和守貞之事，如：卷三第50則、卷四第1則和第2則；3、作者闡發議論，如：卷二第35則、卷四第4則、第5則的“鬼神論”和“清濁氣說”以及卷二第36則的“養生論”；4、奇聞異事，如：卷一第22則、30則和卷三第51則。總體來說，這些篇章多貼近現實生活，少了怪奇之事，有一定的存史意識，且篇幅加長，增加了作者的議論，有“雅化”傾向。
由此可見，俞樾通過刪除《耳郵》46則筆記，而在首尾增加17則，並在其他各篇做文字上的少量修改，使之成為《右台》的前四卷，那麼在這一增一刪之中作者創作的側重點“雅化”就會直截了當地顯現出來。
相比較《耳郵》和《右台》的獨有篇章，《右台》的篇幅增長，更貼近於“筆記”而非“小說”；《右台》的現實感也更強，多是身邊或聽說的人事，雖說也有奇人異事，但是奇幻色彩變淡；而且作者在《右台》中的議論增多且長，《耳郵》的獨有篇章中俞樾雖然也對律法和受刑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是先講故事再進行簡單議論，而在新增的《右台》篇章中有多篇全篇都是直接議論鬼神、養生和清濁氣，表達了自己的鬼神觀。
新文豐出版公司版《耳郵》
此外，俞樾刪除了那些奸邪、淫風之事，使《右台》不陷於低俗之流；他還贊揚貞節烈婦，同時也折射出他對婦女的重視和別樣的婦女觀。所以，俞樾的增刪之舉，淡化“戲編”，使這些獨有篇章成為讀者了解《耳郵》和《右台》不同的重要突破口，也成為大家了解不同狀態下俞樾的創作主旨變化的重要憑證。
最後，則從作品的議論來考察，全書中俞樾有大量直接出場議論，在基於見聞、重視信實的前提下，表達自己的主觀認知，如第37則記杭州顧茂才死而複蘇，論議道：“如餘者生為閑散之人，死亦宜為閑散之鬼。清風明月，任我遨遊，不亦仙乎？”
第93則記“難民中一老翁援筆續之曰‘無靈文字送窮難”以對上句“有限年華催老易”而有“江湖漂泊中乃有詩人哉”之歎，第119則借博徒之口說“一入朱門，則束縛欲死”而直言“誰謂市井中無英雄哉”，第311則有“冥間營營，亦與人世無異”之說，第508則稱“市虎成於三人，天下事大率如此”，第628則稱“史家載此等事者，欲使人知白屋之中大有青雲之士，勿以高門鼎族而蔑視寒微耳。餘記殳夫人之言，亦此意也”，第636則記事後引出“歐陽公雲‘禍患常起於細微’，信矣”之論。
並且，《右台》的善惡果報傾向非常明顯，勸懲意味鮮明。全書“戒曰”眾多，並有“可為冶遊者戒”，“可為小不忍者戒”，“可為色荒者戒”，“轉告世人以為鑒戒耳”，“卒以隕命，可不戒歟”，“何媼每舉此事以戒其儕輩曰：‘分外之財，得之無益，勿妄求也。’”“戒勿萌他念”，“可為倍死忘生者戒矣”，“可為倍死忘生者戒矣”，“《論語》所戒，首在非禮勿視”，“可為刻於禦下者戒”，“可為無故殺龜打蛇者戒矣”等明顯勸戒之語。
廣文書局版《右台仙館筆記》
《右台》將記事或敘事置於晚清江南現實與歷史脈絡之中，其寫作主旨，清人周中孚《鄭堂讀書記》中評價《閱微草堂筆記》“雖晚年遣興之作，而意主勸懲，心存教世，不獨可廣耳目而已也”之語，指其抒寫情懷、寄寓勸懲之主旨，或可引為同調。
俞樾自述詩句“聊備《右台》一故事，敢附《左傳》三不朽”、與次女繡孫信中所言常誦白居易詩句“生前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當是《右台》主旨最好的注腳，由此來重新闡釋，則《右台》頗具隨筆中喜考據的學者化特征，顯示出“消閑娛老”表征外的“成一家言”之志。
綜上所述，從《右台》豐富而龐雜的內容和言事與人、記史、考據三者兼具以及筆者小說的定義來說，筆者認為將之當作“筆記小說”似窄，或可稱之為“混合型筆記”；從全書敘事者或人物籍貫或事件發生地等以江浙滬為主，記敘晚清風俗人情與社會狀況，且有“近世”“近己”的特點來看，題材上偏重俞樾自己長期生活的江南社會；從《右台》寫作中的“雅化”傾向、文中顯現的寄寓勸懲、抒寫情懷及其個人表述“敢附《左傳》三不朽”立言以傳世的人生追求來評價，則寫作主旨“消閑娛老”表征外的“成一家言”之志更應受到重視。
注釋：
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2。
韓洪舉、魏文豔《俞樾<右台仙館筆記>的近代意識》（《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從危機意識、重視小說實用功能和較為進步的婦女價值觀等方面，闡釋了《右台仙館筆記》所體現出來的近代意識。
【清】《右台仙館筆記》，徐明霞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明清筆記叢書》本。
《蘇州大學學報》1984年第2期。
參見韓洪舉、魏文豔《俞樾<右台仙館筆記>的近代意識》（載《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等文。
參見羅雄飛、趙劍《俞樾在日本、韓國的影響及其與外國友人的交往》，《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
《文學評論》，2001年第4期。
謝超凡《遊心與呈藝——晚清文化視閾下的俞樾及其文學著述》，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88。
苗壯《筆記小說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
劉葉秋《歷代筆記概述》，中華書局，1980年。
參見王華寶、餘力，《比較視閾下的<右台仙館筆記>與<耳郵>》，《中國語言文學研究》2018年第2期。
黃惲《俞樾在蘇州的印跡》（《江蘇地方志》2004年第2期）指出，俞樾在蘇州的故居，除了大家熟知的馬醫科巷曲園外，還有三處，即飲馬橋畔狀元石蘊玉的五柳園、紫陽書院和大倉前。
《文史雜志》1989年第2期。
《俞樓雜纂》卷四十一《百哀詩》，夫人去世後，敘述夫妻恩愛之情，記姚夫人之胸襟與氣度，有“翻喜狂奴去官早，朝冠卸後一身輕”之語。
謝超凡《遊心與呈藝——晚清文化視閾下的俞樾及其文學著述》，頁200。
分別參見張燕嬰整理《春在堂尺牘》，鳳凰出版社，2020年，頁549、863。
參閱王其和《<右台仙館筆記>之漢語史資料》，《蒲松齡研究》2010年第2期。
見於《春在堂隨筆》卷八評《聊齋志異》：“餘著《右台仙館筆記》以《閱微》為法，而不襲《聊齋》筆意，秉先君子之訓也”，見《春在堂全書》第五冊，鳳凰出版社，2010年。《春在堂全書錄要》也稱“其體例頗與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相近”。
《春在堂詩編己辛編詩注》卷九《築右台仙館成落之以詩》題之三“正似東坡老無事，強人說鬼在黃州”句下自注：“及右台仙館成，不能成書，姑成右台十二卷，聊述異聞而已。”《春在堂詩編》，《春在堂全書》第五冊，頁117。
苗壯《筆記小說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版。
《清代志怪傳奇小說集研究》，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參見張瑾《清代文人筆記研究》（吉林大學2018年博士學位論文）等文。
《春在堂詩編己辛編詩注》卷九《築右台仙館成落之以詩》，《春在堂詩編》，《春在堂全書》第五冊，頁117。
參見程璐、吳微《經學大師的“小說”情懷——以俞樾<耳郵>為例》（載《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2013年第2期）等文。
參見王華寶、餘力，《比較視閾下的<右台仙館筆記>與<耳郵>》。
《春在堂尺牘》，頁1229。

《王華寶：聊備右台一故事  敢附左傳三不朽——俞樾《右台仙館筆記》研究三題》完，請繼續朗讀精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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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華寶：聊備右台一故事 敢附左傳三不朽——俞樾《右台仙館筆記》研究三題

王華寶：聊備右台一故事敢附左傳三不朽——俞樾《右台仙館筆記》研究三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