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皮林：經濟學家視為美德的東西，生物學家叫它“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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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意大利民眾參加示威活動抗議美國種族歧視（圖：新華社）

當今的時代是一個“憤怒的時代”。全球掀起以西方自由主義為代表的思潮，各地民眾紛紛開始質疑甚至抨擊曾經珍視的社會理想和制度。特朗普在美國的崛起，英國的公投脫歐，歐洲國家左、右派非傳統政党的興起，無一不影響著全球局勢。由民間暴亂引發的政壇動蕩更是席卷了印度、巴西、菲律賓和土耳其。

我們若以傳統方式衡量，那麼目前這場“全球民憤”運動的規模堪稱空前絕後，而有關其觸發因素的說法也可謂眾說紛紜。然而，其中有一項關於觸發因素的說法獲得了各方共識：政府描繪的經濟圖景沒能如實反映人們的現實生活，而這種經濟圖景主要是由經濟學家提供的。民怨沸騰在一定程度上源於一直存在的身份認同問題。一些人沒錢買房，社會亦無意向其伸出援手。萬般無奈之下，他們開始對金錢政治橫行與貧富分化加劇的社會現象感到憤怒，且這種憤怒被不斷積蓄。除上述因素外，還有一個激發民憤的原因——經濟學家對“經濟”和“增長”的定義也不再與民眾的親身體驗相符。

有鑒於此，我將探討經濟學家口中的生活與我們經曆的現實生活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差異。

盡管“GDP”是一個耳熟能詳的詞，但很少有人知道，它誕生於 20 世紀 30 年代，且它最初被用於衡量“大蕭條”時期的經濟狀況究竟有多糟糕。二戰爆發前夕，它又“重出江湖”，被用於衡量戰爭可能對國家經濟造成的打擊。我們首先需要明確的是，經濟既不是一個自然現象，也不是一個有待發現的客觀事實。1930 年以前，世界上不存在“經濟”，它與棉花糖、汽車保險或複式記賬法一樣，都是人們提出的一個概念。

倘若我們將GDP擬人化，那麼它就是一個沒什麼道德觀念的人。GDP 衡量的是各種產品的產量，而不計較這些產品是好是壞。它欣喜於出現環境汙染問題，對於人們需要花錢治理的汙染，它更是求之不得。它也欣喜於出現犯罪問題，因為犯罪問題牽涉警力的大量出動及破窗戶的修理工作。它還喜歡“卡特裏娜”颶風，對戰爭也持歡迎態度。如果一場武裝沖突將城市夷為平地，那麼 GDP 會先衡量其涉及的槍支、飛機和彈頭的數量，再衡量戰後重建所需的費用。

雖然 GDP 是一位計算數量的好手，但在計算質量方面，它卻表現得捉襟見肘。此外，GDP 在“餐桌禮儀”方面的認知，實在令人不敢恭維。對它而言，一頓擺著三把叉子的晚餐與分別擺著一把叉子、一把刀和一把湯匙的晚餐並無差別。

GDP 是一個唯利是圖的商人。它懶得計算不涉及金錢轉手的交易，也不喜歡家務活兒（至少我覺得兩者有可比性），對於一切志願活動，它都唯恐避之不及。計算人為活動數量的 GDP 在貧困國家開展工作只能束手束腳，因為這些國家中的大部分人為活動都發生在經濟以外的範疇。例如，GDP 能夠計算超市裏一瓶“依雲”礦泉水的經濟影響，卻無法計算一個埃塞俄比亞女孩因跋涉數公里去打井水而造成的經濟影響。

經濟增長是工業化大生產時代的產物，因此 GDP 被設計出來，主要是為了衡量有形的生產活動。它不怎麼適用於現代社會的服務業經濟，而服務業在許多富裕國家的經濟結構中恰好占主導地位，比如保險業、城市園林規劃行業等。計算磚塊、鋼條和自行車等產品的產量時，GDP 表現得並不差，但其適合計算的對象僅限於那些“你能搬起來砸自己腳的東西”。

在理發、心理咨詢或下載音樂面前，GDP 就立刻陷入了雲裏霧裏。因此，GDP 根本就不是我們想象中那樣擅長衡量經濟增長。如果我們以 GDP 為衡量工具，那麼如今抗生素的價值不過幾個便士，但在一個世紀以前，一位染上梅毒的億萬富翁卻可能願意將半數以上的財產拱手讓給醫生，以換取 7 天的抗生素療程。

簡而言之，我們對經濟的定義相當粗略。正如筆者曾聽某人不經意間提及的那樣：“如果你被堵在路上，那麼你就是在為 GDP 做貢獻。如果你去朋友家幫忙，那麼你就沒有為 GDP 做貢獻。”末了，這個人還補充道：“我們只要記住這一點就夠了。”假如你覺得他說得不對，那麼我希望你繼續耐心讀下去。

“閉嘴，你這個愚蠢的美國人！”

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圖：White House）

我們都隱約感覺到好像有什麼不對勁兒，卻又說不清究竟哪裏出了問題。終於，2008 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向全世界宣告：經濟指標失靈了。GDP 增長讓我們有機會為國家經濟的騰飛歡呼雀躍，誰知接踵而至的竟是雷曼兄弟公司的破產，以及幾乎席卷整個西方世界的經濟衰退。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曾表示：“美國經濟正穩步增長，政府不應幹涉市場，而應讓市場自行創造更多財富。”全世界的人們曾一度對這一言論推崇備至。

事實上，從標准衡量指標來看，我們幾乎看不出美國經濟穩步增長的跡象。相反，美國經濟建立在快要膨脹到極限的購房債務之上，還有越來越高明（實則越來越蠢）的銀行家在操縱金融市場，以求自己在分紅時賺得盆滿缽滿。當時，業界人士普遍認為發達經濟體已達到一種新的理想狀態，即所謂的“大穩健”時期：技術專家已將經濟繁榮與經濟蕭條的循環周期變為歷史，不被幹涉的市場總能在動態平衡中回歸良好的發展勢頭。

然而，我們沒能看到經濟增長背後日益加劇的社會不平等現象和各國發展的不均衡現象。美國對中東石油輸出國和中國的貿易均出現巨大逆差，而兩國均在樂此不疲地將逆差流出的美元以投資美國國債等方式回流美國。被譽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實則成了美國的債主，中國借錢給美國供其購買自己生產的各類商品。就這樣，美國經濟看似坐上了螺旋上升的旋轉木馬，直至它停了下來。幾年後，許多西方國家仍在苦苦掙紮，它們千方百計地想將經濟拉回 2008 年以前的水平。因為此前多年的所謂 “經濟增長”，不過是一種錯覺。

若想以 GDP 的視角看到經濟增長，國家就得保證生產無止境。

與此對應的，必然是消費無止境。然而，除非人們永遠渴望獲得越來越多的物質享受和精神體驗，否則經濟增長終有停止的一天。也就是說，為了使國家經濟長盛不衰，我們必須永不知足。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人的欲望是無休無止的”。但只要我們捫心自問，就會知道“無窮的欲望最終只能讓人接近瘋狂”的道理。

若幹年前，以幽默諷刺風格著稱的雜志《洋蔥新聞》（Onion）刊登過一篇文章，文中的主人公是一個叫“陳賢”的中國工人，他負責在工廠生產現實生活中不存在的“塑料糞便”，供千裏之外百無聊賴的美國人賞玩。作為一篇典型的“洋蔥風格”的文章，它帶著濃烈的諷刺意味，也直指現實問題的核心所在。陳賢怎麼也想不明白，為什麼自己總是被要求生產一堆無用之物——沙拉槍、塑料袋取用機、微波煎蛋器、夜光頁面放大鏡、聖誕主題文件框、動物形態的隱形眼鏡盒，甚至還有牆壁掛鉤。他不無嘲諷地說：“我還聽說只要美國人不想要某個東西，就會直接扔掉。真是太浪費了！我還不明白，為什麼他們有這麼大的廚房用具需求？為廚房配備煎鍋、電飯煲、電水壺及其他基礎用具我能理解，為廚房添置能夠品嘗好茶葉的帶蓋茶壺也說得過去，甚至再為茶壺配一根溫度計也行，可是其他東西有什麼用啊？美國人的房子哪來那麼大的地方可以放下這些東西啊？比如這個玉米面卷手持器，一輩子也用不了幾次吧？”

曾有一個美國人回應過類似的問題：“哦，我是真的需要這個銀器分類收納抽屜，否則我的心情會很差的。”只聽陳賢回複：“閉嘴，你這個愚蠢的美國人！”

陳賢的這一番話使我們汗顏，因為在美國這樣一個富裕的國家裏，大多數人都有購買各種新奇玩意兒的習慣，人們甚至在買過之後將它們束之高閣。鋪天蓋地的廣告和來自朋友、鄰居的羨慕眼光驅使人們越買越多，越買越高級。當你讀到這裏時，也許我的iPhone 5（蘋果手機）已經成了一個笑話。而諸如洗衣機、面包機之類的商品，其最初的設計並不太關注牢固耐用的產品特性，因而這些產品很容易出現故障。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會陷入永無止境的消費怪圈。

乍聽之下，陳賢負責生產的商品的用途的確顯得有些荒謬，但它們也實實在在地存在於現實生活中。只需翻看 SkyMall （空中商城）的商品目錄，飛機上的每位旅客就能在座位上訂購各類“必備”商品，比如身著 17 世紀貴族服裝的寵物畫像（標價 49 美元）、用松鼠頭制成的標本掛飾（標價 24.95 美元）、與人等高的叢林攀緣猴玩偶（標價 129 美元），甚至還有可以安在狗嘴上的橡膠厚唇（標價 29.95美元）。這樣看來，當一些經濟學家叫囂“當今世界的問題在於需求的長期萎靡”時，我真不明白，我們到底還需要購買哪些東西。

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世界從未像今天這樣美好，消費者的購買力也從未如此強勁。自1942 年聯邦政府首次公開國民賬戶以來，美國經濟一直呈增長態勢。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同樣如此。雖然 2008 年的金融危機使全球多數國家的經濟出現了一段短時間的衰退，但這些國家的經濟現已重新恢複增長。盡管經濟增速放緩，但國家經濟體量從未達到如此可觀的水平。如果不斷累積的經濟增長能夠代表國家處於國富民強的狀態，那麼我們對現狀的滿意程度肯定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過分看重經濟增長會帶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經濟增長的果實永遠不能被平分。平均收入是衡量國計民生水平的標准，其計算方法是用一個國家的經濟總量除以本國居民數量。平均收入是一個陷阱，帶有嚴重的誤導性。銀行家的收入比烘焙師傅的收入高，而後者的收入又比失業的人的收入高。極端情況下，如果一個富裕國家的經濟蛋糕全部落入一人之手，那麼這意味著該國的平均收入水平會顯得十分喜人，而且這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會被活活餓死。

現實世界並不會如此極端，但別忘了，美國人每年創造出的財富絕大多數流入 1% 甚至 0.1% 的人手中。你還是有些難以理解嗎？事實上，那 0.1% 的最富裕人群僅涉及 16 000 個家庭，其掌握的財富總量卻自 1980 年以來實現了 5 倍增長。相較於 19 世紀末所謂“鍍金時代”的最富裕人群，當今時代的最富裕人群享受著更大的美國經濟蛋糕。

倘若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僅僅得益於“富者更富”，而普通人的辛勤工作只能維持溫飽，那麼這樣的經濟增長到底還有什麼意義呢？

事實上，人類社會的情況並非總是如此。幾千年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增長”的概念。曾經，農業經濟幾乎陷於停滯。當且僅當工業革命爆發後，人類才變得無所不能。人類社會先是經曆了一段緩慢的發展時期，之後每年就以驚人的速度實現了大規模生產。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各國率先躍升為世界強國。隨著這股工業化革命浪潮的推進，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也逐漸擺脫貧窮，將當時仍以農業經濟為主的亞洲國家、非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遠遠地甩在了身後。

如果“增長”對人類社會而言還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那麼“經濟”這一概念的誕生更是之後的事。在“GDP”被發明出來以前，人們即使有這個意願，也很難定義“什麼是經濟”。此前，“經濟”的概念幾乎等同於節約開支。1808 年，著名作家簡·奧斯汀在給妹妹的信中寫道：“我應該咀嚼冰塊，飲法國酒，擺脫窮酸的經濟。”

如今，我們每個人對於“經濟”和“經濟增長”的概念都耳熟能詳了。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經濟”和“經濟增長”已經統治了我們的生活。但這些名詞究竟代表什麼意思呢？經濟學家們設計了一個經濟發展狀況的衡量體系，但假如連尋常百姓也覺得這個體系衡量出來的結果與現實情形大相徑庭的話，那麼該體系的可靠性將實在令人不敢恭維。況且，倘若我們連衡量對象都搞錯了，或僅僅衡量某個還不足以反映現實的對象，那麼我們依據這樣的衡量結果而制定的指導方針與政策也將是錯誤的或漏洞百出的。政府總是會最大化地利用衡量出來的結果來制定相應政策。正因如此，過去幾十年來，政府制定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盡可能地刺激經濟增長。

英國兩位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和戴維·卡梅倫均發起過旨在衡量國計民生和經濟增長水平的項目。盡管這些嘗試漸漸淡出公眾視野，但它們的出現引發了人們對“政策制定者應該如何思考經濟”的爭論，並對經濟發展走向造成了影響。例如，英國曾率先嘗試衡量醫療衛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務，卻發現傳統經濟指標大大低估了這些公共服務的價值。

法國前總統尼古拉·薩科齊這位偏右翼的政治家組織成立了“經濟表現和社會進步評估委員會”。薩科齊在提案的序言部分寫道：“除非衡量經濟表現的方式被改變了，否則我們將不可能做出自身行為上的改變。”他還表示，經濟學家們早就知道，目前在世界範圍內仍缺少一種衡量經濟的有效方法。他說：“我們明知現有指標存在種種局限，卻仍在使用它們，仿佛它們是完美的……在我們對經濟增長產生一種盲目崇拜之後，我們卻被這種狂熱所縛。”

薩科齊還曾在公開演講中表示，這種戲弄民眾的做法無異於玩火。如果政府對其放任不管，那麼民粹主義將在全球範圍內抬頭。

他說：“這就是我們在認知上出現巨大分歧的開始。一邊是自視甚高的經濟學家，另一邊是發現其生活經驗與經濟數據所展現的故事完全脫節的普通民眾。這種分歧之所以危險，是因為民眾最後只會認為自己被國家欺騙了。對一個民主國家而言，沒有什麼比這種民眾認知更具破壞性的了。”

只有在經濟學領域，經濟持續增長才被視為一種美德

當今社會將科班出身的經濟學家奉若神明。這些經濟學家制造出大量令人費解的數學公式，並為公共事務的討論設定基調。最後，經濟學家們成為決定政府應該在學校、公共圖書館和軍隊上支出多少錢的人。也是這些經濟學家決定了社會可以承受的失業率是多少、政府是否應該印鈔，以及政府是否該為那些貪得無厭的銀行家收拾爛攤子。

比爾·克林頓曾憑借“笨蛋，問題是經濟！”的競選口號入主白宮，這反映出當時的美國選民對國家經濟的迫切關注。在那個年代，雖然這句競選口號沒什麼含金量，甚至沒有多少人能明確說出“經濟”的定義，但的確有不少人以美國經濟環境的好壞為依據進行政治投票。選民們對美國經濟環境好壞的評判大體上基於個人的主觀感受，比如工作是否穩定、收入是否足夠支付房貸等。無論哪位政治家，如果其執政期間的經濟出現了負增長（即所謂的“經濟衰退”），那麼這位政治家就走到了政治生涯的終點。看來，美國選民們早已被一個模糊的概念綁架了。

自此以後，情況出現了一絲轉機。目前，全球出現了一片反對之聲，這表明人們迫切渴望叫停經濟學家們一再扭曲現實生活的做法。這種呼聲一方面象征著思想上的解放，另一方面又可能引發不良後果。我們誰也不願意讓非專業人士建造橋梁、開飛機或做心髒手術，試問又有誰敢讓不懂經濟學的人來掌控國家經濟呢？經濟學家們的問題在於，他們總愛聲稱自己通過科學方法得出了十分精確的結論，但其結論的“精確度”實在是有目共睹的。此外，他們的經濟言論並不能代表普通民眾的經濟現狀。這也正是民眾有必要學習經濟學基本語言的原因。掌握這種語言後，任何人都能對經濟學家的言論進行分析，並適時要求經濟學家做出改正。

GDP 的擁躉爭辯道：“GDP 從頭到尾就不是一個用來衡量國計民生的工具，批評它無法涵蓋現實生活中一切重要的東西，就像批評卷尺無法度量一個人的體重或性格一樣毫無意義。”的確，如果 GDP 僅是眾多經濟衡量指標中的一種，那麼這種說法不存在任何問題。但問題是，用 GDP衡量經濟增長已成了一種狂熱的衡量方式。人們仿佛只關心 GDP，而且為了它的增長，人們甘願赴湯蹈火。為了使 GDP增長，我們不得不工作更長時間，忽視“不必要”的公共服務，容忍越拉越大的貧富差距，並讓“創造財富”的銀行家們自由自在地大展拳腳。環保主義者發出警告，當我們無休止地追求經濟增長時，受威脅的不僅有生物多樣性，甚至還有我們自己。永無止境的消費欲望和持續增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終將使我們失去賴以生存的家園，那麼我們空有財富又有何用？只有在經濟學領域，經濟持續增長才被視為一種美德。對於同一概念，生物學中也有一個專有名詞，它叫作“癌症”。

我曾身處全球五大洲，並作為記者向《金融時報》總部發回報道，且最終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通過經濟增長這塊棱鏡看待一切事物的習慣，正扭曲著需要我們真正關注的現實世界。為什麼這麼說？因為我本人也曾是這個習慣的受害者。我從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常駐拉丁美洲，並從事新聞報道工作，我靠自學掌握了依靠關鍵數據分析GDP 的方法，並在幾乎每篇報道中加以運用。當時的我既不會仔細思考 GDP 的真正含義，也不大關心 GDP 究竟代表什麼。

直到幾年後，我才對這個問題有了更為深入的思考，這得益於我在日本的經曆。當時有關日本經濟陷入停滯的傳聞甚囂塵上，因此我也不能免俗地就此展開報道。媒體經常將日本渲染成一個永遠處於經濟停滯狀態的問題國家，稱日本缺少讓自身擺脫困境的智慧。然而，這些評價全部有失偏頗。日本縱然存在問題，但其在 20 世紀80 年代創造的經濟奇跡的確震撼了全世界。雖然這個經濟奇跡已不複存在，但所謂的“日本以名義 GDP 衡量經濟的悲慘境遇”也不完全是事實。日本的失業率極低，物價穩定，甚至會出現下降，大多數民眾的生活水平處於不斷提高的狀態。與英國、美國、法國相比，日本的各個社區保持完好，犯罪率不高，幾乎沒有吸毒現象，食品質量與日用品質量處於全球領先地位，人均醫療支出水平和預期壽命位居世界前列。盡管如此，在經濟學的棱鏡下，日本卻怎麼也擺脫不了經濟慘敗的惡名。

經濟學呈現出來的世界觀可能是扭曲的。從清潔空氣到確保道路安全，從促進就業到宣揚理性思維，這些對人類至關重要的事務都被經濟學排除在視野之外。我們當然可以甩手不幹，將准確定義經濟增長的任務丟給別人，但這麼做也就意味著，我們自願放棄了參與討論的機會，將對生活的掌控權拱手讓給自我感覺良好的經濟學家。看看我們現在的處境吧，是時候行動起來了。

（本文節選自戴維·皮林新書《增長的錯覺——經濟學家錯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