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年代》引關注 熊月之：近代覺醒有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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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專家專題討論《覺醒年代》與紅色文化。　羊國榮　攝

中新網上海5月23日電(記者陳靜)電視劇《覺醒年代》播出後引發強烈的社會反響。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上海社科院研究員、上海江南書院院長熊月之23日接受采訪時指出，在近代史上，中國的覺醒有四次。

在熊月之看來，第一次覺醒並非鴉片戰爭，而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圓明園被燒，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等發起了洋務運動。他指出：“這次覺醒並沒有解決我們的問題。”第二次覺醒是甲午戰爭，中國第一次被日本打敗了，在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複等人努力下，有了公車上書、戊戌變法。“這次覺醒也沒有解決中國的沉淪”。

這位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党史研究的學者指出，第三次覺醒是在義和團運動之中，八國聯軍侵華與《辛醜條約》的喪權辱國，此後有了清末新政，有了孫中山所講的革命風潮興起，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共和體制也沒有拯救困難中的中國。

熊月之指出，在近代史上，中國的覺醒有四次。　羊國榮 攝

熊月之指出，第四次覺醒就是電視劇《覺醒年代》所講的覺醒。袁世凱竊奪總統大位之後，軍閥混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巴黎和會上中國雖勝而辱，中國再次覺醒。

據悉，電視劇《覺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雜志》問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為中國共產党機關刊物為貫穿，展現了從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党建立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該劇講述了覺醒年代社會風情和百態人生。該劇以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從相識、相知到分手，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傳奇故事為基本敘事線，以眾多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經曆為輔助線，藝術地再現了一百年前中國的先進分子和一群熱血青年追求真理、燃燒理想的澎湃歲月，深刻地揭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和中國共產党建立的歷史必然性。

熊月之認為《覺醒時代》恰當、到位地反映了從1840年到1920年的時代特征。帝國主義的侵略與中國人民的反對侵略；反動派的壓迫和中國人民的反對壓迫，這兩大矛盾在這部優秀的電視劇中得到了全面展現。

在熊月之看來，歷史上沒有的人，沒有的事，在藝術處理上是可以有的，是合理的。上海女學很多，女學生新潮，柳眉這個形象是符合那個時代的。郭心剛，歷史上真實的人物是郭欽光，真有其人，但很多情節都是藝術創作的。熊月之指出，魯迅講《三國演義》是“七實三虛”，《覺醒年代》也如《三國演義》一樣，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結合，成就了這部電視劇的成功，塑造了許多鮮活的歷史人物，一定會造成很深遠的社會影響。

記者了解到，一批党史專家，相聚於張江科學城“德健思固創意展覽大樓”專題討論《覺醒年代》與紅色文化。這次學術研討會由上海地方史志會長王依群主持。

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學會副會長徐光壽亦表示，追求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相統一是《覺醒年代》顯著特點。他認為，拍攝以中國共產党建立為主要題材的影視作品，曆來是一件因嚴肅而困難、既講藝術，又要真實的艱苦工作。《覺醒年代》展現了以陳獨秀為中心的近代中國從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党的誕生這段時期的澎湃往事，在還原人物真相和追求歷史真實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徐濤認為，“南陳北李”中的南、北之別，不僅是陳、李兩人籍貫，更加指向的是他們倆人活動主要所在的城市，一處是上海，一處是北京。近代中國的“雙城記”也是百年回望革命歲月，深入理解時代偉人的另一個絕佳路徑。

徐濤認為，陳獨秀有著三段關鍵的上海生活的經曆：1905年前，還是康梁信徒的陳獨秀對上海多是一種想象，也曾短暫來滬嘗試辦報；1915年、1916年間，是陳獨秀不忘辦報創刊之初心與定居上海的時期；1920年後，他攜《新青年》南下，展開中國共產党建党大業。這三段上海經曆，也伴隨著陳獨秀思想從有教無類，到敬告青年，再到啟發勞工、動員左派的三次跨越。上海成為了陳獨秀思想每一次華麗跳躍的最佳舞台。從陳獨秀的個人思想演變亦可窺見，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是歷史必然的結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