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深圳40年,感謝那些歷史的創造者》 “特區建設總設計師”說起深圳,就不得不提到它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中國面臨的問題就是從哪裏改革,如何改革?從哪裏開放,如何開放?要回答這個問題,世界上一種新的經濟發展的模式呈現在我們面前,這就是經濟特區。1979年4月廣東省委主要領導向中央提出建議:可以利用廣東毗鄰香港、澳門,商品經濟較為發達,海外粵籍華僑眾多的有利條件,在對外開放上做點文章;同時“希望中央給點權”,在深圳、珠海、汕頭劃出一些地方實行單獨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資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初步定名為“貿易合作區”。鄧小平對此建議表示贊成和支持。他興奮地說:可以劃出一塊地方來,叫特區,陝甘寧就是特區。同時也明確表示:“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並鼓勵他們“殺出一條血路來”。以深圳為代表的經濟特區創建之後,鄧小平一直給予特別的關注和支持,並於1984年和1992年兩度親臨深圳特區,在關鍵時刻推動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1984年1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主席、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鄧小平開始視察深圳、珠海經濟特區。他說:“辦經濟特區是我倡議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夠成功,我要來看一看。” ▲鄧小平為深圳經濟特區題詞在視察的過程中,鄧小平認真地聽匯報,看當地的城市建設,並深入漁村、企業、車間進行調查,親自了解、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整個過程中,他作風嚴謹,沒結束考察絕不輕易下結論,更不長篇大論,只是看,只是聽,滿意之處,也只是寥寥幾個字的評價,且一定是切合實際的評價。考察途中,他登上中山溫泉後面的猴山,返回時說什麼也不肯從原路下山,硬是選擇了另外一條陡峭的路。他的解釋是“我不走回頭路”。這一小插曲,不僅是對建立經濟特區政策的肯定,也是對要堅持把改革開放道路走下去的一種暗示。通過視察,鄧小平越來越多地發現,深圳、珠海這幾年裏發生了巨變,這些變化讓他對辦好經濟特區充滿了信心!正是因為如此,他在珠海和深圳分別留下了公正客觀的評價:“珠海經濟特區好”“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這一評價,使得持續了四年之久的要不要辦特區,辦特區是否正確的爭論有了旗幟鮮明的結論。特區人懸著的心終於可以放下了。1992年,國際風雲變幻激蕩,中國改革開放面臨嚴峻考驗,在這個緊要歷史關頭,88歲高齡的鄧小平又一次到廣東視察,發表極其重要的南方談話。談話言簡意賅,振聾發聵:“特區姓‘社’不姓‘資’。”“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判斷的標准,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這兩只手都要硬。”……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南方談話指明了中國前進的方向,“總設計師”的高瞻遠矚,極大鼓舞了廣東幹部群眾加快改革開放的決心,也推動全國興起了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大潮。“特區建設總工程師”如果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那麼谷牧就是總工程師。在改革開放時期,谷牧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特區辦主任,他作為鄧小平的得力助手,既是中央決策層的重要一員,又是經濟特區建設實踐的具體執行者。不論是指導思想還是實際工作,他都為創建深圳特區作出了重要貢獻,被譽為“特區建設總工程師”。 1979年5月,谷牧曾率領一個工作組到廣東、福建調查。二十多天的調研結束後,谷牧就勾勒出了特區政策的輪廓。之後,從1980年到1990年的10年間,他又到深圳12次,足跡幾乎遍布深圳的每寸土地。時任市委秘書長的林祖基曾說:“那10年中,他(谷牧)經常來深圳,來的目的就是搞調查研究,看特區建設中存在哪些問題和困難。”之後,從政策層面給予支持。可以說,深圳特區創建初期的種種探索之所以能夠進行,與谷牧同志等党和國家領導人所開辟的“綠色通道”分不開的。谷牧對深圳特區懷有深厚感情,自稱是“深圳人民的老朋友”。特區一路走來,經曆了重重困難。谷牧這位“總工程師”也是一路風雨兼程,承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壓力。谷牧曾回憶當年國務院特區工作組建立之後,他第一次召集工作人員開會時,除了布置工作以外,他還特意講了一番交心的話。他說,對辦特區的認識並不是那麼統一,議論很多,很敏感,他是准備讓人家“火燒趙家樓”的。但是,他也說大概不會出現這樣的前景。工作人員中誰要有顧慮,不願做這個工作,及時提出,可以另行分配。他說這項工作不勉強任何一個人。不過,他也告訴工作人員,不論出什麼問題,板子不會打到他們身上,只算他一個人的賬。 ▲谷牧聽取深圳蛇口工業區開發建設情況匯報對於廣東幹部,谷牧更以激進改革者的姿態,給予更多的支持和鼓勵。谷牧在特區建立之初,曾對習仲勳和吳南生等廣東党政領導幹部強調說:“中央是要廣東先行一步,要廣東大搞,小腳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這個作用。廣東要快馬加鞭,搶時間走在全中國的前面。辦特區,就看你們廣東的了,你們要有點孫悟空那樣大鬧天庭的精神,受條條框框束縛不行。”後來谷牧的“孫悟空”一說被廣東幹部廣泛沿用,以激勵自身改革。隨著深圳經濟特區的創建,質疑之聲越來越大。時任深圳市副市長的鄒爾康說,正是谷牧為大家頂住了壓力,讓大家堅定了信心。特區的第一個“孫悟空”吳南生是廣東經濟特區的主要拓荒者。在深圳特區還沒有正式成立之前,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吳南生被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點將”,習仲勳看中吳南生出生於本土,對汕頭、深圳沿海地區的基本情況熟悉,就對他說:“南生,你就去當特區的第一個孫悟空吧!”就這樣,吳南生成為深圳經濟特區首任市委書記。 ▲吳南生1979年12月16日吳南生代表廣東省委在向党中央和國務院匯報的《關於廣東建立經濟特區的幾個問題》中,第一次使用了“經濟特區”之名,而且在“談談特區規劃的一些情況”裏,用幾百字闡發使用這一稱謂的必要:“中央批轉廣東省委的報告是說要辦‘出口特區’,我們同各方面的同志和朋友交換了意見,都覺得改稱為‘經濟特區’較好。特區固然要以辦工廠為主,但也要搞樓宇住宅和其他經濟事業。比如在深圳特區,擬規劃工業區、科學技術研究區、住宅區,以及商業、行政和文化區……”吳南生還在推動全國人大出台《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以下簡稱《特區條例》)上起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980年4月14日,吳南生向省人大常委會匯報設置特區和制定特區條例的問題時,提出“辦特區是件大事,特區條例的立法程序要盡可能完善些,所以在作這次修改時,改為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但在廣東將《特區條例》送到全國人大時,有些人不同意,說從來沒有一個地方的條例拿到全國人大討論。但吳南生堅持,“特區是中國的特區,不是廣東的特區,如果條例沒有在全國人大通過,誰都不敢辦特區”。爾後,在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主持下,條例獲得通過,深圳特區得以正式出爐。事後吳南生在回憶這段歷史時說:“那時,我們已深深地認識到,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要搞特區沒有先例。如果條例沒有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正式授權,是無法創辦的。”他說:“沒有法律可依,不但投資者不敢來,對我們這些‘冒險家’來說,什麼工作都寸步難行。”本篇圖、文綜合整理自:《深圳之路》、人民網、中國共產党新聞網、百度網等 《初心|深圳40年,感謝那些歷史的創造者》完,請繼續朗讀精采文章。 喜歡 小編的世界 e4to.com,請記得按讚、收藏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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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深圳40年,感謝那些歷史的創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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