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念欣著《起初如何:香港文學十論》。
第36屆香港書展以“文創傳承·旅悅人生”為主題，雲集香港台灣大陸文化學者與作家，搭建起梳理本土文脈、對話華語文學的平台。日前，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副院長、中文系教授黃念欣攜新作《起初如何︰香港文學十論》在書展現場舉行了專題講座“香港文學起初如何”，圍繞香港文學多重起源展開深度分享。講座結束後，她接受了南都獨家專訪，拆解著作背後的治學思路與文學思考。
長久以來，大眾對香港文學常困於武俠、言情、都市敘事的固化標簽，鮮少看見舊體詩、南來文人、女性書寫、數位人文交織而成的完整脈絡。黃念欣以薩依德“開端”理論為鑰匙，重新叩問香港文學的源頭。她提出香港文學史是一連串“開端”方法與“起源”建構的交織。
面對AI寫作沖擊文壇的當下，她坦言“只要不放棄，真人寫作仍有價值”。談及新書《起初如何︰香港文學十論》，她表示，這本書貫通古典、現代、當代與數位四大階段，兼顧侶倫、黃碧雲、張愛玲等不同世代創作者，借起源研究試圖厘清香港文學在地探索與融入華語脈絡的雙重特質，深化大眾對閱讀文學的認知。
訪談
展開全文
南都:請談談《起初如何︰香港文學十論》的寫作初衷?這本書對“香港多重文學起源”的研究，對過往的研究成果有哪些補充、延伸?
黃念欣:《起初如何︰香港文學十論》屬於香港中文大學學術文庫系列(第二輯)之一，我希望借此機會整理一下自己多年來有關香港文學的論文，再加入近年的一些發展和思考。其間我在美國紐約研修假期中到訪哥倫比亞大學的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的檔案室，讀到他早年學術專著Beginnings:Intention and Method(《開端︰意圖與方法》)的相關手稿與書信，回想到香港文學史的問題，其實也是一連串的“開端”(Beginnings)方法，與“起源”建構的意圖。我一直關注的南來作家的在港行歷、香港文學正典的搜集、女性作家之創造力、通俗文學挑動的庶民生活向往，以及張愛玲與香港的起始關系，原來全都帶著開始訴說香港文學的意圖。於是我循此路線，整理了十篇論文。
南都:這本書涵蓋舊體詩、南來作家、侶倫小說與電影、回歸後數位人文、黃碧雲與依達城市敘事、張愛玲香港系列等多元議題，在選題排布上有怎樣的邏輯主線?如何串聯起古典、現代、當代、數位四個階段的香港文學起點?
黃念欣:開端不只是意圖，背後也包含一連串方法。這本書大抵記錄了我一直關注香港文學議題的方法，以及如今回看的修正和進展。第一章“關於‘最早’的香港文學”，當中《香港文學時間零——〈香港的憂鬱〉(1983)與〈近代詩人詠香港》(1997)》一文就記錄了尋找文學發生的“時間零”(Time Zero)的方法。像宇宙起源的“大爆炸”一樣，這個起源是靠現在的結果推演而來的，而當中也有我們預測不到的軌跡與事件。鴉片戰爭、中英聯合聲明簽署與香港回歸，如何成為香港納入文學視野的一個時間起始點，是本書方法起點之一。
第一章的另一篇談香港本土作家第一人侶倫，而尋找“第一人”，又是方法之一。及後四章分別是“香港故事正典化的多個‘開端’”“香港女性文學‘創世記’”“香港流行文學‘原型’論”及“張愛玲與香港文學的‘起初’”。所牽涉的方法分別是香港小說選與圖書館書目統計分析、黃碧雲(1961—)研究的作家論、依達《蒙妮坦日記》的消費符碼，以及晚期張愛玲對香港女作家鐘曉陽的影響論。
您說得沒錯，提出香港文學貫通舊體文學與現代、當代問題與現代承傳、以及數位演算與人文的張力，都是今後思考香港文學起源的延伸方法。
南都:與香港文學的多元面貌相悖的是，大眾對香港文學的認知依舊高度固化，困於少數頂流作家、都市風格、武俠言情等標簽。你認為起源研究、重構早期文學脈絡，能夠如何打破大眾的標簽化認知，幫助讀者更完整地讀懂香港文學的真實面貌?
黃念欣:普通讀者有其不可取代的價值，如伍爾夫(Virginia Woolf)所言，“普通讀者”總可以把閱讀的愉悅與好奇，置於說教與判斷之上；而刻板印象之所以流傳，亦有值得探究的原因。事實上香港文學長期都在面向香港的“普通讀者”，進入學院研究的視野不過近三四十年之事。與其說打破大眾認知，我更希望深化大眾認知，認清我們閱讀愉悅的背後是什麼。武俠背後可能藏有大眾史觀與理想身份認同；好的言情小說需要外來文化的消費符號支撐；都巿密集的人流與拼貼式生活面貌，也承載著我們的疲累與安慰，所謂標簽，進入到文本細讀，就會生發出文學淬煉與提升的效果，在小說、詩或散文裏，認出一刻的自己。所謂真實、面貌，首先要有讀者真實的參照與獨特的面貌。我們寫的這些論文，如果沒有讓讀者跨越到具體作品裏去，是毫無意義的。也就是說，我會盡量勾出稍稍異於我們常理認識的文本例子，吸引讀者去看原著原文。例如在一片憤慨於香港被割讓的文人舊詩之中，如何有黃遵憲在《香港感懷》有“火樹銀花耀”“欲界亦仙都”的虛幻描寫；在表面上非常自我的內在的黃碧雲，如何同時具備非常尖銳、超越國族身份與歷史時刻的史觀。
南都:你如何理解香港這片土地誕生的獨特文學生態，以及香港文學的獨特價值?
黃念欣:就以西西《我城》(1975)為例，讀過的人都無法不感染到其中青年人的樂觀、開放、進取，在群體中保存自我的快樂，一個充滿潛力的時代，有稱之為“頑童體”，何福仁先生亦認為其文字“充滿風趣、俏皮的喜劇感”。但同時，讀《我城》的“開端”，其實在說什麼呢?那句有名的起首句“我對她們點我的頭”，撇除歐化語法是否合乎規範的爭論，其實在傳遞一種非常廣闊的情緒︰“我”在接受命運，“她們”是父親的姊妹，這些姑媽姑姐，把一間她們不屑一顧的粗笨大屋的上層讓給“我們”一家住了。聽從命運的“我”有點機械地，有點異化地，“點我的頭”，但同時展開了與這間有十七扇門的大屋的有趣生活。這種人棄我取的落戶經驗，有哪裏似曾相識嗎?
“絲絲縷縷的國族情感”，必然也是交織的。《織巢》《候鳥》《飛氈》“肥土鎮系列”，一直在延續“我城”多元的情感，在各種有限與不可理喻的變化裏，活出自己的一套好奇與進取，重新命名、定義，讓各種標簽無從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