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明朝借葡萄牙槍炮隊抵抗滿清，收獲奇效，為何卻淺嘗輒止｜文史宴第明朝借葡萄牙槍炮隊抵抗滿清，收獲奇效，為何卻淺嘗輒止

《明朝借葡萄牙槍炮隊抵抗滿清，收獲奇效，為何卻淺嘗輒止｜文史宴》

文/卜正民
徐光啟曾進言明朝招募葡萄牙火槍手，讓他們集中訓練一支明軍，使用類似於西班牙大方陣的戰術擊滅滿清。此舉本來頗有可行性，但廣東官員擔心自己跟歐洲人的貿易被朝廷主導，想方設法阻撓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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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南北疆防務之爭
因為外國人出現於沿海而憂慮不安的，不只有漁民或負責保護海岸防杜走私、海盜侵擾的官員而已。
盧兆龍是讀過許多書的廣東上層人士，在官僚體系裏層層升遷，17世紀20年代當上中央政府的禮科給事中一職。他是香山縣人，而澳門就位於該縣境內。
沒有理由認定他知道“吉亞”號擱淺事件，但那是樁涉外事故，應該會有報告送到朝廷。不管怎樣，盧兆龍時時關注家鄉香山縣的動態，即使那只是基於維護自己家人和朋友的利益。
沿海地區出現這麼多外國人，讓盧兆龍大為不安。還有更多的中國人非常樂於和那些海盜——特別是和紅毛——從事以物易物的交易，也讓他不安。
事實上，中國人對那些人所知甚少。逐日記載的官修史料《明實錄》對“和蘭(荷蘭)”這個國家最早的記述，出現在1623年夏天的一條記載，說“又其志不過貪漢財務耳”，但朝廷官員認為紅毛是盤踞沿海的另一股無法控制的勢力而為此憂心忡忡。有些官員(例如盧兆龍)希望所有外國人——不只紅毛——全消失於中國沿海。
盧兆龍就外國人之事四度上疏崇禎皇帝，第一次上疏是在1630年6月，也就是“吉亞”號船難的五年之後。當時，為了國家真正大患究竟在南疆還是北疆的外交政策問題，朝廷官員爭辯不休。
誰對明朝威脅更大：是華南沿海的歐洲商人和日本商人?還是北部邊界上的蒙古、女真戰士?這是朝廷屢屢碰到的難題，而其答案決定了兵力將部署於哪一方。
晚近，南北疆的情勢發展使這個問題的回答更為迫切。北方的民族——不久後將取名滿洲——已拿下長城外的大部分地區，這時更是恣意越過長城，入關劫掠。
東南沿海則正遭紅毛、澳夷、倭寇的騷擾。中國沿海沒有長城可供明軍倚為屏障，只有無險可守的開闊海岸。沿海許多地區不利大船靠岸，但有足夠多的島岸泊地，供來自大西洋的船只前來和中國商人通商，把中國的對外通商規定踩在腳下。
盧兆龍認定，中國的大患在南疆而非北疆。禮科給事中的職責在於監督禮部，而禮部是明廷負責處理對外關系的部門。基於職務關系，他知道南疆的情勢。
17世紀20年代期間，禮部看待澳門葡萄牙人及其耶穌會傳教士的態度常傾向於包容，對此盧兆龍感到不安。在上給崇禎皇帝那四疏的第一疏中，盧兆龍勸諫皇帝勿與澳門的外國人有瓜葛。
“臣生長香山，知澳夷最悉，”盧兆龍告訴皇帝，“其性悍鴛，其心叵測。”他回憶道中國人與他們的接觸最初只限於在離島背風處做買賣，然後指出，葡萄牙人最終在澳門落腳。“初猶搭篷廠棲止耳，漸而造房屋，漸而築青洲山，又漸而造銃台，造堅城，為內拒之計。”
葡萄牙人占領澳門
各色外國人跟著他們進來。就盧兆龍來說，這恰恰證明了葡萄牙人根本不把官府對於何人在何種條件下可進入中國、進入中國後應遵守何種行為規範的嚴格規定放在眼裏。
尤其不能容的是，葡萄牙人未先征求中國同意就讓日本人踏上中國土地，說明了他們全然不顧中國律法。
“時駕番舶擅入內地，”盧氏在奏折中提醒道，“拒殺我官兵，掠我人民，擄我子女，廣收硝黃鉛鐵，以懷不軌。”“硝黃鉛鐵”全是禁止出口的軍事物資。
更糟糕的是，這在中國百姓裏造成了不好的影響。“閩之奸徒，聚食於澳，教誘生事者不下二三萬人。粵之盜賊亡命投倚為患者，不可數計。”症結不在文化，而在於作奸犯科造成的危害，特別是中國這一邊的作奸犯科。
盧兆龍就此事上疏皇帝的兩年前，朝中針對滿人與歐洲人何者威脅更大分成兩派，當時剛登基的崇禎帝認同滿人比歐洲人更可畏，於是同意召請葡萄牙炮手從澳門來京，協防北疆。
但另一派的勢力也不小，在南京把那支代表團擋下。他們主張，即使北敵入侵迫在眉睫，欲增強防禦薄弱的邊界，難道就只能雇請外國傭兵?火炮不是中國所創先發明的嗎?中國的軍火為何不足以擔此重任?(拉斯·科特斯在回憶錄中痛斥中國火器質量低劣。)
盧兆龍在此後反問道:“何必外夷教演，然後能揚威武哉?”更切中利害的是，他指出為了某一邊界上的危險，就該讓中國另一邊界陷入危險嗎?
明朝借葡萄牙軍隊抗清
許多朝中官員支持借助歐洲火炮協防明朝邊疆。1622年在澳門，歐洲火炮的優越性有了最叫人歎為觀止的展現。
那年6月，一隊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只登陸澳門，企圖從葡萄牙人手中奪下這個有利可圖的貿易據點，接管對中國的貿易。
若非耶穌會數學家羅雅穀(GiacomoRho)為澳門守軍的某個炮手計算了彈道幾何，荷蘭人很可能就此得手。受到羅雅穀之助的炮手直接命中來犯荷蘭人所帶上岸的火藥桶。
羅雅穀那一擊中的，或許半靠瞄准半憑運氣，但那不重要。事後，羅雅穀因他的數學本事讓葡萄牙人保住澳門，不致落入荷蘭人之手，而獲得榮譽。
有些得意揚揚的中國官員從對葡萄牙人的這場勝仗中認識到，外國人相爭，中國人只需操縱他們反目就能得利，就眼前狀況來說，其做法就是同意同葡萄牙人貿易，但不准與荷蘭人貿易。兩廣總督戴燿說道:“是以夷攻夷也，我無一鏃之費，而威已行於海外矣。”
盧兆龍不贊同為了解決中國難題而求助於外國人。雇用葡萄牙炮手正是自曝己短，而非己長。朝中其他人的觀點則較為積極進取。他們認為，羅雅穀的勝利正表明中國必須取得更先進的技術以求自保。
崇禎皇帝也做如是想，於是在盧兆龍第一次上疏之前，就已下令同意葡萄牙火炮隊來京。
這支代表團包括四名炮手、兩名翻譯，加上二十四名印度、非洲的奴仆，由公沙·的西勞(GonçaloTeixeiraCorrea)帶隊。其中一名翻譯是中國人，另一名是已擔任赴日傳教團團長數年的耶穌會高級教士陸若漢(JoãoRodrigues)。
華南的官員早就認識陸若漢，但是不信任他。與盧兆龍交好的廣州府推官顏俊彥認為陸若漢乾預中國內政。他懷疑這位耶穌會高級教士不只是翻譯，但君命不可違，只好讓他從廣東通過。
皇帝雖然已經召代表團來京，但與盧兆龍持同樣立場的官員卻是處處阻撓。這支代表團一如前述，在南京被攔下。除非他們證實皇帝的確召請他們進京，否則便不准他們再往前。
陸若漢在送回國的報告中表示，他們在等風向轉為有利，再沿大運河乘船北上，但那只是顧全面子之詞。最後，1630年2月14日，皇帝敕令終於送達：火速進京。那時，京城附近已有滿人出沒騷擾，亟須外國人相助。
在京城南方六十五公裏處，一支滿族突擊隊和正欲進京的葡萄牙炮手相遇。這是不期而遇，但對於主張利用歐洲科技那一派，卻是不可置信的一樁好事。
那些炮手退到附近的涿州城，在城牆上架起八門炮。炮火未殺傷滿人，但炮火的威力將滿人嚇跑。接下來未有實際交鋒，葡萄牙人未贏得真正勝利。但 對於朝廷內所有支持他們來京的人來說，這正好可以震懾住盧兆龍之類的反對派人士。
公沙、陸若漢一來京，馬上就知道自己人數太少，對於抵抗滿人的整個大局起不了什麼作用。 滿人將領善於用兵，部隊調度機動神速，更別提還有能乾的漢人炮手投入他們的陣營。整個戰局偏向滿人一方，光靠四個葡萄牙炮手，幾無可能扭轉。
葡萄牙人決定趁此機會揚名立萬，於是建議從澳門再調來三百名騎兵。這很可能是負責練兵的詹事府詹事徐光啟的主意，他也是在1620年時首次倡議借助西人火炮禦敵的官員。
徐光啟試圖讓葡萄牙人幫明軍訓練出
西班牙大方陣
他在1630年3月2日上疏，說明歐洲人的火炮比中國火炮鑄造更精巧，而且金屬材質較佳。歐洲火炮使用較易引爆的火藥，而且因為瞄准具較佳，命中率更高。
同月，替葡萄牙保住澳門的耶穌會數學家羅雅穀應徐光啟之邀來到北京。
徐光啟與天主教
徐光啟——以受洗名徐保祿(Paolo)而為耶穌會士所知——是朝廷裏皈依基督教的最高階的官員，他和盧兆龍一樣出身沿海人家，但是是在更北邊的上海。而 在上海，海上的威脅主要是日本，而非歐洲。
那時，上海從未受到澳夷或紅毛的侵擾，澳夷、紅毛從事貿易的沿海地帶在南方，距上海甚遠。但經由一連串偶然的機遇——徐氏本人濃烈的好奇心也是一大因素——這位上海子弟認識了許多歐洲人。
不過，他所認識的歐洲人既非澳門商人，也非荷蘭海盜，而是來自歐洲各地的耶穌會傳教士。這些傳教士帶來新知，而徐光啟認為那些新知對於中國的振衰大有助益。
1595年，徐光啟正為科舉功名而奮鬥時，在南方遇見一名耶穌會士郭居靜(LazzaroCattaneo)。當時耶穌會士從澳門進入中國還不到十年。五年後，他遇見另一位耶穌會士，即聰敏過人的利瑪竇(MatteoRicci)。利瑪竇率領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傳教，直到1610年去世。
徐光啟在1603年與第三位傳教士首次碰面後，加入天主教，獲教名“保祿”。徐光啟與耶穌會士——特別是學問淵博的利瑪竇——過從甚密。他與利瑪竇合力進行多項宗教性與學術性的計劃，好讓中國人了解傳教士從歐洲帶來的新知很有用。
徐光啟與利瑪竇
當時只有極少數中國人信仰基督教。信仰基督教必須放棄傳統的禮儀、信仰，中國人囿於傳統，對此事心存疑慮。
對於這一新宗教知識要求的承諾，徐光啟不覺得有何不妥。他認為基督教和冶金學、彈道學、水力學、幾何學一樣，都只是歐洲知識體系的一環，而那些學問是他所熱切學習、轉化，使之可以為中國所用的知識。他沒有理由接受西學的某些分支，而拒斥其他分支。
在中國是否應該利用歐洲科技的爭辯上，盧兆龍視徐光啟為頭號大敵，而在這點上，他倒是見識頗明。
欲讓皇帝轉而相信他的觀點，唯一辦法就是讓徐光啟在皇上面前失寵。葡萄牙人在涿州那場小勝，使他這一計謀更難得逞。他必須小心行事。
盧兆龍的主要論點在國家安全。“何事外招遠夷，貽憂內地，使之窺我虛實，熟我情形，更笑我天朝之無人也。”讓外國人對中國敬畏的唯一辦法，乃是與之保持距離。若讓“此異類”三百人，“躍馬持刀，彎弓挾矢於帝都之內”，那景象思之就令人不安，允實不宜。將國之安危交在他們手中，實是離譜的賭注。
此外，將這麼一群人遠道招來，供其飯食，所費不貲。用同樣的花費，朝廷可鑄造數百門火炮。
最後，盧兆龍將其矛頭指向徐光啟的命門——信仰基督教——以對徐光啟做人身攻擊，強化自己要求的正當性。“澳夷專習天主教”，他在就此事第一次上奏時如此批評。“其說幽渺，最易惑世誣民。”此外，他提及基督“邪教”已在中國幾個地方出現的例子。
這項指控的用意不只在憂心三百名葡兵會有何等不當的行為，還在對於外國人會如何腐化中國文化的核心信念，表達了更深層的焦慮。
盧兆龍甚至暗指，外國宗教可能使中國人不再相信皇朝權威。近年來京畿地區已有白蓮教活躍，該教派更會一度在北京城內煽起暴動。難道神秘的基督教信眾就不會鬧出同樣的亂子?更有甚者，中國基督教徒秘密勾結外國人，也就是與澳門有聯系，誰曉得那些聯系會招來什麼後果?
“(臣)不識世間有天主一教”，盧兆龍堅定地表示，想知道皇上為何會聽像徐光啟這樣愛天主教義更甚於儒家學說之人的話。“又(徐光啟)鰓鰓然為澳夷計保全，謀久遠，何其深且切乎?”
徐光啟的弱點還不只皈依基督教一事，他與澳門的關系也是一個。中國人覺得外國人盤踞澳門，居心叵測，這份不安乃是當時中國人對歐洲人所有不滿的主軸。
1616年南京教案，禮部侍郎沈榷將高一志(AlfonsoVagnoni)、曾德昭(AlvaroSemedo)兩位傳教士驅逐出境，就是那份不安作祟使然。
他們兩人被遣送回澳門，據曾德昭日後記述此事的英文譯本所載，他們“被關在非常窄小的木籠(就是中國用來移送死刑犯所用的籠子)中押送，頸繞鐵鏈，雙手上銬，頭發長長垂下，一身古怪打扮，用以表示他們是化外的蠻夷之人”。
曾德昭以第三人稱描寫他自己和高一志，稱“兩位神父被以如此方式押送，發出無法形容的聲響，那是神父用他們的腳鐐手銬發出的聲響。在他們前面，有人捧著三塊牌子，上面以鬥大的字寫著皇帝的口諭，禁止一切人等與他們通商或交談。
他們就是這樣離開南京”。他們關在木籠裏，三十天後押送到南方的廣東，再遣送澳門。押送者嚴厲警告，要他們回歐洲去，絕不要再來。
徐光啟是1616年唯一為這兩位耶穌會士仗義直書的人，但那時他也勸誡另一位傳教士，提醒他耶穌會士應注意不要讓自己與澳門的往來關系曝光。他強調全中國的人都怕葡萄牙人，而澳門是叫中國人不安的地方。
心懷敵意的官員認為，澳門不是正正當當的貿易站，而是葡萄牙人刺探天朝的基地，葡萄牙細作從澳門滲入中國，煽動內部宗教動亂，誘使百姓走私、叛國。傳教士被視為該組織的奸細。因此，沈榷才會指控曾德昭、高一志是“佛郎機之爪牙”。
南京禮部所發出的報告正呼應這一說法。澳門是耶穌會士往返外地的根據地，是讓他們得以通行世界各地的港口，是禮部所認定高一志每年收到六百兩白銀，供應中國境內傳教開銷的渠道(禮部後來將金額向下修改為一百二十兩)。
南京監察禦史在三個月後發出的報告指稱，澳門不只是外國人貿易的基地，也是葡萄牙人侵犯中國主權的基地。
耶穌會士最終理解到自己與澳門的關系不利於他們在中國活動，但他們不能和那個殖民地一刀兩斷。他們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不能沒有澳門支持。和澳門切斷關系，就等於是切掉讓傳教活動得以維持的組織支持和資金後盾。
徐光啟堅持紅毛（荷蘭人）和澳夷（葡萄牙人）是兩回事，他的耶穌會友人大概也會要他這麼說。
澳夷支持他們傳教，提供據以派傳教士進入中國的基地。如果荷蘭人從葡萄牙人手中拿下澳門，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就要畫下句號。 與耶穌會為友、為敵者，必然也與徐光啟為友、為敵。
盧兆龍始終堅信外國人不可靠，不管是葡萄牙人還是荷蘭人都一樣。“禮臣徐光啟隨具聞言內省一疏，娓娓數百言，”盧兆龍指責，“其大旨若為紅夷澳夷分順逆。”
徐光啟必須作此區分，反擊葡萄牙神父和荷蘭海盜為一丘之貉的指控，以保護自己與耶穌會士的往來關系。
本文節選自《維米爾的帽子：17世紀和全球化的黎明》，已獲出版社授權獨家首發。該書是知名漢學家卜正民的代表作，通過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發現了17世紀世界各地的人們加入全球化的脈絡，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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