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達文：哲學應該為當今世界帶來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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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馮達文

演講中，馮達文首先深入剖析了中外古典哲學的關切點。在他看來，中外哲學（含神學）雖然有的理論路子的不同，但大都以向“善”為價值訴求。但是降及近世，哲學構造聚焦集於“權利”。也就是說，從批判古典哲學發展出來的近世哲學，讓人們得以回落現實世間。但是，回落到現實世間，聚焦於“權利”的確保與擴張，則意味著人性的醜惡面毫無掩飾地釋放了，以致當下人與人、國與國之間不斷上演著各種各樣的利益爭奪。而哲學原先作為籠罩一切的先驗地位保不住了。哲學不僅需要經驗化，而且必須技術化，才能謀得一席之地。

面對當今世界複雜變局，哲學應如之何？這是馮達文的思考重點所在。“哲學是不是應該去為人類尋找一條避免毀滅的出路，乃至於讓人們重新回歸到充滿溫情、充滿愛的世界？”故此，他提出要借鑒中國哲學的智慧，重視培植親親之情、惻隱之心、關愛之意，守護“善”的價值追求。

《哲學應該為當今世界帶來溫情》此篇演講如黃鐘大呂，振聾發聵，發人深省。

感謝馮達文先生授權，讀創/深圳商報現刊發演講整理全文，以饗讀者。

哲學應該為當今世界帶來溫情

——在“國學承傳市民素質職業精神”第五次高峰論壇上演講（整理稿）

（中山大學哲學系 馮達文）

這個世界哲學應該關切什麼？這是值得深思的一個問題。

我們知道，古典哲學的主流，大多以“善”為趨歸。譬如，古希臘柏拉圖用“理念”架構哲學，亞裏士多德斥“質料”而凸顯“形式”與“目的”，從哲學上看是貶落經驗而追求先驗，但從價值意識看實際上便是以為現實世界都是有缺陷的，都不可能獲得哲學訴求那種普遍性與永恒性意義。及西方古典宗教指人性為“罪性”，以世間為汙濁，並借取亞裏士多德的“形式”追求作為神學的理論論說，之後，西方古典哲學與神學的匯合更使人類向“善”的追求予以強化了。

再看我們中國古典哲學。

道家以“無”為本，似乎也在追求“形式”建構。但是，“無”作為終極追求恰恰是“無”內容的，是否定作為公共建構的“形式”對現實世界的各別存在具任何指引與規限意義的。因之，在價值導向上便不同於西方哲學那種通過拋離現實去求得“善”。道家在價值追求上是回歸現存現實的，只是回歸各別個體而已。

及作為中國思想文化主導的儒家，尤其以直面現實為凸出特點。中國儒家傳統，雖亦深為現實世間的“惡”所圍繞，但是始終堅信，世間有許多美好的東西，世間美好的東西就表現在人在原初狀態下都有“親親之情”“仁愛之心”。只要我們能夠守住這份情感，拓展這種親情與愛心，我們就能把現實世間建成為充滿溫情的太平盛世。從哲學的角度看，哲學的建構當然需要滿足普遍性永恒性訴求。但是，哲學的普遍性永恒性品格，並不需要通過抽離現實世間作純形式的建構乃至訴諸於全智全能的神，才得以給出。哲學的普遍性永恒性追求，其實是通過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後繼的努力，把世間美好的東西予以推開，用人們本有的真情實感加以營造，就得以實現。

顯見，中外哲學（含神學）雖然有理論路子的不同，但大都以向“善”為價值訴求。這種價值訴求延伸為治國理念，似乎也可以說是一種以精神教養為主導的“貴族政治”。

降及近世，哲學構造聚焦於“權利”。

西方古典哲學是有偏失的：它過分看重抽象而死板的“形式”而輕忽活潑潑的“質料”；過分高揚“善”而輕忽“利”；過分仰視貴族而賤視平民。從批判古典哲學發展出來的近世哲學，讓人們得以回落現實世間。

但是，回落到現實世間，聚焦於“權利”的確保與擴張，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把人性的醜惡面毫無掩飾地釋放了。像我們當今看到的，個人與個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為利益瓜分與佔有爆發的如此激烈的爭奪，無疑即是人性的醜惡而極端地被激發而導致的。

哲學原先作為籠罩一切的先驗地位保不住了。學科的分化實質上就是經驗學科對哲學的擠壓。哲學不僅需要經驗化，而且必須技術化，才能謀得一席之地。

而日新月異的經驗學科都幹的什麼？

經濟類的學科如金融、投資、會計，無非是教人如何以最少的付出獲取最大的收益。說得直白一點是如何把別人口袋的錢掏到自己袋裏。

政治類的學科，包括各戰略謀劃、律法條款，似乎是為的確保公權力運作的正當性，其實也早已成為政治玩家為了謀取權力的一種遊戲。前幾年看過一個名叫威廉·波爾克撰寫的《伊朗》一書，波爾克原為肯尼迪政府專責西亞及北非事務的外交官。書中揭露，美國的政治-軍事家們是將二戰時期德國總參謀部用以模擬實際軍事作戰的方法用在政治和軍事活動方面的，這種政治軍事版本的“戰爭遊戲”後來一直成為大學課程及政府單位用以分析世界大事的熱門工具，也即是說，全部政治-軍事運作都只用於計算著如何可以在利益爭奪中打敗對手求得勝利。<1>

如果說，古典時期的“貴族政治”講求教養，教養冀求“成人”；那麼，近世政治表面上講求一人一票的民主，實際上權力只落在少數“精英”手中，國家的管治僅為“精英政治”。“精英政治”崇尚技能，技能只為逐物。精英們設置的當今社會的種種競技舉措，都在驅趕人們去追逐更多的財富，更豪華的住房，更漂亮的汽車，更奢侈的生活。而人們為了滿足被鼓動起來的種種欲望，不得不夜以繼日地去加班，挖空心思去“創造”，消費自己的青春活力……人與人、國與國之間，每天卻處在戰爭狀態中。

這不由得不想起羅素當年的提醒。

羅素當年編撰《西方哲學史》，論及霍布斯的思想時說，在不存在國際政府的狀況下，各國之間的關系便會仍處於在自然狀態即在一切人對一切人戰爭的狀態中。在這種狀態中，各個國家的效率提高決不見得就對人類有利益，因為這一來也就提高了戰爭的凶暴和破壞性。只要民族國家還存在，而且彼此打戰，唯有效率低下才能保存人類。缺乏阻止戰爭的任何手段卻改進各個國家的戰鬥素質，是一條通往全球毀滅的道路。<2>

面對當今世界如此凶險的格局，哲學應如之何？

哲學是不是應該去為人類尋找一條避免毀滅的出路，乃至於讓人們重新回歸到充滿溫情、充滿愛的世界？

這個世紀的哲學，再也不可以尾隨經濟類、政治-軍事類種種經驗學科，以利益切割乃至撩撥欲望作為體系建構的指引。這個世紀的哲學建構，必須要回歸到它的先驗本色，去守護原初的“善”的價值追求。只是，它無需通過拒絕“現代”“理性”這類話語去求得這種追求。

如果這個世紀的哲學必須作出這種轉向才能給人類的未來帶來希望，讓人類過上不需要過分富足但卻是安穩、平靜與溫情的生活，那麼，或者就得聽一聽李澤厚的呼喚：該中國哲學登場了。

中國哲學以儒學為主導，一方面，是立足於現實世間，容納著世間的變遷的，這使得它與近世可以相互銜接。另一方面，在世間中，它守護著“善”的追求，致力於以“善”的追求轉換世間、提升世間，這又使它得以延續著古典的智慧。

而世間“善”的追求，就立足於世間生活自然-天然孕育起來的親親之情、惻隱之心、關愛之意中。所謂自然-天然孕育，是指的人這一族類只能以群體方式生存與繁衍的獨特性。人與其他動物不同，其他動物出生不久就可以獨自謀生。人出生之後在很長時間內還依然眷戀在父母與親族的情懷中。正是這種長期群居的生活，使人培植起親情、愛情、友情。因為這種親情、愛情、友情是不需要經過後天刻意的訓習就本然地具足的，所以體現著一種先驗性，一種信仰。

人類學、成長心理學的種種研究成果所證立的，不是近代哲學所推重的強調個體獨立、“天賦人權”，而是人在社群生活過程中對社群在情感上的認同性。

但是，社群生活豈無男女老少、遠近親疏的差別？孟子所說的“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認可這種差別。由這種差別而建構起“禮”，“禮”使群體生活獲得“秩序”。群體結構是會變動的，因之秩序也會有變化。“秩序”的建構與遵循，又體現為經驗理性。

中國傳統所說“發乎情，止乎禮”，所倡設的，正是價值信仰與秩序理性的平衡與協調。“情”主“和樂”，“禮”講“節文”，表現在理想社會的追求上，便是“禮樂文明”。

當今的問題是，我們依然固執地延續著二十世紀以來的理念，在追求理性與秩序的改變過程中，把人本然-天然孕育起來的先驗價值信仰作賤了。人性由情感延伸出來的“善”，難得被提起，“惡”卻是不斷被放大。然而，我們已經看到，在理性日漸擺脫信仰狂奔而去的狀況下，理性已不再成為人的身份與標識，它無非就是一台計算器。下來，人還剩下什麼可以不被替換，得以讓自己守住自己為人的呢？似乎唯有情感。

人不是別的，人只是自然世界中充滿情感，富於愛心的一個族群。

面對時下世間種種殘酷的博殺，面對“道術為天下裂”而爆發的種種極端論說的狂轟濫炸，還有諸多弱小生命在龐大肌體的掠奪與佔有，我們難道還不會感到疲憊？哲學還要去加碼，把自己的信眾逼到瘋狂的地步？

新世紀的哲學，真的要為人類籌劃如何建構一個平靜和美的生活世界，讓人們能夠閑下心來，無憂無慮地去鑒賞大自然的秀色，享受人世間的溫情！

<1> 參閱（美）威廉·波爾克：《伊朗》，林佑柔譯，台灣光現出版社，2017年，第44-45頁。

<2> 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馬元德譯，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79頁。

審讀：譚錄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