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認為，法家最高明的地方是看出制度比人更可靠，有何道理？

作者:醉翁談古

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拯救當時水深火熱天下和社會，希望那個時代，平民百姓可以擁有一個更好的生活，或者說，希望華夏的未來可以變得更加輝煌而美好。

也就是說，他們都是為了同一個目標在努力，但是關於如何達到這個目標，他們的分歧也相當之大，憑借的東西也各有不同。所以，諸子百家也就產生了不同的“救世”觀念和不同的學派主張。

其實他們所謂的“思想”和“道理”，究其根源，就是治理社會的一種憑借，換句話來講，就是他們認為應該靠什麼拯救天下。

道家、儒家、墨家、法家拯救世界方法不同

對此，道家認為應該依靠“道”，而這個“道”並不是我們後世所指的“道德”，也不是“君子之道”等等，而是一種天地萬物所自然運生而出的道理，這個概念比較抽象，是從天地誕生那一刻起就已經存在了。

或者說，是自然社會所有生靈的生存之道，又或者是天地萬物的運轉之道，這個大道不受任何人、任何事的約束，是一種順其自然的發展方式，順應這樣的“道”，是道家的根本觀念，也是道家核心思想“無為而治”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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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則希望，憑借“仁愛”或者“王道”來拯救社會，所謂“仁愛”和“王道”，都是希望能夠通過“禮儀”和“道德”去約束眾人，讓人們自覺地遵守階級觀念，要求君主要愛自己的臣民，並且要從養、生、喪、死等各個方面為平民百姓謀劃，讓他們真正擁有屬於自己的生存空間。

也就是說，要從改善平民百姓的生活方式出發，改善國家的發展狀態，他們認為，只有讓平民百姓真正意義上感受到了來自領導階層的溫暖，真正讓他們從內心裏服從領導者的安排，那麼一個社會才能夠穩定發展。

用孟子的話來講，就是“五十者衣帛食肉，七十者不饑不寒，民眾養生喪死無憾”，而做到了這些還沒有稱王的人，必定是未知有也。

墨家則認為，治理社會要依靠“兼愛”，這是一種絕對意義上的平等，要求“人愛自己和愛他人一樣”，為他人謀取利益要像為自己謀取利益那般，將天下各級平民百姓，都劃分到同一個等級上，大家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有能力的區別和認知的不同。

而君主或者各級領導的誕生，也是因為能力的不同，比如，就要由最為聖明的人去擔當天子，其次聖明的人擔當國君，而他們這些人，之所以能擔任領導階層，並不是因為他們比其他的百姓要高貴，而是因為他們自身的能力有區別於其他人，這就否定了周王朝以來的階級觀念。

除此之外，法家則認為要依靠“制度”，並且，他們還認為，制度比人更加可靠，認為，人其實並不能從根本上約束自身的行為，或者說，大部分人在沒有規章制度的要求之下都有僭越的可能，所以，強制性的約束和要求，可以為人的行為規劃一個底線，從而保證國家的最低發展要求。

法家認為制度比人更加可靠

易中天先生，在講述春秋戰國歷史的時候，就曾經說過，看出了制度比人更加可靠，是法家最為深刻的地方。那麼，制度到底比“無為而治”、“仁愛”和“兼愛”這些觀點高明在哪些地方呢？它又深刻在何處呢？本篇文章，我們就來重點分析一下這個問題，看一看，為什麼說法家最為深刻的地方，就是看出了制度比人更加可靠。

首先，是因為它可以保證君主的地位和權利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當中，世襲制度是傳承權利的主流，家天下的統治方式，也是被當時所有人所認同的，因此，這就需要有一種治理的方式或者理念，能夠保證世襲的君主坐穩江山，而恰恰法家的觀點就能很好地做到這一點。

法家的弟子都很清楚，在世襲制度的前提下，君主的個人資質其實是靠不住的，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家族，能夠保證他們在世襲傳承的過程中，每一任君主都是聰明伶俐、仁愛道德，也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保證，他效忠的國君能夠與堯舜一樣賢明，但是在當時的時代，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社會，是絕對不可能離開君主的領導的。

這就說明，哪怕君主的個人資質不高，哪怕他們不聰明，不“仁德”，但是，治理天下也依舊需要他們，所以，必須要采取一種方式，讓治理國家不受君主個人資質的太大影響。對於這一點，法家認為，應該將君主當作普通人來看待。

而既然要將君主作為普通人，那麼，就必須要實施賞罰政策。因為一個普通人來講，他們比不上先王，也比不上聖人，甚至比不上普通的賢德之人，作為先王，必定是有豐功偉績的，而聖人也肯定有高風亮節，賢人雖然沒有這些，但也有聰明才智。

所以，如果是這些人做君主，那麼，他們往往都有崇高的威望，自然就能夠鎮得住下屬的臣民。但是，如果是一個普通人做君主，就沒有這些本錢，自然而然的，也就沒有靠得住的東西，那麼，這樣的人來治理天下靠什麼呢？

韓非認為，一靠權勢、二靠手段、三靠威逼利誘、四靠嚴刑峻法，究其根源，還是要靠體現了這一系列要素的政策法令、規章制度。所以，法家的觀念首先能夠保證當時的時代裏，各種能力水平的君主能夠安穩地坐穩江山。

這樣的觀點，將治理天下跳脫出了個人能力的層面，把國家的體制設計成了一架可以自動化運轉的機器，而君主的任務則是掌握按鈕，只要一打開開關，體系就可以自動運轉，如此一來，就算是再笨的君主也可以做得到，所以，也就避免了君主才德缺失之後對國家的影響。這是制度的第一大好處。

其次，制度也可以約束官員的行為

我們知道，君主是通過世襲來確定的，既然是世襲，那必定是出自於同一個家族，如此一來，就無法對君主的個人能力進行約束，只要他是這個家族的人，或者說只要他是嫡長子，又或者說只要他能夠取得自己父親的歡心，那麼，他就有極大的可能性成為下一任的君王，在個人能力這方面約束性並不強，所以，世襲的君主可能是個庸才。

但是，那些非實習的官員卻並不如此，能夠身居高位的官員必定有他自己獨到的地方，他可能沒有道德，但是他一定在某方面有很高的才華，那麼問題來了，一個既缺德又多才的人，他往往會成為治理天下最大的麻煩，而這樣的人，如果再遇到一個世襲的庸才君主，那麼，整個天下的情況可想而知。

而在當時的時代，在當時那種社會制度的作用之下，這樣的情況不在少數，因為整個天下需要的官員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萬，可是一個國家，又哪裏去找那麼多德才兼備的人呢？

所以，一定不可能所有的官員，都是有德又有才的，其實，如果所有的官員都必須德才兼備，又同時都能夠做到德才兼備的話，那麼，這個天下其實也就不需要治理了。因此，為了防止官員有德無才而影響國家發展的情況出現，那就需要將官員也當作普通人來看待。

賞罰制度更有利於約束官員

普通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心理，那就是趨利避害，這是人性的本能，因此，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高壓之下，必有良民，這是屢試不爽的，官員自然也不例外。

也就是說，通過賞罰制度來約束官員，要比單純的要求做官要德才兼備有用得多，畢竟，單純的要求並不能夠真正地約束什麼，因為要求到的卻不一定就能夠做到。

但是，有制度保證的賞罰政策就不一樣了，一個人如果做了某種好事，那麼，肯定就能得到獎賞，而且這種獎賞一定會賞的他沒齒難忘，而如果做了某種壞事，也肯定會受到懲罰，而且會罰的他魂飛魄散，這就在很大程度上約束了那些道德上是普通人的官員。

但是，如果君主的賞罰機制是隨心所欲、因人而異的，那麼，不少的官員一定會耍心眼、鑽空子、投機取巧，畢竟他們除了是道德上的普通人，也是智力上的聰明人，所以，一定要通過制度化的方式，來給他們形成威懾。

如此一來，就會讓他們認識到，只有遵紀守法、克己奉公才是對自己最為有利的方式，而久而久之，當習慣成自然，各級官員也就會下意識地遵守國家的制度和規則，君主不就可以高枕無憂，垂拱而治了嗎？

所以，通過制度來治理天下也可以很好地約束官員的行為，讓君主擁有把控臣子的能力。當然，這一套也不是對所有人都有用，比如，大隱士許由就收買不了，大俠客盜蹠也恐嚇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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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人，他們本身就是德才兼備的，像墨子、孟子那些人，心系天下、心有大愛，自然也不需要這些條條框框來進行約束。

但是問題在於，無論是許由、盜蹠，還是孟子、墨子，這些人都是個別人，是少數人；可是治理國家、設計制度應該考慮的絕對不是少數人，而一定是大多數人。

韓非說過，政治是針對普通人，所謂“治也者，治常者也”，規則也是針對普通人的，所謂“道也者，道常者也”，並且，他認為，不針對普通人就根本沒有辦法治理國家。所以，政治家應該：用眾而舌寡，因此，要依靠適合普通人的制度，而不是個別人才有的道德，畢竟，能約束得了普通人的制度，約束起聖人來則更加自如。

由此可見，法家的制度觀念並非是萬無一失的，但是卻可以稱得上是十有八九，就像我們上面提到的那，有些人不需要約束，而有些人也約束不了，但是問題在於，如果不運用制度，造成的局面就可能是大多數人都約束不了。

所以，在設計制度的時候，法家從來都沒有指望官員或者老百姓是聖人，也並不寄希望於人人自覺，他們只著眼於平民百姓不乾壞事，或者怎麼防止平民百姓們乾壞事，對此，他們設計了一整套切實可用的制度和政策，讓人們不敢作惡，不能作惡，想做也做不了，如此就能夠很好地治理天下了。

再者，制度可以比較好地調動各大階層的積極性

在當時的社會裏，領導階層、各大貴族基本上把控整個國家的權力和資源，平民百姓的生活並得不到保證，要知道，雖然後世很多的人批判法家的政策制度，認為法家制度苛待百姓，但是，實際上在法家制度沒有實施的時候，平民的權利一樣得不到保證。

因為，權利掌握在君主手中，百姓只有被領導的義務，如此，只要君主不給予百姓利益，老百姓也沒有門路，這樣的社會依舊不是理想的，依舊是充滿苛待的，只不過法家的制度是擺在明面上的，因此被很多人不滿。

想來也是，如果當時的社會沒有這樣的苛待，儒家還需要提出什麼“仁愛”嗎？墨家還需要用什麼“兼愛”來要求別人嗎？自然不用。而既然當時的社會不缺少苛待，那就必定會產生問題，問題在於，既然利益得不到保證，那麼，平民百姓又為什麼要為國家發展出力呢？靠一腔熱血嗎？

熱血也有涼的時候，並不靠得住，所以，百姓的生產積極性、戰爭積極性都不高，畢竟費盡心思也得不到多少好處，誰還會那麼拼命呢？可是，法家的制度則就不同了，制度是一種硬性要求同時也是一種規定，它明確表示，如果百姓達到國家要求的某種程度，那麼，就會賞，決不食言！

比如商鞅的獎勵耕戰政策，農業勞作突出的，戰功卓著的，都會給予很大的獎賞，要麼是金錢，要麼是爵位，而且戰爭中如果軍功卓著卻不幸犧牲，那麼，這個獎賞的受益人就會轉移給自己的親人，如此，百姓沒了後顧之憂，付出的有了回報，有了保證，積極性也就提升了起來，國家的發展自然可以蒸蒸日上，這也是為什麼秦國可以迅速崛起的原因。

結尾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法家看出了制度比人更加可靠確實是十分高明的，它順應了當時的社會背景，不再是像儒、墨、道，那樣追逐虛無縹緲的自覺，其實，儒、墨、道、等大家的理念在當時來看都是理想化的，人要是真的可以兼愛，那麼還會出現僭越嗎？還會有諸侯不聽王命嗎？

所以，儒、墨、道家的觀念正確也有價值，但是難免有不貼合社會實際的地方。可是，法家的制度卻是十分順應當時的社會潮流，不再追逐人的至善純良，而是設計了一條能將絕大多數人包含在內的制度體系，用來讓國家發展的更加順遂。

當然，制度不是萬能的，韓非也說過，治理天下也不能單純地運用制度，還要有“術”，有“權謀”，只不過相對於“權術”、“權謀”，韓非認為制度更加根本，也更加可靠。

其實也是，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很多的人憑借自身的條件是不可以保證行為底線的，就是有了制度之後，還有那麼多違法亂紀的人，可想而知如果沒有制度的約束，社會會有多麼的混亂。

所以，法家的制度理念是深刻的，它跳脫出了人的層面，讓社會變得更加自主化，當然，法家的制度政策並不成熟，也不可以與現在的制度理念相提並論，但卻是後世制度發展的根基。#圖文萬粉激勵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