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愛，是不能忘記的》談談我們關乎愛情與婚姻的歷史性誤解

心理咨詢師

必須認識到，我們歷史上不斷的文化啟蒙並非源自於我們的某種習慣，而是同我們自身理性本質認知能力的缺欠息息相關。正是由於對愛情實質認知的慣有曖昧，使得我們總要翻來覆去地進行著不斷的愛情歷史啟蒙。“鴛鴦蝴蝶派”對於愛情獨立價值的確認還不等取得其合法性，便迅即遭到啟蒙和革命文學的雙重致命炮轟。每一個時代對於愛情似乎皆有著自己嶄新的領悟，甚而讓進化論變成了愛情思想的靈魂。可這一切又不過都是在擠抑婚姻的前提下啟動的，一成不變的結論仍是喋喋不休地控訴著愛情無法在婚姻裏存在。但是，這些激進的人們渾然不知，自己愈是樂於渲染愛情的純粹、唯美以及高蹈，其實也就愈是表明其對現實的不滿乃至憎恨。此種無根的愛情自一開始便注定了與婚姻不可調和的沖突，在他們眼裏，愛情象征的乃是自由和幸福，而婚姻代表的則只能是奴役和痛苦。針對現實，他們一刻也不曾懷疑自我的理想也許是有失公正的。曆經“文革”十年的愛情話語禁錮之後，人們只是試探性地思考了一下“愛情的位置”（劉心武《愛情的位置》），緊接著又迫不及待地重新審判起婚姻的羈絆來。

《愛，是不能忘記的》（張潔）就是這樣再一次將愛情同婚姻毫不妥協地對立了起來，在婚姻面前，愛情顯然是至高無上的。可以看出，作為文本敘述者的“我”還繼續生活在封建專制的迫害想象裏，她對愛情理直氣壯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當成了一種反封建的現代性訴求。也就是基於這一原因，用愛情去挑戰婚姻在她那裏便成為了某種毋庸置疑的革命性榮耀。為此，從頭至尾，這位堅定的愛情追求者都能夠毫不畏懼身為一個覺醒者的勢孤力單。相反，她所流露出來的倒是頗有幾分高高在上的沾沾自喜情緒：

也許我不必想這麼許多，我們可以照大多數的家庭那樣生活下去：生兒育女，廝守在一起，絕對地保持著法律所規定的忠誠……雖說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可在這點上，倒也不妨像幾千年來人們所做過的那樣，把婚姻當成一種傳宗接代的工具，一種交換、買賣，而婚姻和愛情也可以是分離著的。既然許多人都是這麼過來的，為什麼我就偏偏不可以照這樣過下去呢？

這樣的反問自然不是由於有了動搖的念頭，而僅僅是想向人們交代一下自己那固有的“賊風入耳”所致的超凡脫俗“秉性”。當然，她比誰都明白，這樣的秉性根本就不是什麼缺點，恰是追索真理所必需的高貴品質。她的高高在上，她的沾沾自喜，也無不是與這種真理的追索息息相關。所以，她勢必還要無休止地繼續追問下去，所以，面對著自己的那個熱烈追求者，她依然不能不問：“喬林，你為什麼愛我？”隨即，這位被追求者便可擺出一副盛氣淩人的姿態，欣賞著對方“那寬闊的額頭上難得出現的皺紋”，最後賜給他“一種憐憫和一種歉意”。接著就是“我的心被一種深刻的寂寞填滿了”這種不無自得的傷感情緒，而這也是她能從對方的愛那裏得到的唯一東西，愛帶給她的僅僅是無以填補的空虛。無疑，愛在她這裏不是回應，而只是等待回應，一種可以和她的呼喚在條件上完全相匹配的回應。可喬林的回應同她的呼喚卻難以達成這樣的匹配，所以她只能在曲高和寡的窘境中獨自傾聽著聲聲寂寞和淒清。她執著地期待著完美的愛情，因為她堅定地把自己想象成完美的了；雖然她很清楚自己在外在條件上並不完美，但也正是這種不完美反而刺激了她對內在條件上的完美追求，甚至因此可以無視外在條件上的完美，結果，僅僅在此方面具有優勢的喬林就淪為了她借以表現自身清高的陪襯了。她的愛更像是某種基於補償心理的待價而沽，內心的高傲嚴重阻礙著她愛的付出。愛之於她始終就是一種現實的難題，因為現實本身只能是不完美的。她不知道，恰是這種不完美才是愛真正存在的理由。愛一個人就是愛他的缺點，“由於愛人的缺點讓我們能夠接受自己的缺點，兩個人由此才能夠結合在一起”（卡洛斯·富恩特斯：《我相信》第12頁，張偉劼等譯，譯林出版社2007年8月版）。

換言之，兩個完美的人是不需要彼此相愛的，這就是愛的意義所在。愛壓根不必像她那樣一刻不停地嘮叨著為什麼，愛就是表達和行動，其本身便是答案。克爾凱郭爾說得好：“‘為什麼’越少，愛情就越多，這就是說，如果我們在此之中看見那真的東西。當然，對於那輕率的人，在之後確實會顯示出這曾是一個小小的‘為什麼’；對於嚴肅的人來說，這顯示出來的則是一個極大的‘為什麼’，這是讓他高興的。‘為什麼’越少，越好。”（克爾凱郭爾：《非此即彼》下卷第64頁，京不特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6月版。）可是，這個愛情理想主義者所面對的現實本身永遠是一個巨大的問號，因為她在愛情當中尋求的自由必定會在現實所需的責任那裏遭遇質疑。她越是癡迷於愛情審美性的自由，亦便越是疏離於現實倫理性的責任，而其後果則必是對此種自由的任性消費。正如作為文本敘述者母親的鐘雨，她在結婚之際難道不是自由的嗎？然而，已經擺脫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命運的她卻輕易就揮霍掉了自己的自由：“人在年輕的時候，並不一定了解自己追求的、需要的是什麼，甚至別人的起哄也會促成一樁婚姻。”就這樣，鐘雨將自己不幸的婚姻完全歸咎於了年少時的無知，自己也因此就不必再為其擔負任何責任了。在她這裏，責任被從自由的整體結構中無動於衷地割離了出來。於是，一旦發現婚姻裏已沒有愛情，她首先想到的便是否定這樁婚姻，而不是重新去愛，去拯救婚姻的生命。她以為，愛情永遠沒有過錯，錯的只有婚姻。抑或說，自由沒有錯，錯的只有責任。她的女兒“我”不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去認識愛情和婚姻的嗎？——“而如果我們僅僅是遵從著法律和道義來承擔彼此的責任和義務，那又是多麼悲哀啊！那麼，有沒有比法律和道義更牢固、更堅實的東西把我們聯系在一起？”問題的答案她自然清楚，她想說“有”，她想說“那就是愛情！”但對此她卻疏漏了另一個“為什麼”，即這種愛情可以是婚姻的開始，但它真能是婚姻的保證嗎？此刻的激情顯然無法讓她擁有這樣的預見：“為愛情而結婚的理想剛剛獲得勝利，它的那些熱情的支持者們便立即要求在愛情消亡的時候離婚的權利。”（斯庫芬妮|·庫茨：《婚姻簡史》第338頁，秦傳安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1月版。）

當然，這樣的結局也壓根不是她所願意正視的，在她的觀念裏，愛情一定是永恒的，否則那便不是真正的愛情。鑒於此，所以她必然不能認可同母親暗暗苦戀一生的那個“他”“出於道義、責任，階級情誼和對死者的感念”而選擇的婚姻，盡管他的大義果斷之舉充滿了崇高的意味。並且，盡管她也知道，對於自己的婚姻他並不是不滿的：“逢到他看見那些由於‘愛情’而結合的夫婦又因為‘愛情’而生出無限的煩惱，他便會想：‘謝天謝地，我雖然不是因為愛情而結婚，可是我們生活得和睦、融洽，就像一個人的左膀右臂。”但她仍舊不會苟同他的這種看法和感覺，故此，這裏的愛情被打上了引號，因為她堅信那不是什麼愛情，就像她堅信愛不可能從婚姻裏開始。所以，在她看來，他同那位遺孀之間的患難之愛不是愛，只有他和母親之間那未曾表白過的愛才是真正的愛。

儼然，對愛情充滿理想主義想象的她更期待為愛情所征服的那一刻怦然心動，她無法忍受愛情的世俗化，在她這裏，生活之於愛情無異於精神上的閹割。然而她卻並不清楚，被愛情征服了的主體已經徹底失去了自由，從而不得不屈服於那虛無縹緲的等待：“……讓我們耐心地等待著，等著那呼喚我們的人，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裏糊塗地結婚！”因為把婚姻等同於了可惡的世俗生活，所以愛情就只能懸置於空洞的理想之中了。而既然愛情必須遠離生活方能得以保持其精神的存在，那麼，這種絕對純淨的精神便成了非歷史性的，即一種無法成長的存在。克爾凱郭爾說：“在人們征服的時候，人們持恒地忘記自己；而在人們占據的時候，人們則回想著自己，不是為了空虛地打發時間，而是帶著所有可能的嚴肅。”（41）這裏的“征服”與“占據”所指涉的正是愛情和婚姻。相較於愛情，婚姻乃是一種時間上的擁有的狀態，它創造著歷史，成就著主體。而熾烈的愛情最怕冷淡，始終不敢面對婚姻生活裏的平淡時光，一如涓生在婚後對子君所說：“這是真的，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還有：“安寧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這樣的安寧和幸福。”在涓生看來，如果沒有愛情，婚姻即使是幸福的，那也是可怕的。對他而言，視覺上的觀看總比內心的感受要來得更為真實和可靠，換句話說，雙眼只能看到那不斷運動和變化著的存在，而婚姻似乎委實難以滿足視覺感官的此種期待。就這樣，始終操心於外在和表面的眼睛不知不覺地就把主體放逐到了他者的位置，正如克爾凱郭爾指出的那樣：“看，這就是你為什麼畏懼和平和安寧和靜止的原因了。只有在有著對抗的時候，你才處於你自身之中，但因此你就從來沒有真正地處在你自身之中，而是不斷地在自身之外。就是說，在你吸收占據了對立面的那一瞬間，就又會有寧靜出現。因此你不敢進入這一瞬間；然而，結果就是這樣，你和對立面相互面對面地對峙著，結果就是你不在你自身之中。”（克爾凱郭爾：《非此即彼》下卷第136頁，京不特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6月版。）由此，克爾凱郭爾洞見到了婚姻的本質：“婚姻性的家庭生活就是如此，寧靜、適度、低吟曼語；沒有很多變化，然而又像水在潺潺流動，卻只有著水流的旋律，對於那認識它的人是甜蜜的，對於他是甜蜜的恰恰因為他認識它；這一切都沒有炫耀的光彩，然而偶爾一道光澤鋪撒向這一切，卻不打斷那習慣性的進程，正如月亮的光線灑落在那水面上並且展示出它用來演奏其旋律的樂器。婚姻性的家庭生活就是如此。”（克爾凱郭爾：《非此即彼》下卷第149頁，京不特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6月版。）

較之於羅曼蒂克的愛情，克爾凱郭爾不能不更欣賞婚姻，即那深深紮根在婚姻形式裏不易被發覺的寧靜之愛。他以為，後者遠比前者更具有審美性，尤其重要的是，只有它才是歷史性的真實存在：“羅曼蒂克的愛情在其自身之中繼續保持處於抽象狀態，而如果它無法得到任何外在的歷史，那麼，死亡就已經潛伏在那裏等著了，因為它的永恒是幻象的。婚姻性的愛情以占據為開始，並且獲得內在的歷史。”（克爾凱郭爾：《非此即彼》下卷第153頁，京不特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6月版。）羅曼蒂克的愛情所獲得的歷史是外在的，婚姻之愛獲得的則是內在的歷史，而在克爾凱郭爾看來，“只有那內在的歷史才是真正的歷史”（克爾凱郭爾：《非此即彼》下卷第138頁，京不特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6月版）。事實是，婚姻比愛情更需要持久，故而它有理由比愛情更懂得守護堅貞不渝的意義；至於愛情在此方面的表現則常常是極其表象化的，誠如拉羅什福科一語道破的那樣：“愛情的堅貞不渝實際是一種不斷的變化無常，這種變化使我們的心靈相繼依附於我們的愛人的各種品質之上，給予其中一個以偏愛，又迅即轉到另一個。因而，這種堅貞不渝不過是發生在同一主體中的一種停而複行的變易。”（拉羅什福科：《道德箴言錄》第68頁，何懷宏譯，湖南文藝出版社2010年1月版。）

毋庸諱言，《愛，是不能忘記的》所欲進行的婚姻啟蒙是膚淺的，甚至可以說是荒謬的。它以自由意志名義對個體欲望的合法性肯認因為背離了責任和歷史，故而注定只能屬於一場虛幻的追求。其主人公只知道婚姻必須自愛情開始，卻不知道愛情也可從婚姻開始，更不會相信：“只有婚姻才能讓愛情更顯高貴。只有婚姻才能讓愛情擁有恒久的形式。其他性愛的、美感的，以及所謂的初體驗，這些東西總會銷聲匿跡。沒有婚姻的證明，愛情也會悄然凋零。”（哈洛德·柯依瑟爾 歐依根·馬力亞·舒拉克：《當愛沖昏頭》第173頁，張存華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9月版。）她僅僅相信愛是唯一，愛是純真，愛是永恒，可事實上，此種基於自我中心主義的非歷史化想象不僅嚴重誤解了婚姻，同樣也嚴重誤解了愛情本身。此種執著得近乎高傲的態度與真愛所需的謙卑情懷本已格格不入。要知道，被理想化了的愛情所關心的終是自我，它的付出首先是以對方的付出為前提的。在這種形式當中，真正的關系並沒有建立起來。兩者間的交流也許足夠順暢，但那不過就是自言自語似的交流，因為交流在實質上乃是自我同他者的交流，這樣的交流不追求順暢，而更看重理解和寬容；它指向的是傾聽而非傾訴，它以回應的方式同對方結成一體。依賴於彼此相互吸引的羅曼蒂克之愛則是排他性的，所有旁人以至連自己的孩子都可能是個攪擾，熱戀著的雙方只希望永久沉醉於愛的享樂。

需要在此指出的是，這裏的相互吸引必須是絕對的，僅有單方面的吸引則是萬萬不行的。我愛你的條件是你必須也同樣愛我，否則，即使你回應了我的愛，我也不可能會接受。驕傲的愛者唯恐對方看低了自己，唯恐不夠默契的交往會敗壞自己關於愛情的完美想象。然而事實是，真正的愛者從來都是高貴地謙卑著的。

作者簡介：
路文彬，作家、學者、翻譯家；現為北京語言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出版有長篇小說《流螢》《天香》《你好，教授》、隨筆《閱讀愛情》《是誰傷害了我們的愛》《被背叛的生活》、論著《歷史想像的現實訴求》《視覺時代的聽覺細語》、《視覺文化與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失聰》《理論關懷與小說批判》《歷史的反動與進步的幻象》，以及譯著《迷失的男孩》《我母親的自傳》《安琪拉的灰燼》《女性與惡》《鳥兒街上的島嶼》《動物英雄》等。現居北京和威海。本文轉自公號零凝文學（-ling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