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到底是本土的，還是外來的文明？

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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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多來，愛國情緒爆棚，涉及方方面面。筆墨爭執中，相關“歷史”、“文化”的話題，也跟著熱到燙手。一時間，什麼話都寫得出、罵得出。

不久前，看到朋友圈裏一篇講到三星堆的文章，發布的朋友，評論中說起三星堆到底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還提到“爺爺”、“孫子”等詞匯，似乎的意思，是要說即便外國有什麼看上去跟我們的很像甚或更怎麼怎麼的古代成就，也還是“孫子”，奉勸“某些人”（這仨字兒近一年多來時常見，頻度超過以往多少年的總和）別搞反了誰是“爺爺”誰是“孫子”……

盡管，那段十分不短的評述，真的是沒咋看明白，讀了貼出的文章，更沒發現文章內容跟那“爺爺”、“孫子”的評論有啥直接關系，可卻激起了聊聊三星堆的念頭。

（一）三星堆遺跡遺存顯現巫鬼文化特征

想來，會是有一些人對三星堆文化是否與我們“似乎”熟知（“似乎”而已）的華夏文明同源存疑，因為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在美學風格上的確比較“相異”。但因為“相異”的存疑，就說是“異類”，再進而引申到“異族”、“異域”，謹慎點兒說，還是有欠考慮。

所謂美學上的相異，可能更集中體現在人物造像的風格上。如是，簡單概括，“異”處大致是在兩個方面：一是線條顯得直硬，二是面目比較猙獰。

當然，還有個重要特征，似乎跟傳統的、人們更習慣的“華夏文明”產物缺乏可比性，就是人物造像的眼睛——三星堆出土的人物造像，眼睛是誇張地、非自然地吐出的，說是從眼窩長出兩根短犄角，也不為過。

據說，這種誇張的、非自然的凸出的眼睛，跟西方某些早期類似物件，存在相似性。或許，這也是“外國”說的一縷旁證。

人物造像線條直硬、面目猙獰，理性推想地講，或許並不是三星堆文化及其所可能的“源頭”或“衍生”所特有，而更可能是巫鬼文化的普遍、較普遍特征。

巫鬼文化，是托生於巫鬼崇拜的文化。巫鬼崇拜，則是最古老的大自然崇拜和原始圖騰崇拜的“後繼”。

按照迄今為止的生命科學和哲學基本認識，可以認為，人類是唯一“有”並且“需要”意識屬性的“崇拜”的物種。

作為大自然的產物，人類，理論上，不可能獲知大自然的一切，更不可能真正本質地改變大自然，哪怕是“最高物種”，哪怕可以終究創造出真正高明（而不是現在這樣子）的科學與技術，也還是逃脫不了對大自然的“依附”。

但因為生存及更妥當生存的需要，人類需要認知大自然，需要解決“未知”。這個動作，自從人類成其為人類亦即產生近乎純粹歸於“主觀”的意識活動的那天起，就開始了，至今。

早期人類，因為相對更無知，對大自然懷有祈望、感恩、畏懼、憎惡等等相互交織的複雜情感，同時很厚道地認定，自己（人類本身）對大自然的“依附”，因而產生了“崇拜”的精神需求。

隨著文明的發展，崇拜，作為社會化了的人類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精神活動，也隨之改變或者說“進化”。其中一個重要階段，就是巫鬼崇拜。

巫鬼崇拜的典型特征，在今天的語境中，可以用八個字概括：神秘、無常、晦澀、嚴厲。其最主要的行為，表現在兩個方面：祭祀，和，占卜。

那可不是今天仍可見到的很帶有“表演”性質的“祭祀”，也不是今天被很多人看作“兒戲”的算卦式的占卜。究竟是怎樣的，不敢妄言。只說一例——甲骨文。

甲骨文，確切說，是鐫記著我們今天叫“甲骨文”的那些出土的龜甲獸骨，是我國商代（亦稱“殷商”）中後期留下的。那時候，正是華夏大地“巫鬼崇拜”和巫鬼文化最盛行的時代，那些龜甲獸骨，就是用於占卜的材料；上面鐫記的文字，就是“卜辭”、“卜解”。

被考古證明幾乎是同期的“司母戊方鼎”，也是巫鬼文化的產物，應該是用於祭祀。那座龐然大物的圖片，隨便都能搜得到。只看一眼，就能感受到“直硬”的線條。跟時代較後的周朝乃至更後的秦漢時期相類器物相比，“直硬”之外，也或許能從造型和紋飾上，讀出“猙獰”的味道。總之，是很不同。但或許，稍作對比，卻可能比較直觀地發現，那勞什子的模樣，倒是跟三星堆所呈現的某種風格，有著一定程度的相似。

可惜的是，司母戊方鼎和甲骨文的商代，沒有，至少現在還沒有，呈現給今人完整、豐富的人物造像。有朝一日，若能見到，筆者妄揣，大致也會發現，其與後來華夏文明的相類產物，有著挺明顯的“相異”，而竟與三星堆出土的那些，有著“親戚”般的相似。

因為，它們具有共同的、至少也是相當接近的精神特征，就是——巫鬼文化。

（二）巫鬼文化是人類文明的關鍵階段和必由之路

簡單講，巫鬼崇拜及其派生的巫鬼文化，是人類飽受大自然“教訓”後的“階段的理性認知結果”。從全球角度論，那近乎可以說是人類文明在意識寄托領域的必由之路。

最早也是最原始的崇拜，是“大自然崇拜”——雷電引起了火，洪水吞沒了一切，毒蟲猛獸防不勝防，疾病繁育九死一生……早期人類，面對所有這些，都不僅幾乎束手無策，更差不多完全不明根由。能力和認識所限，他們把一切未知，都認作是大自然的意志。於是就通過可以達成的各類活動，由物質到精神地，向大自然求問、祈望。那個“大自然”中，最為人們所熟知的，可能是對他們影響最深刻的某種具象。

比如我們先民的“花崇拜”。花，象征繁育；繁育，帶來更多人口；更多人口，意味著生產力強、族群（部落）興盛……

基本就是這麼個邏輯。

在數不勝數的各種“具象化”的大自然崇拜中，我們民族先祖的花崇拜，屬於比較平和也比較先進的。為什麼這麼說，話就長了，或許另文詳述。

相類似的，還有山崇拜，就是崇拜高山或高聳凸起的自然景觀。

相比稍稍更原始些的，也有河流或泉的崇拜、樹木崇拜、動物崇拜，等等。其中有些，今天還能在某些偏僻地方的“欠發達”族群中，可以感觸到。我國西南邊陲一些地方，至今也還口口相傳著諸如“神樹”、“神魚”的傳說。

這類崇拜，相比更趨於“概念化”的花崇拜和相對“穩固”的山崇拜（比如匈奴人奉為神聖的“狼居胥山”，便是當地或發源於那個地方的部族的固定的自然崇拜對象），其崇拜對象，更為具體，也存在著一定的不穩定性——崇拜的河流變化了（改道、幹涸）、泉眼枯竭了、樹木亡朽了、動物死掉甚至絕種了……又或者，崇拜者舉族遷徙到了別的地方，遠離了原本的、確定的崇拜對象，而又不舍或說“不敢”改弦更張，就會把“消失”了的（甭管怎麼消失的）崇拜對象，通過圖像、符號之類的“改進”，加以“象征化”。於是，就有了托生於“個別具象”的大自然崇拜的“原始圖騰崇拜”。

這種改變，更多見於相對弱小、定居能力較差的族群。而相比起來具有較高生產力、人口基數較大、人口結構（性別比例、年齡層次）合理、定居能力強的部族，則更趨於把具象的崇拜對象“抽象化”。

然而，抽象化也好，象征化也罷，隨著文明的發展，人們，特別是屬於比較強盛族群的人們，漸漸發現，大自然是那麼的無常，那麼的暴虐，姆們誠心誠意待它，它卻總是給的福祉少、降下災難多！

這時，人類固有的“劣性”，就暴露了——不去意識以至“反省”是否向大自然索取過度，而是更趨向於認定，在大象無形的大自然中，隱含著“反人類”的凶殘與暴戾，而這樣的“負面”且強大的力量，是由看不見但卻是存在著的“巫鬼”所掌控。於是，質樸的、真誠的大自然崇拜，在這樣的認識之下，演變成逢迎（也可以說“屈從”）、貢獻（也可以說“賄賂”）莫名其妙的“巫鬼”的“奴性”的崇拜，即巫鬼崇拜——不自省的下場，便是奴性！

歷史地看，巫鬼崇拜及其文化的產生、興盛，暗含地標志著——人類的文明已經發展到與“自然”不能保持“天然”的“和諧”的程度！這個和諧的打破，可以認為是今天很多人津津樂道的“人類成為地球的主人”的開端！

還是歷史地看，打破人與自然的“天然和諧”也好，彰顯神秘、無常、晦澀、嚴厲的特征也罷，在距今大約四千年到兩千年的上古階段，幾乎遍及當時所有世界上主流文明的巫鬼崇拜、巫鬼文化，是人類對於自然由“完全的被動”向“爭取主動”轉變的里程碑、分水嶺！

中國也好，外國也好，巫鬼崇拜、巫鬼文化，不管今天看去，是多麼的蒙昧、冥頑、黑暗，在當時，都是意識形態相較之前的“躍進”，都是人類自主的文明得以發展的關鍵！

（三）三星堆與“中國”或“外國”

回到“三星堆”——具有典型巫鬼文化特征的上古文明遺跡。

有資料講，三星堆文化的“主人”，最早是在“華夏”，後來因為某些原因，帶有“被迫”色彩地遷徙到了今人發掘出他們的地方。其時，恰逢抽象化的大自然崇拜向巫鬼崇拜的轉變期或者“中原”巫鬼文化的盛行期。

中原的巫鬼文化，興於商代，盛於“殷商”也就是商代中期及以後，隨著商朝在公元前十一世紀中葉終結，巫鬼崇拜及其文化，被取代商朝成為“天下共主”的“周王朝”當作“亡國殤民”的“有害物”，大力、迅疾地加以摒棄、肅清；具有較完善人文基礎的周王朝，只用數十年，便將其所秉持的“人主”的“德文化”（道德文化），貫諸影響力所能及的廣大區域（大致包括今陝西、河南、山東全境，山西、河北、安徽大部，江蘇、湖北、甘肅、寧夏部分地域），完全取代了巫鬼文化。是以，在這個廣大區域亦即今天的我們通常認為更具“華夏文明底蘊”的地方，極難見到有巫鬼文化的留痕。

而更早就遷徙到“蜀道難”地方的三星堆文化，卻沒受到巨變式的影響，留下了今天我們能夠看到、感受到的巫鬼文化遺存。

關於三星堆，上面說的，是“從哪兒來”。還有個問題，就是“到哪兒去”——三星堆展示給今人的文明，後來怎樣了？

關於這個問題，有三種說法：

其一，再遷徙。

其二，湮滅。

其三，回歸。

所謂“再遷徙”，是說在今天發掘到他們的那個地方，他們存留、發展了一定時期，後因自然條件、族群發展空間等多方面原因，又向更遠的地方遷徙去了。這一說，如果成立，那麼可以想象的遷徙方向，倒真有可能“出國”了。不過，筆者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因為，依據兩三千年前各方面條件所能揣測的“出國”方向，無非東南亞（中南半島）或南亞（印度半島），再要往“西方”，從四川出發，不“回歸”中原，是去不成的！而在今天的東南亞和南亞地區，卻沒有哪怕只是“一點點”相似的考古發現或現實痕跡。

對比河姆渡文化，獨木舟、勾欄式建築這些，就是其向南至東南亞遷徙的證據性留痕。

相比“再遷徙”，“湮滅”之說，或許可能性還更大。

所謂“湮滅”，說的是由於嚴重自然災害（包括瘟疫）或者不可修複的戰亂（包括被入侵和內戰）或者二者兼有的重大災難性事件，致使部族嚴重創傷，“家底”賠光，族群解體，相對孤立的小社會，就此沉入歷史塵埃。

這裏要說明：一個族群甚至國家的“湮滅”，不是非要到“雞犬不留”的程度才“算數”，失去了“重建的基礎”，就會滅亡。所謂“重建的基礎”，主要三點：

第一，生產能力，包括勞動力和勞動技術。

第二，人口發展潛力——如果幸存人口基數過低或者性別比例、年齡層次這些結構性指標嚴重失調，加上相對孤立的存在狀況，極大可能會最終以離散和自然死亡的形式，致使整個部族“完全消失“。

第三，必須的外部資源。簡單說，如果沒有了可以耕種的土地，沒有了可以繁衍的家畜，沒有了用於建造房屋、烹飪取暖的草木，哪怕只是“一時間”，人的肚子就等不起！

如果，能從水文、戰爭、地質等方面挖掘出具有可信度的“類同時期”的地方資料，湮滅的說法，可能會更被認同。

還有“回歸”說。就是說他們後來又沿著早先的“來路”，遷徙回了曾經的故土——華夏中原。雖未見任何支持這種說法的“硬證據”，但筆者仍執著寄望此說能“成立”，仍祈望，他們，三星堆文化的締造者和守護者，終於還是“回家”了，融入在浩浩華夏文明之中，代代繁衍，成了今天中華大家庭裏不分彼此的你我他。

由上可見，筆者是認為，三星堆文化，不僅源自華夏，而且也並沒有“外傳”到哪兒，跟外面的誰誰誰，都沒有絕對的可比性，更毋論誰是“爺爺”，誰是“孫子”。

有一點，還可以說說，就是“中國”、“外國”的問題。

關於“中國”的稱謂，筆者曾撰文解說。在此再贅一言——三星堆也好，其他同期、近期在今天我國境內發現的文化、文明遺存也罷，在其產生、發展的時代，尚無今天我們理解的“中國”的概念。因而，也無所謂今天被某些人嚴重敏感的“外國”的概念。

退一萬步，就算，我們今天看到的三星堆文化，源自今天我們國家疆域之外（從線路上看，可能性幾乎為零），終究也還是落地生根在了今天發掘出他們的這塊土地上。或者說，到底，他們終究是在今天屬於“中國”的地方（而且是“大內地”），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

若此，是否也就可以說：他們，三星堆文化的締造者、守護者，曆盡千難萬險，最後選擇了今天這塊地方，把它建設成了心中的天堂，世代繁衍生息、相親相愛，把情感、智慧，根植在了他們認定的熱土、樂土，給璀璨、多元、高度包容的華夏文明，留下一抹至今仍賞心悅目的燦爛雲霞……

作者簡介劉宏宇，常用筆名毛穎、荊泓。實力派小說家、資深編劇、北京作協會員，“夏衍杯優秀電影劇本”獲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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