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淩利中：重看上海千年書畫，發現那些被遮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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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館今年最重磅的書畫特展——“萬年長春：上海曆代書畫藝術特展” 於6月22日正式面對公眾展出，該展昨天舉辦開幕式，甫一亮相即以策展的學術性、深度與廣度，以及對上海千年書畫淵源的重新回望與定位受到文化界廣泛關注。

澎湃新聞在展覽開幕前與展覽策展人、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主任淩利中進行了對話。他表示，在展覽前言中提出“一部文人畫史，可謂半部與上海相關”——這樣的的表述現在看相對還是比較保守的，“這次展覽其實可以說既是一次‘書畫考古’，不僅‘考古’出了一個個鮮活的文化精英、文人畫史個案，還對上海水系與人文地理環境進行還原，勾畫了一幅元明以來上海城市人文的遷移路線圖。回望上海書畫的歷史，當然並不是簡單的‘小漁村’，上海近現代之所以能夠取得像今天這樣的國際地位，離不開傳統深厚的文化傳統。而書畫，應該說占的份量不輕。此次展覽的一大亮點也在於，重新發掘元末明初上海畫壇的成就，通過梳理並增考那些為畫史忽略甚至幾近淹沒的人物，首次提出了上海吳門前淵/先驅的概念。”

“萬年長春：上海曆代書畫藝術特展”系首次從學術視角對上海曆代書畫進行較為系統的梳理與研究，遴選相關書畫146件（組），時間跨度從三國起至現當代逾千餘年，通過“藝脈/藝術成就”“人文/地區互動”“鑒藏/藝術影響”及“潮頭/海上風華”四個部分予以呈現。一方面，旨在較全面系統地縱向回顧與總結上海曆代書畫成就，考察其美術史地位及影響，另一方面，探究海上千年書畫發展中所呈現的底蘊深厚、藝脈醇正、兼融並蓄和勇於創新的藝術特色與精神，更有助於理解上海這座國際化大都市的城市精神脈絡及其傳統人文底色。展出作品包括三國皇象《章草急就章冊》、西晉陸機《草書平複帖頁》、宋代米芾書法《行書道祖帖》（首次展覽）、元任仁發《秋水鳧鷖圖軸》、顧園《丹山紀行圖卷》、明代董其昌《行書天馬賦卷》及至近現代的張大千、吳湖帆、陸儼少、劉海粟等人作品。有意味的是，在見證七百年間上海書畫鑒藏的板塊，蘇東坡、趙孟的書法名跡都成了配角。

“萬年長春：上海曆代書畫藝術特展”展廳門外

淩利中（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主任）在辦公室介紹對上海地域的“書畫考古”“一部文人畫史，可謂半部與上海相關”

澎湃新聞：“萬年長春——上海曆代書畫藝術特展”關注上海千年書畫這樣一個宏闊的話題，籌備有一年多時間，其實說到上海這一地域書畫的源起，當然並非只是說近現代海上畫派的繁盛那樣簡單，因為對中國書畫史影響巨大的最早的存世名人墨跡——陸機《平複帖》與董其昌等，都在上海。盡管如此，從今天開幕後的觀展體驗看，其學術性、涉及的深度與廣度出乎我的預期，展覽也不局限於上海一時一地，而是圍繞整個江南經濟、文化的勃興和地理環境水系的變遷展開，尤其是從水系如吳淞江與黃浦江的變遷，而且，一些作品如明代嘉定籍畫家馬愈對吳門畫派沈周的重新考證也極有新意，想請你介紹一下這一展覽的策展思路是怎樣逐漸形成？

淩利中：上海博物館此前成功舉辦了“吳湖帆書畫鑒藏特展”（2015）、“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2018），在前兩個展覽的基礎上，策劃本展構成書畫專題研究系列之“海上三部曲”。對於這個展覽的策劃它有一個籌備期，這個籌備期分兩個概念，一個是項目啟動，一個是前期准備。這個展覽的項目啟動時間比吳湖帆和董其昌特展要晚，僅一年時間。從前期准備而言，學界尚未梳理過海上千年書畫這樣的課題。所以實際上對我們也是一個全面的學術考驗。

策劃這樣一個書畫展，於我而言主要出於兩方面的考慮，第一，今年適逢中國共產党建党100周年這一重大節點，以上海的書畫成就作為獻禮大展，這是一個動力；第二，這個課題實際上也是相當有必要的，一方面是學術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為明年上海博物館東館的海上書畫館的設立做前期的學術准備和展品准備。

晉代陸機，長期居住於上海松江地區，其《平複帖》是我國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法書真跡。

晉代陸機《平複帖》 故宮博物院藏 （注：非此次展覽展品）

三國皇象《章草急就章冊》（松江本）澎湃新聞：不過這個題目太大了，海上千年書畫，一方面是以前基本沒明確提出，另一方面也在於這確實是一次巨大的考驗，你剛才說籌備期一年，但從觀展體驗看，所有的准備當然不是一年兩年，你在策展中是怎麼抓這個展覽主線的？

淩利中：策劃這樣一個展覽，首先對中國美術史要有全局的把握，不能有偏頗。平時我們策劃的展覽以明清的居多，但這次也是戳到我個人的興趣點了，實際中國美術史上我個人最感興趣的是元朝，所以對於元代的前期資料我一直在梳理，明代的展覽早就做過很多了，所以我是把自己整個學術經曆融合在這個展覽裏邊。比如2018年實際上不是做“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的，而是策劃了“吳門前淵書畫特展”，後因故宮博物院當年籌備“元代書畫大展”與“趙孟大展”，我們兩家單位需要商借的相關宋元書畫有沖突，所以改為董其昌大展，而籌備數年的“吳門前淵展”，就是想梳理元末至吳門畫派創始人沈周間的百年畫史，這段畫史的研究也是相對比較薄弱的。學術是一桶水，展覽是其中的一杯水，這次展覽圖錄我提交了兩篇論文：《海上千年書畫與文人畫史的關系初探》、《〈畿甸觀風圖〉卷作者考——暨以馬氏父子為例分析明初上海與吳門畫家間的互動及影響》，總計約五萬字。《海上千年書畫與文人畫史的關系初探》一文附錄了我曆年來梳理的《傳世所見宋元以來與上海相關的書畫作品列表》、《傳世所見宋元以來上海地區的法書名畫鑒藏要目》，其範圍不局限於上海博物館藏品，而是全世界博物館館藏的與上海相關書畫作品，基本上我都做過比較系統的梳理。基於這些前期研究與學術准備，這次展覽我們打破了單純以時間線索羅列的傳統脈絡框架。因為這個課題我是想解答一些學術問題的，上海曆代書畫在美術史上的地位，所以我在文字當中有這樣的表述，“一部文人畫史，可謂半部與上海相關”。

明 董其昌 行書天馬賦卷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

澎湃新聞：“一部文人畫史，半部與上海相關”，這句話應該說非常點題了，從展覽的呈現看，用“相關”兩個字，而沒用“在上海”，對這樣的措詞當時怎麼想的？

淩利中：“一部文人畫史，半部與上海相關”這樣的表述我認為相對還是比較保守的，因為我是從文人畫史角度進行梳理，對幾個學術點進行了補充，尤其是元末明初上海畫壇的成就，過去談到元末明初上海的書畫成就，可能資料不足，或者沒有人做過系統梳理，公認的是上海明初的書法對全國的影響，這次展覽我首次提出了上海吳門前淵/先驅這個概念，也即上海明初對畫壇，尤其對吳門畫派的影響。

在明清畫史論著以及近現代的畫史研究中，一般將“吳門先驅”定義為在輩分上年長“吳門畫派”開創者——沈周一至二代的明初藝術家，以杜瓊、劉玨、沈貞等為代表；若再前溯至元末，即既繼承元四家正脈又影響吳門先驅的，我認為可稱之為“吳門前淵”，以松江陶宗儀為代表。因而無論“先驅”，抑或“前淵”，其人並不限於“吳門”。

借此次策展之際，我梳理並增考對以沈周為主的明四家產生影響，尤其是那些為畫史忽略甚至幾近淹沒的上海“前淵”、“先驅”人物，如吳門前淵人物張中、溫日觀，陶宗儀，吳門先驅金鉉、馬愈等。這一學術觀點和他們的相關作品在此次展覽中都有所呈現。展出相關作品諸如明董其昌《題杜瓊南村別墅圖冊》、元張中《芙蓉鴛鴦圖軸》《吳淞春水圖軸》、馬琬《暮雲詩意圖軸》、明馬愈《畿甸觀風圖卷》、明金鉉《漁舟唱晚圖頁》等。

如此一來，通過對元末明初上海的書畫成就的梳理，然後明中期是“吳門畫派”，再後來到晚明董其昌接過“吳門畫派”畫學旗幟，引領身後近四百年畫史。清代經濟中心轉到揚州，清中期出現“揚州畫派”，到晚清隨著上海成為江南乃至全國商業文化中心，上海成為海上畫派主陣地，這是必然的。

無論是傳統的海派也好，或是第四部分的洋畫運動，版畫運動，中西交匯，美術教育，上海大都是引領性的，所以通過對上海這七八百年美術歷史的梳理以後，一方面旨在全面系統地縱向回顧與總結上海曆代書畫成就，考察其美術史地位及影響，另一方面，探究海上千年書畫發展中所呈現的“底蘊深厚、藝脈醇正、兼融並蓄與勇於創新”的藝術特色與精神。

我目前初步梳理出的這16個字，有助於理解上海這座國際化大都市的城市精神脈絡及其傳統人文底色。所以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紅色文化，它是有一個歷史脈絡的，它在這裏可以孕育出紅色文化。

所以我覺得這既是一次“書畫考古”，不僅“考古”出了一個個鮮活的文化精英、文人畫史個案，還對那時候上海水文地理環境進行還原。比如我一再提及的，從元代李升《澱湖送別圖》（展品）至明文伯仁《南溪草堂圖卷》、文嘉《曲水園圖》卷（展品），勾畫了一幅元明以來上海城市人文的遷移路線圖。從澱山湖到陸家嘴是一部上海改革開放的線路，上海之所以能夠取得像今天這樣的國際地位，我想離不開傳統深厚的文化傳統。而書畫，應該來說在裏邊占的份量不輕。

從新發現與人文積澱，提出“上海吳門先驅”的概念

澎湃新聞：因為書畫本身就是人文的一個積澱和見證。我想請你可以再談談你當時策劃這個展覽，覺得需要突破的最大的難點是什麼？

淩利中：最大的難點也在於對上海書畫在元明時代的成就梳理，為什麼我要提元代，實際上我從個人學術角度來說，也碰到我最喜歡的點。所以說我從資料的梳理上來講應該是比較全，所以我接到這個策展題目的時候，並不是急於找資料，因為這些資料我都梳理過。那對我的難點是在哪裏？在於我一開始沒有這樣的結論。我也沒有從文人畫角度去梳理，我把已有的、浩瀚的材料通過閱讀、梳理，得出現在的一些學術觀點在展覽裏邊呈現，而這些觀點也需要經過學術界的檢驗，比如我這次提的“上海吳門先驅”的概念，以前只有“吳門先驅”，我通過疏理並增考了那些為畫史忽略甚至幾近淹沒的上海“前淵”、“先驅”人物，加之上海博物館的藏品，應該來說基本滿足我要表達和呈現的主要觀點。

澎湃新聞：這個展覽留給我感受比較深的是你通過對上海城市經濟、政治及水文地理的梳理，從上海吳淞江到以黃浦江為主水系的形成，其背後暗合了元明以後文人畫家逐步以上海為江南藝術活動中心的趨勢，事實上，就像展覽中呈現的嘉定籍畫家馬愈對沈周的明顯影響，過去都是被忽視的，而“吳門畫派”以後，書畫的重點已然轉移到松江為中心的一帶，董其昌的出現更是直接影響了清代的”四僧“與”四王“，可以說是籠罩性的影響，所以這從一視角來考察上海元明的畫史尤其有意味。

淩利中：是的，這是我展覽的第二部分“人文/地區互動”著重述及。整個元代，藉其特殊的時勢政局，人文生態諸因素，進入了真正確立文人畫自身輝煌價值的鼎盛期。地處太湖流域、水陸交通便利的重鎮——上海也因此成為了文人畫創作的中心地帶。

文征明就說“松江在元季時，鴻儒碩彥多避地於此”。元代東南戰亂，各方呈現割據之勢，與兵家必爭之地、行政中心如蘇州等城市不同，太湖流域以東如松江、青浦、嘉定、金山、嘉興等區域一時略無兵火之虞，加之“元季士君子不樂士，而法綱寬，田賦三十稅一，故野處者得以雄？而樂其志”，一時成為文人偏安避地桃花源。隨之發生了大規模之士人遷移。

往來聚集上海的士人由“避地”、“土著”、宦居、住持寺廟道觀及遊曆寓居者構成五大主要類型，也是本次展覽所展示曆代書畫家的主要範圍，其中“避地”如本展陶宗儀、楊維禎、馬琬、錢惟善與邵亨貞等；“土著之士”如陸居仁、張中等；宦居者如吳福孫、顧園等，元以外有北宋沈遼、米芾與明代的海瑞等。住持或寄居蕭寺的如元代鄒復雷、鄒復元兄弟、貢師泰、姚玭等等。

可以說，元代以上海松江為主的匯聚“天下士”，是繼三國東吳之後的盛況再現。同時，也是元末至清末民初形成海上畫派七百餘年中三個重要階段的首次，另一次為明末清初。元代上海文人畫的成就奠定了之後本土傳統文化的格局與文脈。上述五大與上海相關的文人類型，奠定了堅實的人脈、藝脈基礎。

上博展廳中對上海地域曆代畫家的標注圖局部澎湃新聞：這樣看，我覺得上海文化興起的時候，其早期的背景似乎每次都與當時的社會動亂有關系，比如三國末期的動亂，元末，清末民初，上海反而成為眾多文人的向往與避亂之地，上海地區也因此出現了或者說留下了不少書畫大家。

淩利中：是的，再加上上海本土也能出書畫大家，不光是外來士人的遷移，比如張中，溫日觀、鄒復雷、董其昌等。書畫創作方面，僅元代上海畫壇，一時群星璀璨，如松江溫日觀的墨葡萄畫，柏子庭的菖蒲畫，釋普明墨蘭畫，張中的墨花墨禽，馬琬、沈玹、王立中、張觀、張遠等的山水畫，浦東鄒複雷之梅花畫，青浦任仁發、任賢佐父子的人馬畫，曹知白、李升的山水畫；書法則有松江陸居仁、錢惟善、楊維楨等，崇明秦約等；書畫理論著述：宋末元初莊肅《畫繼補遺》，元夏文彥《圖畫寶鑒》、陶宗儀《畫史會要》、曹昭《格古要論》，明代何良俊《四友齋畫論》、莫是龍《畫說》、陳繼儒《妮古録》和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清張照《天瓶齋書畫題跋》及其奉命合編與主持的《石渠寶笈》，近代鄭午昌《中國畫學全史》等；美術教育方面，劉海粟等創辦那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掀開了中國現代藝術教育史上的第一頁等等，不一而足。

澎湃新聞：有意思的在於，從現在行政區劃的概念講上海這個地方，每到一個朝代末期，都會出現中國文化史的上的代表人物，如西晉的二陸，尤其是陸機，《平複帖》當然是最早的知名文人墨跡，而陸機臨刑前所言的“華亭鶴唳”其實映證的是中國文人對自在心性的反思與回歸，也可以說是文人畫的先聲。真正的文人寫意畫就是反映人內心的一種大自在，反對物役與拘束，董其昌拈出“南北宗論”也是對此的一種思考，甚至在近現代由於特殊的人文與環境，成為中國文人向往之地，包括會催生誕生一系列影響中國歷史的大事。

淩利中：對，通過對這個展覽的這一梳理以後，對1843年以後的上海，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可以邏輯很順。不能僅僅用海派來代表上海，上海在書畫上不是“小漁村”，但是如果不梳理這一塊，的確就會造成很多人開口閉口說海上畫派，但對何謂“海派”其實並不真正了解。所以我用“底蘊深厚、藝脈醇正、兼融並蓄與勇於創新”來表述海上千年書畫發展過程中所呈現的藝術特色與精神。

澎湃新聞：展覽把上海從吳淞江到以黃浦江為主的水系變遷與形成同元明以來上海城市人文的遷移路線圖對照起來梳理，把地理的變遷與文化藝術的勃興結合起來，這一點在很多大展中是被忽視的，但這個展覽對此不惜筆墨，確實對說明主題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且有意味的是，對於當地生活風俗與食物，也以書畫的形式進行呈現，一切因之非常生動而具體。

淩利中：這個其實也不是刻意為之，因為我平時也並不研究這方面，但是上海考古史學界在地理生態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我正好發現上海在明代永樂以後形成的書畫的聚集地與此呼應，另外還發現書畫家當中的水利專家，如元代任仁發主持修造吳淞江水利工程，明代夏原吉疏浚吳淞江，海瑞疏浚黃浦江等，很多只要在上海為官，基本跟水利有關，所以展覽中我將夏原吉和海瑞作為代表。此次展覽也展出了元任仁發《秋水鳧鷖圖軸》、《二馬圖》卷。

元末上海發生的大規模士人遷移及繁榮的藝術創作活動，除浦東真鏡庵、洞玄丹房（鄒複雷兄弟），靜安靜安寺、閔行安國寺等寺院外，主要是圍繞上海西南內地暨與太湖流域、吳門地區近壤——松江、青浦、嘉定、金山四地為主的文人園居展開。明初以降，始呈現東北外移延展之趨勢，諸如黃埔潘氏五石山房、顧名儒露香園，徐匯“上海顧氏”玉泓館、閔行董宜陽“黃浦之上”的曲水園及浦東陸家嘴陸深儼山書院等文人名居林園，紛紛落成。

可以說，從元代李升《澱湖送別圖》卷（展品）至明文伯仁《南溪草堂圖》卷、文嘉《曲水園圖》卷（展品），形象地勾畫了一幅元明以來上海城市人文的遷移路線圖。如果說，元文人“投閑江上避危機”實屬無奈，那麼其後的外遷，則體現了主動性，這恰與明初以降上海地理生態環境，尤其是以黃浦江為主的水系變遷與形成密不可分，有時甚至同步。

元李升 澱湖送別圖卷 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澎湃新聞：從你個人角度來看，此次展覽除了對上海元明畫史地位的重新發現與梳理，還有哪些亮點？

淩利中：還有一大亮點是過去一些被忽略或淹沒的畫家，通過展覽的梳理與學界的共同努力，有很多考證出來了，他們作為一個個例和合在一起看是不一樣的。

就像我通過新材料發現、考證，確認《畿甸觀風圖》卷的作者系上海嘉定畫家馬愈，論其對吳門畫家之一的沈周的影響，完全可以歸入吳門畫派“先驅”之一（文伯仁早已將馬氏列為吳門畫派先驅），馬愈，嘉定（今屬上海）人，生卒不詳， 其活動時間約為永樂八年（1410）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間，系明初著名宮廷畫家馬軾之子。馬愈晚居蘇州，與吳門畫派之首沈周（1427-1509）祖孫三世交往，詩畫倡和極密。難能可貴的是，是卷筆墨儼整，以披麻皴為主，嫻熟奔放，行筆凝練，墨色滋潤，其磊落凝重之筆趣， 實開沈氏畫目先風，為“吳門畫派”先驅導師之一，極為珍罕。

明 馬愈 畿甸觀風圖卷 引首

明 馬愈 畿甸觀風圖卷 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

明 杜瓊 南村別墅圖冊 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但是單講一個馬愈，還不夠支撐和說明我想在展覽中闡釋的明初上海畫壇對吳門畫派的影響這一問題。

還要再加入金鉉、陶宗儀幾個人，但是美術史上還不止這幾位，我在論文中還提到幾個人，包括包括溫日觀、張中、楊維楨等，而這幾人，我是比較明確的對吳門畫派以沈周為主的明四家產生過影響的。

通過梳理並增考那些為畫史忽略甚至幾近淹沒的上海吳門“前淵”、“先驅”人物，如張中、溫日觀、馬愈、金鉉等，這一學術觀點和他們的相關作品在此次展覽中都有所呈現，可視作此次展覽的一大亮點。

可以說，美術史深入研究的主旨，從諸多方面來看，在於畫史演進的細節重構，不因某些重要藝術家傳世作品甚少或缺失，而忽視其於畫史承上啟下的獨特意義，體現於吳門前淵的研究領域，或許更為突出。通過我們的梳理填補以後，可以呈現一些客觀的現實，我覺得對上海在明初畫壇的地位，得有重新的認識。

展出中的展陳設置

展出現場“顧陸張何”與海上鑒藏史的梳理

澎湃新聞：這次展覽對於海上鑒藏史的梳理也非常不容易。包括你在圖錄上附錄的300餘例“傳世所見宋元以來上海地區的法書名畫鑒藏要目”，都可視作是此次展覽的前期學術積累。

淩利中：書畫鑒藏作為畫史研究中的另一條暗線，對於考察藝術家賴以生長的藝術土壤發揮著重要作用。本次展覽第三部分著重呈現了元末至清末民初近七百年間上海書畫鑒藏的主要階段，我梳理出來大致這樣四個階段，即“肇興”（元末明初）、“四分天下”（明代中葉）、“高峰”（明末清初）、及半壁江山（清末民初）。

比如其中明中葉上海地區的鑒藏活動主要圍繞以“顧陸張何”為代表的四大家族展開，其版圖分布，較之元末，擴大至黃浦江兩岸。此次展覽展出的一件陸深《行書收藏書畫稿本》冊可視為陸氏的收藏“實錄”。居浦東者陸深擅書畫，亦精鑒賞，家中收藏甚富，不過陸氏不喜歡在自己的藏品上鈐印作題，所以關於其收藏的詳情很難調查。《行書收藏書畫稿本》冊系其日常筆記，記錄了某年六至九月間的收藏，對於了解其收藏史實尤顯重要。據知陸氏於短短三個月內，收蓄唐宋元明書畫89件，其中以王維、韓幹、李公麟、郭熙、馬和之、趙孟、黃公望、王蒙等名家之作為主。其中一件陸氏舊藏的楊維禎《行書真鏡庵募緣疏》卷也是此次展覽的展品。

上海玉泓館顧氏家族收藏的顧愷之《女史箴圖》卷局部 （非此次展品）

元 趙孟 行書近得帖頁 上海博物館藏

元 楊維禎 行書真鏡庵募緣疏卷 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上海玉泓館顧氏家族作為江南書畫鑒藏核心人物之一，收藏頗多海內名跡，如被乾隆譽為“四美具”的顧愷之《女史箴圖》卷、李生《瀟湘臥遊圖》卷、《九歌圖》卷與《蜀江圖》卷、米芾《蜀素帖》卷等，並以玉泓館刊刻《淳化閣帖》著稱。

嘉定清秘藏張氏即張應文。張氏一門與吳門畫家交往密切，文徵明曾作畫贈送張應文。此次展覽展品之一為張應文題文徵明《江南春詞圖》卷。

與陸深類似，張應文也沒有在其藏品上題鈐的愛好，只能據其自撰《清閟藏》略知其家藏一二。隆慶四年三月，張應文親曆觀摩了一場近乎“四分天下”合璧的“清玩會”，展示的法書名畫就有近百，有趣的是，其中5件與上海博物館2002年舉辦的“晉唐宋元書畫國寶展”相同，即故宮博物院的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趙佶《雪江歸棹圖》、楊凝式《神仙起居帖》、遼寧省博物館的趙佶《摹張萱虢國夫人出遊圖》，上海博物館的趙構《真草養生論》，其餘的還有顧愷之《女史箴圖》、顏真卿《祭侄文稿》等數十件，都是現今各收藏機構的鎮館之寶。該“清玩會”堪稱史上首次書畫國寶展。

顧愷之《女史箴圖》卷（今英國大英博物館藏）等在內的“四美具”四大名跡，以及乾隆於紫禁城專辟“畫禪室”，這些藏品乃至齋名，皆出自明代兩位上海鑒藏家——顧從義與董其昌；再如，百年來書畫鑒定學的形成與建立，亦與“近現代書畫鑒定學科的奠基者”——吳湖帆息息相關。

清末民初隨著上海的開埠通商並成為江南乃至全國商業文化中心，上海不僅成為海上畫派之主陣地，更是文物流轉聚散的重鎮，這也為之後有江南文物“半壁江山”之譽的上海博物館成立做了最好的鋪墊。

展出現場 《雲林石譜》澎湃新聞：展覽第四版塊也就是觀眾最為熟知的海上畫派的內容，是從近現代美術一直延續到當代，你們是怎麼策劃的？近現代的上海對於中國歷史的重要性可以說是方方面面的，量多而豐富，所以從展覽的展品選擇看，如何選擇可能反而是一個難點。

淩利中：第四部分近現代上海美術的展示從1843年開始。第四部分展廳面積也最大，獨占了很大的篇幅。一般的展覽可能從一兩個點切入，我們這次有七八個點，涉及出版、傳統海派、嶺南畫派、畫報出版，對上海近代美術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革命家，還有中西交匯比如中國畫對世界的影響，又講到新生代海派，黃賓虹、潘天壽、關良、齊白石，張大千等，還有版畫成就，洋畫運動，畫報出版，收藏以及顏文梁到陳逸飛的新中國美術作品等，全面展現海上美術的發展曆程和藝術成就。

展出作品有清代吳友如點石齋畫報原稿頁、趙之謙《楷書急就章冊頁》、《菊花圖軸》、王震《龐虛齋抱兔圖軸》，近代蔡元培《行書陸遊登東山詩軸》、陳獨秀《草書七言聯》、黃炎培《行書漸東行》詩軸，現代張大千《曾熙、李瑞清肖像圖軸》、林風眠《持鏡仕女圖》、白蕉《墨蘭圖軸》、豐子愷《慶千秋圖軸》、吳湖帆《慶祝我國原子彈爆炸成功圖軸》、宋慶齡《向中國共產党致敬手稿頁》。此次展覽海報是陸儼少《勇立潮頭》，這張畫也象征著我們的城市精神，勇立潮頭的創新精神。這幅作品也是是陸儼少捐獻給上博的14幅作品之一。

澎湃新聞：想請你再介紹一些有意思的展品？這次展品中也有很多是首次亮相，我發現這次很多名家，除了米芾的《行書道祖帖》在顯目位置，因為他在上海青龍鎮做過鎮監，而像蘇軾、趙孟的書法名跡在展覽中不少都是以配角形式出現的。

淩利中：明代馬愈那件是很意義的，有意思的珍遺展品其實非常多，這次有七成展品是首次亮相。比如米芾的書法《行書道祖帖》就是首次公開展出，以前從未公示。北宋時期，因海上貿易興盛，華亭青龍鎮規模可觀，於是朝廷置鹽鎮，元豐五年（1082）米芾為鎮監。《行書道祖帖》字雖不多而神采熠熠，有龍跳虎臥之勢，為米氏成熟期佳構。

北宋 米芾 行書道祖帖卷 上海博物館藏

行書補北宋蘇軾答謝民師論文貼卷 局部 明 婁堅上海博物館藏還有在近現代呈現的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贈徐志摩山水陸小曼題詩合頁，這一合頁故事很多，十分珍貴。泰戈爾曾經三次訪問中國，三次都曾到上海，接待他的人裏均有徐志摩，兩位詩人也因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徐志摩家中，泰戈爾與徐志摩討論中國毛筆的好處，初次試用，詩人興起用毛筆簡繪一小山送給徐氏夫婦。這一山的山頭乍看其實與趙孟的《鵲華秋色圖》中的一個山頭有相似處。陸小曼在冊頁上題字：“這張畫是泰戈爾在一九二七年第二次到中國來的時候住在我家，有一天飯後同志摩閑談，說起中國筆的好處，所以他拿起筆來，初次試用，隨意畫了一張作為紀念的小品送給我們。事隔多年，許多其他的紀念品都遺失了，只尋到這一張，真是遺憾。一九五八年，陸小曼又記。”

贈徐志摩山水陸小曼題詩合頁 近代 泰戈爾（印度） 上海博物館藏澎湃新聞：再談談展覽最後一件作品《萬年長春》吧，這件是什麼時候征集的？

淩利中：這件作品由劉海粟等海上諸名家為慶祝中國共產党建党三十五周年獻禮而作，十分珍貴。畫中繪以松樹、湖石、牡丹、水仙、靈芝等祥瑞花木樹石，一派生機勃勃的祥和景象。畫面設色濃麗，姹紫嫣紅，烘托出喜慶的節日氣氛。圖名為“萬年長春”，這四字由吳昌碩第三子吳東邁所書，飽含了畫家們對中國共產党的美好祝福。此次展覽名稱即取自此件作品。值得一提的是，這件作品是上海博物館去年為了籌備這一展覽新征集的作品。

現代 劉海粟等 萬年長春圖軸 上海博物館藏澎湃新聞：晉代陸機的《平複帖》這次展出的是拓本，並非墨跡本，好象你們這次並沒有向上海以外的博物館外借，也並沒有像以前上博特展進行的“全球總動員”，為什麼？這次展覽有什麼遺憾嗎？

淩利中：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陸機存世墨跡《平複帖》為現存最早的古代名家墨跡，被稱為“法帖之祖”，以前在上博展出過。本次上博所展版本為“秋碧堂本”《平複帖》，其為《平複帖》入石之始，且摹刻最為精善。說到這次最大的遺憾是，因為疫情，去年策劃時根本沒考慮如董其昌書畫大展那樣的“全球總動員”策展方式，此次展覽展品以上海博物館館藏為主，部分重要藏品來自上海圖書館、上海市歷史博物館（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上海中國畫院等借展單位。你提到的陸機《平複帖》墨跡，期待將來在上海博物館東館的“海上書畫館”中初展時能夠彌補。

西晉 陸機 草書平複帖頁 上海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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