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人類文明的脊梁

一騎絕塵fly

絲綢之路，從地球上空看去像是貫通整個歐亞非大陸的橋梁。穿越歷史的輪回，我們可以看見絲綢之路熠熠閃耀，穿越草原、沙漠、雪山等不毛之地，沿著喜馬拉雅山、昆侖山山脈、伊朗高原的廣大區域遍及，像是地球的龍脈或脊梁，見證著不同文明的興起、發展、傳播、衰亡，可以鄭重其事地說，絲綢之路是兩千多年來人類文明的脊梁。
隨著考古發現的證實，絲綢之路所烙刻在人類文明道路上的印記，將逐漸被拭去覆蓋的塵土與歷史的疑團。

有人說，能夠穿越沙漠的有兩種人，一種是為了信仰的僧侶，一種是為了金錢的商旅。其實，在這裏應該加上一種人，即為了不辱使命的使者。今天，當我們談論絲綢之路的時候，最不應該忘卻的便是鑿空西域的使者張騫。

如果說絲綢之路的真正內涵有物質與精神之分，一方面絲綢之路貫通中西方物質文明交流，通過它將整個世界濃縮成一部凝練的世界史，另一方面它給予這條路以靈魂——不辱使命的尊嚴與不畏艱險而追求真理的勇氣。

絲綢之路，今時已經成為我們津津樂道的話題，絲綢之路的精髓到底是什麼，一直為我們所探究。結合時代的需求，絲綢之路被賦予更多的外交色彩，絲綢之路成為了承載著外交使命的橋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絲綢之路所蘊含著一種普世價值，即絲綢之路是一部凝練的世界史。
通過絲綢之路，不同地域的商品，不同語言的民族習俗，不同文明圈的文化，發生了激烈的碰撞，相互影響，相互促進。

然而，絲綢之路是一條活的道路，普世價值只是其生命在現世的體現。
絲綢之路開通之初，是一次有去無回的探險，也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當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遇上無所畏懼的張騫之後，隨著一場曠日持久的對匈作戰的同時，一次長達10多年的偉大探險也拉開帷幕。

絲綢之路的開辟，是雄才大略的漢武帝與不辱使命的張騫君臣的結晶，張騫無論是在古人還是今人的眼裏都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大英雄。張騫出使西域的偉大事跡，一時影響了上至漢武大帝、史聖司馬遷、牧羊人蘇武，下至黎民百姓，成為時代可歌可泣的光輝篇章。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絲綢之路軀體的鑄造才逐漸形成。當然，早在張騫之前，不乏商旅貿易經商，但隨著河西走廊的打通與西漢對外政策的開放，真正意義上的絲綢之路才有了雛形，所以史馬遷將張騫出使西域稱為“鑿空”。

在其後的三百年裏，絲綢之路主要成為商旅的發財致富之道，軸心時代所產生的人類精神文明也通過傳教士孜孜不倦地努力傳播，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恒河流域的文明與黃河流域的中華文明發生了碰撞，如春風過境，遍地開花。
隨著十字軍東征，佛教的宗教信仰與古希臘、古羅馬的雕像藝術相融合，形成了犍陀羅藝術的盛極一時。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以其普度眾生、擺脫苦難的教義征服了絲綢之路沿著的諸多民族、國家，佛教的傳播如同絲綢之路的血液一樣，灌輸到絲綢之路的體內。

隨著三國時期的高僧朱士行，東晉時期的高僧法顯以及唐代玄奘西行求法，他們為絲綢之路注入了生命的靈魂。

朱士行，法號“八戒”，後來吳承恩在《西遊記》中將其化身為豬八戒的形象，為眾人所喜愛，現今甘肅張掖市內的白馬寺曾是其講經的地方
，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外族身份西行求法的人。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兩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國大地上如雨後春筍，盡管佛法已傳入中國有三百年之久，但法顯深感中國境內的佛經的翻譯仍趕不上佛教大發展的需要，於古稀之年西行求法。

筆者認為比較有意思的一個推測，法顯很可能是《西遊記》中沙悟淨的創作來源，因法顯在其《佛國記》裏記載了一個關於穿越“沙河”的故事。

“沙河”其實是一望無垠的白龍堆沙漠，“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幟耳。”

這一記載與流沙河的描述極為相像，不過一個是河一個是沙。吳承恩巧妙地將這些歷史人物的英雄事跡融入到《西遊記》的創作之中，是對先聖法師的緬懷與崇高的敬意。

朱士行在西行求法所抵達的於闡大乘佛法比較流行，但當時以原始的小乘佛法為正宗，故求取真經自然以小乘佛法為主；法顯因源於中國造福於人的觀念影響，所持主要為大乘佛法。

到了玄奘，他集大乘佛法與小乘佛法於一身，為探究佛教各派學說存在的分歧，求取真經，孤身前往佛教濫觴地印度佛教中心那爛陀寺。

當他到達那爛陀寺參加在曲女城召開的佛學辯論大會時，面對五印18個國王、3000個大小乘佛教學者和外道2000人的任何人詰難，他都能反駁並進行詰難，使這個佛教的聖地為之嘩然，因而名震五印，並被大乘尊為“大乘天”，被小乘尊為“解脫天”。

吳承恩在《西遊記》的創作過程中，結合玄奘孑然一身、不畏生死、舍生求法的勇氣與精神，加上他所遭受的“西出玉門”、“高昌結盟”、“沙漠酷度”、“密林遇險”、“天崩地裂”、“那蘭陀寺”、“聲震五印”、“雁塔譯經”等經曆，以九九八十一難為考驗，才彰顯出三藏法師的為求取真經的艱難與磨難。
在小說裏，吳承恩為玄奘設計了種種難關，有妖魔鬼怪的凶險，有美女佳人的誘惑，有人性問題的考量，有榮華富貴的奢靡……而作者吳承恩似乎化身不可一世的美猴王，棒打權威，降魔伏妖，介於權威與真理之間遊蕩。

通過西行求法，朱士行、法顯、玄奘給絲綢之路注入了生命的靈魂，讓絲綢之路擁有了特殊的人格。如果說朱士行、法顯、玄奘是西遊記，那麼馬可波羅便是東遊記。

馬可波羅，一個從17歲時就來到中國，並在中國遊曆了17年，在監獄中口述寫成一部傳世名作《馬可波羅遊記》，一束綻放出絲綢之路香味的花朵。
《馬可波羅遊記》，就像佛教真經吸引中國高僧西行求法一樣吸引著西方人前往中國，一個美麗的絲綢國都，一個財富如金山銀山一樣的地方，通過在書裏所記述的他在東方最富有的國家——中國的見聞，這激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熱烈向往，直接促使後來新航路的開辟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隨著《馬可波羅遊記》中對來自東方國度的描寫，西方人對中國的向往近乎瘋狂，新航路的開辟，造成了世界殖民掠奪的災難。
沿著馬可波羅的足跡，一批批探險家成了披著羊皮的狼，他們如同強盜一般在古老東方國度的倉庫裏拿走珍貴的文物，車載難量、罄竹難書。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成為了他們的領頭羊，歷史將他們釘在絲綢之路的恥辱柱上，絲綢之路的文明也因他們發揚光大。因為在他們三番五次搶劫的文物裏，世界諸多民族找到了他們祖先所留下的財富。

20世紀初，隨著王道士偶然發現敦煌藏經洞的消息不脛而走，敦煌遺書隨之被瓜分到世界各地，敦煌文明遭到極大地摧殘，

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為陳垣先生編的《敦煌劫餘錄》作序中憤慨陳詞：“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黑暗產生光明，光明源於黑暗。敦煌文明備受摧殘，一時之間使得敦煌成為傳說中的人間天堂，敦煌也因禍得福，得到世人的關注。自劫難之後，敦煌成為世界的敦煌，敦煌學與紅學、甲骨學並列為20世紀初中國三大顯學之一。
敦煌的重新審視與敦煌學的誕生，讓世人找到了一把開啟世界歷史之迷的鑰匙，圍繞著敦煌莫高窟、敦煌壁畫及藝術、敦煌遺書、敦煌石窟文物的考古與保護，展開了浩浩蕩蕩的絲綢之路研究。

從張騫通西域，到“一帶一路”國家倡議，絲綢之路不僅主宰了人類的過去，也必定決定世界的未來。

絲綢之路，見證了古羅馬帝國的崛起，大漢帝國的強盛，十字軍東征與成吉思汗的西征，三大宗教的傳播，新航路的開辟與殖民地的掠奪，三次科技革命與兩次世界大戰……直到今天我們所倡議的“一帶一路”。

通過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整個世界無論是在經濟貿易上還是文化交流上，都形成了共同的話語。絲綢之路榮光的複興，是世界未來發展的必然結果。

絲綢之路見證了一批又一批佛教教徒的艱辛與成長，精神的傳承與延續在這裏生生不息，他們以勇往直前的挑戰精神鑄就了絲綢之路的靈魂。有人會因為苦旅而半途而廢，有人會因為苦旅而怨天尤人，有人會因為苦旅而若有所思，有人會因為苦旅而反思人生，有人會因為苦旅而對比現在、改變曾經的看法……佛教文化，當今有越來越多的去挑戰苦旅、挑戰自己、發現自己，去尋覓生命的靈感。

實事勝於雄辯，凡是沿著河西走廊，去過敦煌，去過新疆，到過中亞、西亞、南亞，甚至於北非、地中海線沿岸的朋友，一定終身難忘，其中的一些感受很難用語言去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