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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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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風聲細潤雨
引言
奧地利是坐落在歐洲的一個小國家,但是奧地利確是一個沒有歷史的民族,而造成這種原因是由於歷史上的奧地利錯綜複雜的關系所導致的。今天的奧地利經濟發展迅速,成為歐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那麼對於這樣一個沒有民族的國家又是如何做到經濟發展如此之迅速的呢?今年我們就給各位解讀下奧地利這個國家的歷史。
一個沒有“民族”的歷史的國家
奧地利人可以說是個沒有歷史的民族,奧地利歷史則是一段沒有民族的歷史。一直到1945年以後,奧地利人才真正嘗試構建一種同德國人分離的民族身份,他們取得了成功。不過,作為一個清晰可辨的歷史概念,奧地利甚至遠在民族一國家觀念誕生之前就出現了。如今的奧地利只有800萬人口,對這樣一個小國來說,
奧地利歷史有著番不幸的命運遭際。
然而,這段歷史很難簡單地稱為“民族”歷史,因為其中的很多內容涉及今日奧地利邊境之外的地區和人民。直到
1918年,
奧地利還是個多民族的王朝帝國,或被稱為哈布斯堡君主國家,在這個國家內部,阿爾卑斯山區世襲領地(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奧地利)上的日耳曼人只是其他“奧地利人”(如捷克人、魯賽尼亞人,等等)中的一種族裔“民族”。
1918年以後雖然“奧地利”繼續以奧地利第一共和國存在,但很少有“奧地利人”把這個奧地利視為君主國家崩潰後的最佳替代品,大多數人情願與德國合並。這個願望在1938--1945年得以實現,但結局是可怕的,納粹德國將奧地利人納人其戰爭和殺戮機器使其成為對猶太大屠殺的同謀和全面潰敗中的難友。
劫後重生,經濟發展迅速
1945年以後崛起了一個新興的、獨立的奧地利。奧地利的領導者們有意識地創建起一種新的認同感,這既要創立兩次大戰之間曾一度痛苦地缺失的團結,又要將“奧地利人”和1938-1945年間“德國人”的所作所為區分開來。1945年之後奧地利的重生是戰後歐洲重建中諸多奇跡中的一個。國內的政治和經濟和平對外采取的中立政策和全面的歷史和解,這一切使得奧地利在
20世紀後半期成為世界上最警榮最安寧的國家之一
從表面上看,即使是在今天,奧地利仍然堪稱“至福島”。它的
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歐盟中最高的國家之一,奧地利的經濟成功地實現了轉型,它利用居民高水平的技術教育,將經濟的基礎從工業轉向了服務業。奧地利人享有的福利國家慷慨而周到,他們的犯罪率處於世界最低水平,尤其是在暴力犯罪方面。
奧地利地理位置分析
這個國家地處歐洲中心,過去這是個很大的不利之處,如今
則有著很大的潛在優勢。由於夾在德國和意大利之間,奧地利在兩次大戰期間曾是兩大強國爭奪的獵物,但現在,作為歐盟內部市場的一部分,這種地理位置使得奧地利
具有了商業上的戰略意義。在兩次大戰之間奧地利被哈布斯堡君主國瓦解後新成立的國家包圍著,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這種狀況造成的是政治上的敵對和經濟上的混亂。1945年,共產党在這些鄰國掌權,奧地利的很長一段邊境成為了鐵幕,於是
這個國家處在了“西方”的邊緣上
隨著蘇東劇變和2004年歐盟的擴大,如今奧地利邊境地帶的經濟蒸蒸日上,奧地利也贏得了巨大的經濟機會。另外,歐盟的東擴終於使奧地利置身於奧地利人一直認為的獨特位置上:“歐洲”的中心,而不是歐洲的東部邊緣。人們或許可以認為,奧地利人應該覺得他們民族的重大變遷是件十分幸運的事。
形成奧地利沒有“民族”的歷史的國家原因
然而,奧地利歷史的重負,尤其是
1938-1945年那個不是“奧地利”的奧地利發生的事件,仍然在提醒、糾纏、困擾著國民的自我理解。1986年以後,瓦爾德海姆事件引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陳年幽靈,並在國外輿論中造成震動。此後弗拉尼茨基政府的行動表明,奧地利人正試圖嚴肅認真地對待“他們的”過去。但是,本來能被遏制的約爾格·海德爾的崛起及其極右翼的自由党的上台(雖然是與溫和的保守派結盟)則有著另一番意義。
一件十分矛盾的事情是:以“無憂無慮”的天性而聞名、生活在世界上最成功的國家之一中的奧地利人,當他們被問及自己“民族”的過去時,仍是極度敏感,甚至有些忸怩和局促不安,並且懷有戒心。
奧地利歷史造成的這種苦惱是有很充分的根據的。今天的奧地利和奧地利人和從前的奧地利與“奧地利”人之間有十分劇烈的斷裂,這就是我們開篇處提到的
核心矛盾所在。歷史上的“奧地利”身份認同問題糾纏不清、錯綜複雜,
這個難題的根源在於,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奧地利”無法讓自己適應民族一國家構成的“現代”世界。這就給中歐留下了一筆麻煩的遺產,與此同時,這也使得“奧地利”成為20世紀眾多精神思想和文化潮流的中心,不管這些潮流的影響是好是壞。
“冰人厄茨”事件引發國內矛盾
當代的很多奧地利人希望接納雙重遺產:超民族的、哈布斯堡帝國的奧地利,以及世界主義的“維也納1900”。但這種抱負造成許多困難其中的一個難題是,
如何在實現這一抱負時不致落入那個罪孽深重的泥沼中,即不與1938-1945年的“插曲”發生瓜葛。援引別的“奧地利”歷史來支持當代奧地利的民族認同所有這類企圖在道義上都是危險的。挑揀或選取“奧地利”歷史的某些部分作為依據,這種做法是不可能的,為追求某種宜於操作的民族歷史而被略去的章節已經以十分尖銳的方式產生了反作用。今天的奧地利人是否完全願意同自己的過去-包括過去那段曾試圖隱瞞的歷史---和解,仍需拭目以待。
即便是看起來“有用”的歷史片段實際上也並不總是與其表面意義相符。1991年9月19日,在豪斯拉比約赫附近阿爾卑斯山上的厄茨塔爾冰川上發現了一具屍體。一個救援隊從因斯布魯克趕了過來,人們以為這是個遇難的登山者,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這具屍體是一個幾千年前被殺死的男子,事實上
也是迄今發現的保存最完好的青銅時代的屍體。奧地利的公共輿論,特別是那些聳人聽聞的小報,對此事的反應帶有某種民族自豪感,因為
“迄今發現的最古老的人”是個奧地利人。當然,“冰人厄茨”早在奧地利這一觀念誕生之前幾千年就死去了,但稱呼遠古時代的人為“祖先”並非反常的做法,這就像英國人把巨石陣視為民族驕傲一樣。但奧地利人對“冰人厄茨”的訴求接著便受到一次毀滅性的重創,因為當人們重訪發現地點時,已注意到冰人實際上是在意大利境內被發現的,奧地利和意大利的邊境線剛好橫穿豪斯拉比約赫的中心。多次辯論過後,兩個國家達成如下協議:奧地利人可以暫時將厄茨保存在因斯布魯克以供研究,但之後厄茨須交給意大利人永久保管。這個“迄今發現的最古老的意大利人”(冰人看起來的確像是來自地中海一帶)如今留在了意大利奧爾托·阿傑迪省的博爾紮諾城,而這個省又稱南蒂羅爾。
“冰人厄茨”是蒂羅爾人
這樣一來話就很長了。對大多數奧地利人而言,南蒂羅爾應該是奧地利的一部分。這個省的居民大部分講德語,意大利對這個省的主權一直是有爭議的,因為該省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協約國交給意大利的,為的是報答後者1915年的參戰。雖然這個問題很大程度上已經平息,但邊境兩側的蒂羅爾人仍把南蒂羅爾視為大蒂羅爾的一部分。一直到最近的時候,因斯布魯克的一份主要報紙《蒂羅爾日報》的抬頭處仍有一份這樣的蒂羅爾地圖:屬於奧地利的兩部分為深色(北方和東方),南蒂羅爾為淺色。大部分南蒂羅爾人對自治和意大利政府給予的其他特許權感到滿意,但他們無疑仍自認為是蒂羅爾人。
因而“冰人厄茨”既不是奧地利人也不是意大利人,而是蒂羅爾人
奧地利國內地區多樣性複雜
“冰人尼茨”事件突出地反映了今日奧地利的一個驚人的現實狀
況:對這個800萬人口的國家而言,
它的地區多樣性著實讓人吃驚,9個省1都具有強烈的地區特色。這種情況部分原因在於國家坐落在山區,而且西部地區延伸得過長。最西端的福拉爾貝格毗連康斯坦茨湖並因此跟萊茵河聯系在一起,該省與德國和瑞士交通網的融合程度遠高於同奧地利交通網的融合。從布雷根茨乘火車到維也納耗時比到巴黎還長。蒂羅爾主要位於阿爾卑斯山區,因而一度是作為旅遊勝地的現代奧地利的中心。但它同樣遠離奧地利的主要的“肥大”的組成部分,它的地方獨立傳統相當強固,這是它相對較晚地於14世紀並入哈布斯堡“奧地利”領地的部分原因。另一個省也對現代奧地利的文化特性及其旅遊產業具有中心意義,這就是薩爾茨堡,但它直到1816年才完全並人哈布斯堡君主國家。當莫紮特1756年在這裏出生時,他還不是“奧地利人”。
南方和東方各省或各州,即施蒂裏亞和卡林提亞,它們歸屬奧地利的傳統更長些,施蒂裏亞早在巴奔堡時代就與奧地利的核心地帶合並,卡林提亞1336年歸哈布斯保家族統治。但是,阿爾卑斯山限制了它們同北方的聯系而河流又是向南流的,因此從歷史上說,這兩個省與它們的北方鄰居有著不同的關切。它們的北方鄰居是奧地利的核心部分,即橫跨多瑕河的上奧地利和下奧地利。維也納原是下奧地利的首府,現在已成為一個獨立的省。最東邊的布爾根蘭毗鄰匈牙利和多瑙河平原,它的奧地利傳統最為短暫,歷史上它是匈牙利的一部分,直到1919年才歸屬奧地利。
奧地利國內地區地理位置分析
從地理寬度上說奧地利從萊茵河延伸到匈牙利平原阿爾卑斯山橫亙中間,再加上各省的歷史多樣性,這些都助長了地方身份認同和地方性忠誠,並使得任何簡單明了的奧地利認同訴求變得十分勉強。這種地方性傾向目前已被部分地緩和,因為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國家的肥大部分,即多瑙河谷地和維也納。上奧地利、下奧地利及維也納的人口占全國人口的一半以上。盡管如此,小省的地方認同,以及它們對阿爾卑斯傳統的強調--全國一半以上的地區為森林或不毛之地--仍在很大程度上滲透在今日奧地利的身份特性中。實際上,這種身份特性的核心主題可被視為“多瑞河”奧地利和“阿爾卑斯”奧地利兩種主旋律之間的緊張關系,這二者大致與布魯諾·克萊斯基所稱的“河谷民族”和“山地民族”相對應。另一些人則認為,這個國家的東西兩部分之間存在分裂,或更簡單地說維也納與其他地區存在緊張關系,這種緊張關系由來已久。
奧地利總統候選人的辯護
奧地利歷史中最關鍵的問題濃縮在瓦爾德海姆事件的一個小插曲中。作為總統候選人的庫爾特·瓦爾德海姆在回答有關其戰時表現的問題時陳述道:“我在戰爭期間的所作所為無非是數十萬其他奧地利人的作為,就是說,我只是在履行作為一個軍人的義務。”
這種辯護看起來很合理不過,一旦你問他是向什麼人、為了什麼而履行義務時,這種辯詞就很奇特了。由於
奧地利曾被納粹德國“征服”瓦爾德海姆並不是為奧地利,而是為第三帝國、為推定的外來篡奪者履行義務。按通常的理解,“義務”只能是向合法的權威履行的,而在現代民族國家只能是為自己的民族,說到底是向道德上更高的自我主體履行義務。如果第三帝國如大多數奧地利人認為的那樣並不是合法的權威,那麼就不可能向它履行“義務”。因此,瓦爾德海姆的說法使人對奧地利是“第一個遭受人侵的國家”的說法產生了懷疑,並突出地反映了二戰期間“奧地利人”在民族認同上的深刻矛盾。如果一個在二戰期間為德國人作戰的捷克政客說出這樣的話,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呢?
如何看待總統候選人的辯護
奧地利與納粹的歷史一直存在麻煩,瓦爾德海姆的陳辭被視為這種麻煩的一個片段,是一種將第三帝國視為合法權威的漫不經心的殘留意識,因為奧地利人曾自認為是德意志人、並認為德奧合並是合法的,雖然現在回想起來這是個錯誤。
這種看法可能有其合理之處,但我認為另一個解釋更為貼切
瓦爾德海姆所稱的“義務”,其意義並非西歐意義上的義務,甚至也不是北歐的康德傳統的德國意義上的義務,它是一種中歐形式上的義務,與數個世紀的哈布斯堡君主制傳統關系密切。這種意義上的“義務”不考慮誰是命令者,是命令就應該服從,因為從本質上說,發出命令者必定是一個權威者,或者是“多重權威”,所以必須服從命令,但對權威的基礎則不去質疑。這是臣民的“義務”而不是公民的義務。
奧地利歷史留下更為深遠的遺產是什麼
瓦爾德海姆關於二戰期間的奧地利人的評論指出了奧地利歷史中一種更為深遠的遺產:為哈布斯堡王朝尋求合法性和權威之基礎而歷時幾個世紀的艱難探索,目標是使其在統治自己的領地時不致有沖突矛盾之虞。1945年以後,奧地利人有選擇地運用自己的歷史來構建某種歷史認同這種認同可以為奧地利民族國家帶來某種合法性及權威性,不過這種做法並不新鮮。奧地利歷史的中心主題曾是尋找“奧地利”的確切內涵即尋找能為統治提供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某種本質某種意義,否則這種統治就只是對-堆王朝領地的家族統治。
哈布斯堡家族最初是瑞士原初民主制的反對者,後來成為新教民族國家的反對者,接著又充當法國大革命時代自由的民族國家的反對者,最後終於被本國各族人民(及鄰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沖垮。在整個這段歷史中,
“奧地利”一直在努力尋找自己的本質特性,以便使自己、使自己在他人面前取得合法性。它有時取得了成功,但絕非長久和全面的成功,而且總是缺少一點信心。
奧地利歷史是歐洲史中一個另類的個案,是主流的民族國家催生的政治協調統一觀念的對立面
戰後奧地利在歷史問題上和身份認識上的尷尬是其漫長的歷史傳統的一個部分。
總結
作為一個多元民族組成的國家,奧地利的不可避免的會產生許多國內矛盾,加上奧地利這個國家本身國家內部地理位置複雜,因此奧地利在這種背景下國家也治理的僅僅有條,在歐盟中占據一席之地。確實有很多指的我們學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