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謠言與科學認知 | 劉瑋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特殊時期，我們待在家裡，早上一睜眼就開始不斷刷新疫情的數據，主動或被動從各種渠道獲取相關信息，一直到晚上惴惴不安地入睡。這一天中每個人都要應對很多信息，也同時要應對很多「謠言」，比如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的，是美國搞出來的生物武器，雙黃連可以抑制新冠病毒，等等。

我們肯定會對這些在非常時期添亂的謠言製造者非常憤慨。但是讓我們略感「安慰」的是，自從人類歷史上有傳染病的記錄開始，伴隨痛苦、死亡和恐懼一起出現的，就是另一個現象，那就是從無知、偏見甚至惡意中發展出來的謠言。「瘟疫伴生謠言」是一個跨越歷史、種族和文化的普遍現象，當今國人在這一點上並不孤單。

黑死病與反猶太運動

「瘟疫伴生謠言」最廣為人知的例子，是歐洲中世紀黑死病爆發時的反猶太運動。鼠疫病菌寄生在嚙齒類動物身上，通過跳蚤傳染給人，肺部感染的病人又通過空氣將細菌傳染給更多人。很多鼠疫病人腹股溝和腋下淋巴結腫大，身上出現黑色斑塊，而且死亡率很高，因此這個病被人們稱為「黑死病」。

黑死病在14世紀爆發的時候，奪去了歐洲三分之一人的生命，在佛羅倫斯甚至有60%的人死於這場瘟疫。曾經有人這樣描述這場瘟疫：「晚上死掉的窮人被捆起來丟到教堂的井裡，人們鏟一些土蓋在身體上面，過了不久又會有人被放在上面，於是又加一層土。這就好像在做千層面一樣，層層疊疊一直堆到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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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樣一場巨大的、像魔鬼一樣出沒不定，拿它毫無辦法的疾病，人們的第一反應當然就是找到一個原因，從而獲得一定程度的安寧，因為對未知的恐懼才是最大的恐懼。這個時候，因為宗教信仰與多數人不同的猶太人就首當其衝成了受害者。而且因為猶太人對於個人清潔的要求比較高，因此死於黑死病的比例相對比較小。這個事實就成了「證實」人們懷疑猶太人製造了黑死病的依據。很快在日內瓦附近，當地人宣稱抓到了一個在水井裡投毒的猶太人，又宣稱這個投毒的猶太人承認了他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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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投毒導致了黑死病的謠言很快就傳遍了各個歐洲城市，猶太人成了鼠疫桿菌的替罪羊，數萬猶太人遭到了屠殺，他們有的被鎖在猶太會堂里活活餓死，有的被推進河裡淹死，甚至有的被成群成隊扔進火堆燒死。其實與黑死病伴生的謠言還不只有「猶太人投毒」這一樁，「女巫」和吉普賽人也成了各種謠言的受害者。

謠言與科學認知

謠言和病菌一樣會帶來無辜的犧牲和死亡。但與傳染病不同的是，因為聽信謠言導致的傷害，比疾病帶來的傷害更加令人扼腕，更加令人惋惜。因為病菌至少還有一部分「天災」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而謠言則是徹頭徹尾的「人禍」，完全可以避免。在每一次傳染病襲擊人類社會的時候，我們都要清醒地看到伴隨病原體的另外一種病毒，那就是謠言，它們是黑暗中的毒藥，和疫情一樣令人擔心，甚至比疫情更難以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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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擺脫了中世紀的「蒙昧」，謠言也依然與我們相伴。從上個世紀發現愛滋病病毒到現在已經幾十年了，對於愛滋病發生和傳播的途徑，科學界都已經作出了完整確鑿的回答，但是關於愛滋病的謠言依然甚囂塵上，關於這種疾病的無數傳說和八卦，依然伴隨著各種偏見和無知蔓延在世界的各個角落。

比如認為只有同性戀者通過特殊的性行為才能感染愛滋病，或者認為可以通過接觸門把手、被蚊子叮或者游泳染上愛滋病。更有甚者，調查報告顯示，非洲裔美國人中很多人都不相信官方機構對於愛滋病的介紹，而更願意相信陰謀論的說法，認為愛滋病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開發出來的疾病，是專門針對非洲裔美國人的生化武器。也正因為如此，他們不相信正規機構推薦的防治方法，從而進一步導致了非洲裔美國人中愛滋病患病者人數的上升，比例遠遠高於其他族裔。而這個結果似乎又進一步證實了陰謀論的說法，導致人們更加堅信愛滋病是專門針對非洲裔美國人的。這種謠言，在有限證據的層面上形成了一個閉環，有利於它自己的進一步傳播和擴散，其形態倒是真的與病毒有幾分相像。

心理學家指出，人們聽信和傳播謠言有各種各樣的心理原因，比如對於官方信息的不信任、一時的緊張和恐懼、出於提高自我形象的需要等等。而且我們也要看到，謠言並不一定都是徹頭徹尾的假話。謠言之所以如此難以對付，恰恰是因為它真假相摻，而且往往能夠在證據和邏輯上形成閉環，既難以證實又難以去偽。

/ 卡爾·波普爾 1902-1994

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

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提出，所有的科學知識，或者說人類社會到目前為止積累的一切知識，都不過是一些推測和假想。在一個情境或者問題出現的時候，人在應對和解決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使用了自己的想像力、創造性，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用這些猜想來跨越證據之間的縫隙，用推測來彌補推理上的欠缺，用有效性、簡易性等等和真相可能無關的理由在一些並行不悖的理論之中作出自己的選擇，好讓問題能在一定的歷史、文化、學科背景框架中得到暫時的解答。人們只能依靠僅有的數據和已有的證據來建構科學理論。

同時，波普爾也接受了大衛·休謨的懷疑主義精神和對歸納方法的挑戰，指出採用經驗歸納法在邏輯上永遠不可能有足夠多的實驗數據和證據，能證明某個科學知識絕對無誤。比如我們永遠不能從太陽的東升西落中歸納出太陽明天一定還會照常升起。

同樣的，謠言中包含的信息之所以讓人感到莫名難測，既不可不信又不可盡信，從哲學認識論的角度來看，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謠言在證據和邏輯結構上與真正的科學知識的「最初形態」極為相似：它們都試圖對於某一個重要的問題或者迫切的情景作出反應和解釋，它們都是乍看之下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假設，而且目前人們手頭的證據都不足以完全肯定或者否定它，同時證據的取得往往因為某些原因變得非常困難。比如說，亞里士多德曾經主張，「一切運動都是被推動的」，這就是一個具有「初級形態」的科學命題，因為它看起來非常符合常識，有足夠多非常直接的證據看起來都可以加強它的效力，但是卻很難找到反例來推翻它。直到牛頓發現「慣性定律」才徹底推翻了這個主導西方科學近兩千年的主張。

對抗謠言

那麼人類在面對與瘟疫伴生的謠言時，是否做出過明智的決定呢？當然有。在這裡，我想分享一個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在一場眼看要席捲倫敦的霍亂疫病中，面對著紛亂的猜測和假象，抽絲剝繭，用理性的分析，整理出了病菌的來源和傳播方式，最終拯救了整個倫敦。

19世紀中葉的倫敦正處於工業革命的旺盛期，人口稠密，整體的生活環境卻相當惡劣，垃圾和污水隨處可見，泰晤士河嚴重污染，人畜糞便的臭氣四處瀰漫。1854年8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倫敦Soho區許多居民突然病倒，症狀包括胃部不適、嘔吐、腸道痙攣、腹瀉和極度口渴，這是典型的霍亂症狀，有些人在發病12小時內就會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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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對「原因」的猜測也很自然地浮出水面。一開始，人們認為疫情來自遍布倫敦上空的惡臭，疾病是通過質量極差的空氣傳播的，甚至很多的醫學權威都信奉所謂的「瘴氣理論」。從他們的角度來看這很有道理，食物腐爛之後會散發臭氣，如果吃了就會生病。後來，人們又注意到，雖然腐敗的氣味遍布整個城市，但是疫情只在下層人民居住的地區傳播，否則沒法解釋為什麼幾步之遙的富裕社區就安然無恙，甚至在同一棟樓裡面，住在一樓的房主往往不受疫病侵襲，而更高樓層貧窮的租戶卻會病倒，因此人們又開始傳言，這場疫病是由那些下等人的貧窮和懶惰引起的。

一位名叫約翰·斯諾的醫生不但參與到了對疫病的診治中，更希望找到疫病傳播的原因。作為醫生，他首先排除了社會階層和人格品質的荒謬說法。他進而挑戰當時流行的「瘴氣理論」。他認為如果「瘴氣理論」是正確的，而大多數城市的臭味又都來自倫敦的水道，那麼下水道工人和那些工作地點靠近河流的人感染霍亂的可能性會更高，但斯諾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通過假設排除法，斯諾認為一定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是他也需要依靠猜想摸索前進，而他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不帶偏見地根據每一個猜想尋找可能推翻它的證據，直到一個猜想能夠前後一致地解釋所有收集到的證據。他研究倫敦各地死亡的統計數據，尋找地理規律，實地訪問病人，繪製疾病地圖，比較不同地區的環境特徵，在顯微鏡下觀察水樣。通過一系列的努力，他終於發現所有病人喝的水都來自一條叫「寬街」的街道上的水泵。很可能是這個水泵挖得離污水坑太近了，從而受到了污染。至於一樓的房主很少感染，而二樓的租戶感染，是因為房主都有自家的水井，而租戶通常去水泵打水。政府接受了斯諾的建議，替換了這個水泵，於是有效地控制了疫情。

/ 約翰·斯諾 1813-1858

現代流行病學之父

在這個故事裡，斯諾做的其實不過是比較、分析不同的猜測，根據這些猜測去尋找實證或者反證，權衡不同的證據，排除不可能的選項，最終得出更可信的結論。雖然他沒有真正認識到這場疫情的真正「原因」是霍亂弧菌，但是通過對證據和數據的合理分析，卻得出了最有可能正確的結論。斯諾也因此被譽為「現代流行病學之父」。

面對一場災難，謠言必然會出現，以此來填補人們對未知的恐懼，給人們提供廉價的安慰，滿足了人們的獵奇或者惡意（如今或許還多了博眼球、騙點擊量的需要）。謠言的出現也並不可怕，面對謠言，毫不寬容的一味壓制和不加反思的全盤接受才更令人擔憂。

用理性的態度，科學的精神，相信真實的證據和數據，相信專業人員的知識和判斷，相信有公信力的機構發布的信息，尋找可以驗證的猜想（而非不可證偽的充滿秘密的「陰謀」），我們才能成功地對抗謠言。而根據心理學家的研究，對抗謠言的最佳策略是儘可能全面地對謠言回應，不僅僅是從事實層面上否認謠言的內容，還要整理出一些新的事實用來解釋這個謠言為什麼存在，以及誰可能從這樣的謠言中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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