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裏索夫彗星其行星形成“仍是未解之謎”

百家榜創作者，金芒計劃簽約創作者，科學達人，優質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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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太空總是處於一種詭異的寂靜，似乎在訴說關於未來人類文明的不祥之兆。

1950年，在壯麗的落基山脈腳下，一群科學家正走在吃午飯的路上。他們接下來的談話將會成為科學界的傳奇。科學家們在洛斯阿拉莫斯牧場學校，這是曼哈頓項目的所在地。在那裏，每一個小組成員都為推進原子時代的到來發揮了自己的作用。

他們在笑《紐約客》（New Yorker）播出的一部動畫片。動畫片對整個紐約市丟失的大量公共垃圾桶給出了一個不太可能的解釋。這幅漫畫描繪了“小綠人”（帶著天線和樸實的微笑）偷了垃圾箱，從飛碟上勤勤懇懇地卸下它們。

當核科學家們在一個大木屋的食堂裏坐下來吃午飯時，他們中的一人話鋒一轉，談到了一個更嚴肅的問題。“那麼，他們到底在哪兒？”他問道。其他人都清楚，他是在認真地談論外星人。

這個問題是由恩裏科·費米提出的，現在被稱為費米悖論，其涵義令人不寒而栗。

不管有沒有偷垃圾桶的外星人，人類仍然沒有在外星發現任何智能活動的證據。也沒有發現任何一個“太空工程”和可見的上層建築，更沒有太空帝國，甚至無線電傳輸都沒有。有人認為，天空中詭異的寂靜很可能會告訴我們一些關於我們自己文明未來進程的不祥之事。

這種恐懼正在加劇。去年，天體物理學家亞當·弗蘭克（Adam Frank）向谷歌的一位聽眾哀怨，他說在這個宇宙學背景下，我們看到了氣候變化，以及人類世新洗禮的地質時代。人類世是指人類的能量密集型活動對地球的影響。我們找不到太空文明的證據，難道是因為資源枯竭和隨之而來的氣候崩潰？所以沒有一個文明能走得那麼遠嗎？如果是的話，我們為什麼不同？

在弗蘭克那次談話的幾個月後，2018年10月，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關於全球變暖的最新報告引起軒然大波。如果我們不脫碳，未來將是一片灰暗。今年5月，在“反抗滅絕”的抗議聲中，一份新的氣候報告進一步警告說：“地球上的人類生命可能正在走向滅絕。”

與此同時，美國宇航局（NASA）一直在發稿報道，稱一顆小行星將在一個月內撞擊紐約。當然，這是一次彩排，屬於“壓力測試”的一部分，旨在模擬對這種災難的反應。很明顯，美國宇航局對這樣一個災難事件的前景相當擔心——因為這樣的模擬成本十分高昂。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創始人Elon Musk也向上千萬的YouTube用戶轉述了他對人工智能的擔憂。他和其他人擔心，人工智能系統的自我重寫和自我完善能力可能會觸發突然失控，或稱“智能爆炸”，這會讓我們遠遠落後。一個人工超智能甚至可能無意之間就將我們消滅。2015年，馬斯克向牛津未來人類研究所（Oxford’s 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捐款，該研究所由跨人文主義者尼克·博斯特羅姆（Nick Bostrom）領導。博斯特羅姆學院坐落在大學中世紀的尖塔內，以真正的宇宙尺度審視人類的長期命運和我們面臨的危險，研究氣候、小行星和人工智能等事物的風險。該組織還調查不太廣為人知的問題。如：破壞宇宙的物理實驗、伽馬射線爆發、消耗行星的納米技術以及爆炸的超新星。因此，人類似乎越來越關注人類滅絕的征兆。作為一個國際組織，他們越來越明白，未來形式十分嚴峻，他們能感覺到事情不對。

這一趨勢實際上並非後原子時代所獨有：我們對滅絕的日益關注有其歷史。我們愈發擔心自己未來其實已經持續了好一段時間。我在博士階段研究了這個事件的起因。之前還沒有人做類似研究，但我覺得當下，這一事件十分重要。

我想知道目前的項目，比如人類未來研究所，是如何成為一個正在進行的“啟蒙”項目的分支和延續的，這個項目是我們兩個多世紀前第一次為自己設立的。回顧我們關心未來的初心，有助於堅定我們為什麼當下還要繼續關心未來的信念。

200年前的大滅絕

1816年，情況同樣嚴峻。前一年印度尼西亞坦博拉火山爆發時向平流層拋入了大量物質，這些物質組成了一個100兆噸的硫酸鹽氣霧層，環繞著地球。這是自全新世文明出現以來最大的火山爆發之一。

圖為坦博拉火山

坦博拉的輻射幾乎遮住了太陽，造成了全球範圍內的糧食歉收、大規模饑荒、霍亂爆發和地緣政治不穩定。同時，它也引發了第一批關於人類滅絕的流行小說，來自包括拜倫·尼爾森、瑪麗·雪萊和珀西·雪萊在內的一批作家。這群作家在瑞士度假時，塔姆博拉的氣候變化引起的巨大雷暴把他們困在了別墅裏。正是在這裏，他們對人類長期的前景進行了討論。

顯然，拜倫受到了這些對話和1816年地獄般天氣的啟發，立即著手創作一首題為《黑暗》的詩。詩中描述了如果太陽毀滅會發生什麼：

我曾有個似夢非夢的夢境，

明亮的太陽熄滅，

而星星在暗淡的永恒虛空中失所流離，

無光，無路，那冰封的地球球體盲目轉動，

在無月的天空下籠罩幽冥…

這首詩詳細描述了之後生物圈滅絕的情況，引起了轟動。將近150年後，在冷戰緊張局勢升級的背景下，《原子科學家公報》再次以拜倫的詩呼籲核冬天的嚴重性。

兩年後，瑪麗·雪萊的《科學怪人：弗蘭肯斯坦》（可能是第一本關於合成生物學的書）提到，這個實驗室出生的怪物有可能以競爭物種的身份超越並消滅智人。到1826年，瑪麗出版了《最後一個人》，這是第一部描述大流行性病原體導致人類滅絕的長篇小說。除了這些應運而生的小說，其他作家和思想家也已經討論過這種威脅。1811年，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在他的私人筆記本上異想天開，寫道：“我們的星球被一顆近距離的彗星燒焦，城中空無一人，河道中枯竭幹涸，彗星滾動後留下5英裏深的溝壑。”1798年，瑪麗·雪萊的父親，政治思想家威廉·戈德溫（William Godwin）發問：我們的物種是否會“永遠延續下去”？

就在幾年前，伊曼紐爾·康德曾悲觀地宣稱“只有在人類廣闊的墓地”才能實現全球和平。不久之後，他轉而擔心人類的後代變得更加聰明，置我們不顧。

早在1754年，哲學家大衛休謨就宣稱“人類將與所有動植物平等地參與”滅絕。戈德溫指出，“一些最深刻的探索者”開始關注“我們物種的滅絕”。

1816年，在坦博拉的夜幕下，一篇報紙文章讓人們開始關注這一日益增長的低語。它列出了許多滅絕威脅，從全球制冷到不斷上升的海洋，再到行星大火，它凸顯了科學界對人類滅絕的新關注。文章輕描淡寫地指出，“發生這種災難的可能性與日俱增”。不無懊惱，它以這樣一句話結尾：“所以，這個世界末日的推斷有理有據！”

在此之前，我們一直以為宇宙熱鬧非凡

那麼，如果人們在18世紀就開始擔心人類滅絕，之前想法從何而來呢? 聖經中有足夠多的啟示錄，而且一定會持續至審判日，但物種滅絕與世界末日無關。這兩種觀點完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

首先，世界末日預言旨在揭示事物的終極道德意義。“Apocalypse”意味著啟示。與之直接對比的“滅絕”完全沒有揭示任何東西，這是因為它預言了意義和道德本身的終結。如果沒有人類，那麼關於人類的東西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這正是滅絕的重要性所在。審判日讓我們感到舒適，因為我們知道，最終，宇宙與我們所稱的“正義”是一致的，沒有什麼真正的利害關系。另一方面，滅絕提醒我們，我們珍視的一切始終處於危險之中。換句話說，一切都岌岌可危。

在1700年之前，由於啟蒙運動之前普遍存在的一個背景假設，即宇宙的本質是盡可能充分地具有道德價值和價值，所以滅絕問題並沒有得到太多的討論。這反而又導致人們認為所有其他行星都存在著和我們完全一樣的“有生命和有思想的生物”。盡管在16世紀和17世紀哥白尼和開普勒之後，多元世界才真正被廣泛接受，但多元世界的概念無疑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從伊壁鳩魯到庫薩的尼古拉斯等知識分子的提出，多元世界將居住在與我們相似的生命形式中。而且，在一個擁有無限人形生物的宇宙中，這樣的生物及其價值觀永遠不會完全滅絕。

16世紀60年代，伽利略曾自信地宣稱，一個完全無人居住或無人居住的世界是“自然不可能的”，因為它“在道德上是不合理的”。戈特弗裏德·萊布尼茨後來宣稱，宇宙中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東西完全“荒蕪、貧瘠或死亡”

同樣，開拓性的科學家愛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哈雷彗星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1753年推斷，我們星球的內部也必須“有人居住”。他認為，自然的任何一部分被道德存在“閑置”是“不公平的”。

大約在同一時間，哈雷提出了第一個關於“大滅絕事件”的理論。他推測，彗星此前已經消滅了整個物種 “世界”。盡管如此，他也堅持認為，在之前的每一次大災難之後，“人類文明確實已經重新出現”，而且這一切還會重演。他說，只有這樣，這樣的事件才有道德上的正當性。後來，在17世紀60年代，哲學家丹尼斯·狄德羅（Denis Diderot）在參加一個晚宴時，被問及人類是否會滅絕。他回答說“是的”，但立即對此作出了限定，他說，“經過數百萬年，‘帶著人類名字的兩足動物’將不可避免地重新進化。”

這就是當代行星科學家查爾斯·林韋弗（Charles Lineweaver）所認為的“類人猿行星假說”。這是一種錯誤的假設，即“類人智能”是宇宙進化的一個反複出現的特征：外星生物圈將可靠地產生像我們這樣的生物。這就是錯誤的想法背後的原因：如果我們今天被消滅，明天，像我們這樣的人必然會回來。

在狄德羅的時代，這個假設幾乎是唯一的說法。這就是為什麼一位英國天文學家在1750年寫道，地球的毀滅與地球上的“出生日或死亡”一樣微不足道。

這是當時的典型想法。在一個人口無限的宇宙中，人形生物永遠回歸的主流世界觀中，根本沒有壓力，也不需要關心未來。人類滅絕根本不重要。人們對世界末日的輕視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出於同樣的原因，“未來”的概念也不複存在。人們根本不在乎我們現在的方式。如果沒有充滿風險的未來的緊迫性，就沒有對它感興趣的動機，更不用說試圖預測和搶占它了。正是這種教條的瓦解，從17世紀開始，到18世紀逐漸升溫，為19世紀費米悖論的闡明奠定了基礎，也使得我們更加了解當今這撲朔迷離的宇宙。

但是接著我們意識到，宇宙中是一片死寂

為了真正關心到我們這搖擺不定的處境，我們首先必須注意到，我們頭頂的宇宙一片寂靜，令人毛骨悚然。雖然這一認識開始時很慢，但逐有了苗頭，從狄德羅參加晚宴後勢不可擋。

我發現的第一個有不同思維方式的例子發生在1750年，當時法國博學家克勞德·尼古拉斯·勒卡特（Claude-Nicholas Le Cat）寫了一部地球歷史。和哈雷一樣，他提出了現在熟悉的“毀滅與革新”的循環。與哈雷不同的是，他顯然不清楚人類是否會在下一次大災難後返回。對此，一位震驚的評論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要求知道“地球是否會重新充滿新的居民”。對此，作者開玩笑地斷言，我們的化石遺骸將“滿足新世界新居民的好奇心，如果有的話。”永久回歸的類人生物周期正在逐漸結束。

與此相一致，法國百科全書作家霍爾巴赫男爵（Baron d’Holbach）嘲笑了“其他行星，比如我們自己的行星”。他指出，正是這一教條，以及與此相關的宇宙內在充滿道德價值的信念，長期以來阻礙了人們對人類物種可能從存在中永久“消失”的認識。到1830年，德國哲學家謝林（F W J Schelling）宣稱，繼續假設“人形生物隨處可見，是終極目的”是完全天真的。因此，雖然伽利略曾經蔑視死亡世界的想法，德國天文學家威廉奧爾伯斯在1802年提出，火星-木星小行星帶實際上構成了一個破碎星球的廢墟。戈德溫對此感到不安，他指出這意味著“造物主”已經讓“他的造物”的一部分變得不可救藥地“無人居住”。但是科學家們很快就計算出了破解一個星球所需的精確爆炸力，這給一度盛行的道德直覺潑了一盆冷水。奧爾伯斯計算出了一個精確的時間範圍，在這個時間範圍內，地球將發生這樣的事件。詩人們開始寫“布爾斯坦世界”。

生命的脆弱已然不可否認。如果地球碰巧遠離太陽，一位1780年代的巴黎日記作家認為星際的寒冷會“毀滅人類，而漫步在太空中的地球，會呈現出貧瘠、人口減少的景象。”不久之後，意大利悲觀主義者吉亞科莫·利奧帕迪（Giacomo Leopardi）也設想了同樣的情景。他說，在太陽光的照射下，人類將“在黑暗中死去，像冰晶一樣凍結”。

伽利略的無機世界現在想來也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可能。最終，生活變得極其微妙。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理解並非來自於對天空的研究，而是來自於對地下的探索。17世紀後期，早期地質學家意識到地球有自己的歷史，有機生命並不總是其中的一部分。生物學在地球上還不是一個永久的固定裝置-為什麼它應該在其他地方？加上越來越多的科學證據表明許多物種以前已經滅絕，隨著19世紀的到來，這慢慢改變了我們對生命宇宙學地位的看法。

目睹其他星球上的死亡

因此，當狄德羅這樣的人在17世紀50年代仰望宇宙，看到一個充滿類人的培養皿時，托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等作家到了1854年，凝視著獵戶座星雲，報告說他們只看到了一個巨大的無機“頭骨”，以及數光年之長的扭曲笑容。

早在1814年，天文學家威廉·赫歇爾就意識到，觀察銀河系就是在觀察一種“天文表”。費米在德昆西一個世紀後就解讀出來，但人們已經直覺到了這個基本概念：我們觀察死空間，可能只是在展望自己的未來。

人們開始意識到，地球上出現的智能活動不應被視為理所當然。他們開始意識到這是一種與眾不同的東西——一種在寂靜的太空深處顯得特別突出的東西。只有認識到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不是宇宙學的基線，我們才明白這些價值對於自然世界其實可有可無。意識到這一點，也就意味著意識到了我們珍視的東西完全是我們自己的責任。這反過來又把我們帶到了預測、先發制人和戰略制定的現代項目中。這就是我們關心自己未來的方式。

人們一開始討論人類滅絕，就提出了可能的預防措施。博斯特羅姆現在稱之為“宏觀戰略”。然而，早在17世紀20年代，法國外交官貝諾·德梅利特（Benot de Maillet）就提出了一項巨大的地球工程，稱其可以用來緩沖氣候崩潰。自從我們開始考慮長期以來，人類作為一種地質力量的概念就一直存在——直到本世紀，科學家才接受這一觀點，並給它取了一個名字：“人類世”。

科技能拯救我們嗎？

不久之後，作者們就開始創造出高科技的未來，旨在抵禦生存威脅。古怪的俄羅斯未來學家弗拉基米爾·奧多耶夫斯基（Vladimir Odoevskii）在19世紀30年代和19世紀40年代撰文，他設想人類可以設計全球氣候，安裝巨型機器來“擊退”彗星和其他威脅。然而奧多耶夫斯基也敏銳地意識到，自我負責也有失敗的風險。因此，他也是第一個提出人類有可能用自己的技術毀滅自己的作者。

然而，承認這種似是而非的情況並不一定意味著絕望。它依然如此。它僅僅表明了我們對這樣一個事實的理解：自從我們意識到宇宙中沒有人類，我們就開始意識到人類的命運掌握在我們手中。我們也許還不能勝任這項任務，但是和現在一樣，我們不能放心地相信人類，像我們這樣的人，將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現在這裏或其他地方。

從17世紀末開始，對這一點的理解已經滾雪球般地滲透到我們對未來的擔憂中。目前的倡議，如博斯特羅姆的未來人類研究所，可以被視為是從這一廣泛和啟發性的歷史回顧中產生的。從對氣候公正的持續要求到太空殖民的夢想，所有這些都是一項頑強任務的延續和分支，這項任務是我們在兩個世紀前啟蒙運動時期開始為自己設定的，當時我們第一次意識到，在一個原本寂靜的宇宙中，我們對人類價值的整個命運負責。

這可能過於莊嚴肅穆，但關心人類的滅絕，無非是意識到自己有義務為不斷自我完善而奮鬥。事實上，自從啟蒙運動以來，我們已經逐漸意識到我們必須更好地思考和行動，因為，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們可能再沒機會思考或行動了。至少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非常理性的世界末日。

作者: BY-NC-ND

FY: T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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