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奧運背後的政治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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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奧運“逆風”開幕

疫情形勢趨緊

民眾抗議不斷

日本政府卻執意舉辦奧運

是一意孤行的固執

還是恪守承諾的堅持？

大選在即

菅義偉能否實現“奧運複興”翻身連任？

日本最新國防白皮書

首提台灣穩定重要性

美國卻表態不挺“台獨”

兩國態度溫差有何深意？

中美日關系又將如何演進？

《今日看世界》

東京奧運開幕

日本三次申奧為何如此執著？

時隔57年，奧運聖火再次在日本點亮，東京正迎來一屆“非常”奧運。靜悄悄的奧運村、被取消的儀式、空空的觀賽席和當地人藏在口罩後面的複雜神情……遭受疫情襲擊、被迫一年延期，從拒絕海外觀眾到幾乎所有比賽空場舉辦後，迷霧中的東京奧運經歷“強溫差”考驗終於拉開帷幕。7月23日，伴隨著奧運會主場館新國立競技場上空綻放的絢爛煙花，東京奧運會開幕式宣告正式開始。

開幕式上亮相的木制奧運五環，取材於1964年東京舉行第18屆奧運會時運動員從全世界帶來的樹種長成的大樹。1964年的東京奧運，對日本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這是第一次在亞洲舉辦的夏季奧運會，不僅令日本的國際形象得到了提升，也常常被認為是日本走向繁榮的轉折點。

歷史上，東京這座城市曾經三度和奧運結緣。1936年，日本便獲得了1940年奧運會的舉辦權。但隨著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日本面臨國際社會的壓力和抵制，1940年東京奧運會最終取消。時至1959年，日本才再度爭取到1964年東京奧運會的主辦權。

以籌備東京奧運為契機，在1964年之前的幾年中，日本社會進入到了類似於2001—08年北京為迎接奧運而經歷的一個翻新過程。當年東京奧運開幕式的10天前，全日本第一條新幹線、連接東京和大阪的東海道新幹線成功通車。這屆奧運，被日本賦予了從走出戰敗時代、恢複獨立自信的國際人格，以及向戰後的和平政體轉變和證明日本能被國際社會的重新接納等意義。

57年後的今天，再度舉辦東京奧運會的日本社會，其集體主義精神已比1964年首次辦奧時淡化了許多。當時，對於經歷過戰爭年代、戰敗後果和艱難經濟社會重建的日本人來說，國家、社會、家庭和個人命運是緊緊被捆綁在一起的。日本國民傾向把“重新證明自己”與實現經濟重振的熱切願望，都投射在奧運盛事上。

回想2016年的裏約奧運會閉幕式上，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化身超級馬裏奧，頭戴紅帽、手捧紅球，從一個巨大的綠色排水管中鑽出來。安倍可以說是東京申奧成功的最大功臣之一，正是他在2013年布宜諾斯艾利斯投票前的感人陳述，打消了國際奧委會對福島核泄漏的疑慮，為東京贏得舉辦權“一錘定音”。

在新冠疫情爆發前，東京奧運會的籌備工作看起來的確是順風順水，但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打亂了原本的節奏。面對嚴峻的疫情以及民眾的反對聲音，國際奧委會和日本政府對於如期舉辦奧運會的決心仍然非常堅定。

如果一切都能按東京申奧時的計劃進行，那麼這次奧運也將成為日本的“複興運動會”。就像1964年東京奧運會標志著日本在戰後遭到排斥之後重返國際社會一樣，2020年東京奧運會將標志著日本在福島災難後的重生。但事情並沒有朝著預想的方向發展。

東京奧運或成選舉關鍵

外交失利最終“期待落空”

2021年不僅是日本的奧運年還是大選年。東京奧運會也早已成為日本國內政治鬥爭的籌碼。因應對不力導致疫情反複、疫苗危機以及經濟恢複乏力等，菅義偉內閣支持率近段時間持續下降。

在7月初舉行的東京都議會選舉中，自民党和公民党執政聯盟未達到議席過半目標，標志著日本選民對菅義偉政府的不滿。因此東京奧運能否順利舉辦成為了首相菅義偉連任路上的關鍵。盡管日本民眾對奧運會心存擔憂，但對菅義偉而言，東京奧運會既是嚴峻挑戰，也可能是一個機會。

作為史無前例的一次奧運會，東京奧運若能平穩成功舉辦，日本政府借疫情下的“奧運外交”之力，不僅能宣傳日本在經濟社會發展尤其是抗疫方面的國家形象，還能夠最大限度地贏得政府信譽，扭轉民眾態度。可對於日本政府而言，在疫情逆風中，奧運會已然不是華麗的外交舞台。開幕式前，多國領導人均表示不會出席，法國總統馬克龍成為了全球唯一參加開幕式的外國元首，菅義偉曾力爭在東京奧運會這一舞台上開展外交戰略，以提升政府威信，但最終“期待落空”。

9月份，日本執政党自民党就將舉行總裁選舉。10月，日本本屆眾議院任期屆滿，將舉行換屆選舉。換言之，去年9月接任安倍晉三出任首相的菅義偉任期能否持續，9月、10月的兩場選舉非常關鍵。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張勇：

在奧運會之前，菅義偉的支持率已經達到了歷史的新低，到達一個“低水平飛行”這樣一個階段。在這樣一種情況之下，能不能夠通過主辦奧運會來有效地遏制住內閣支持率下降的趨勢，一方面可能取決於運動員本身的成績，能不能交出一份非常好的答案，日本的金牌數、獎牌數能不能達到歷史的新高，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刺激國民的士氣。

日本自民党內存在著支持菅義偉的因素，還有同時又存在著反對或者不支持菅義偉的這樣一些勢力。在這樣一種背景之下，能不能夠有效地拉住既有的支持的票數，能不能夠有效地控制反對派，特別是反對派中的少壯勢力，對菅義偉內閣執政具有重要的影響。另外更重要的是作為菅義偉政府目前面臨著一個在主辦大型體育賽事的同時，能不能有效控制疫情這樣一個非常重要、非常嚴峻的考驗。

《防衛白皮書》新鮮出爐

美日就台灣問題各執一詞

7月13日，防衛省官僚撰寫日本安全政策立場的《防衛白皮書》，首次寫明台灣穩定對日本安全的重要性，並首度將台灣從中國章節脫鉤，放在新增的中美關系章節之中。

在新的中國軍力部署地圖中，台灣和大陸以外國家一樣以灰色標注，無視“一個中國”原則。白皮書更確認印太戰略成為日本安全政策與美日安保的最大公約數，不僅提到中美印太軍事競爭、台海安全影響、新疆與香港議題，也指出需與澳大利亞、印度等國合作，更強調中美兩國在經濟、政治及外交上的對立，是與日本安全環境密切相關，這是將日本安全保障深刻嵌入美國印太戰略，並成為印太戰略的區域代言人。相比於去年白皮書觀感柔和的封面，2021年版《防衛白皮書》從外到內都給人以“挑釁”印象。封面是一名騎馬武士，連日本網民都稱“戰意很濃”。

日本對台海周邊改采“戰略清晰”的動作，可分為三部曲。第一部曲是今年3月的美日“2+2”會談。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聲稱，在會談中確認了“台灣海峽和平與安定”的重要性。第二部曲是日本采取實際行動，接連三波捐贈台灣地區阿斯利康疫苗，讓蔡英文當局不會因防疫不力被島內民意反彈沖垮，也間接幫蔡英文當局阻礙大陸疫苗入台。第三部曲就2021年度防衛白皮書。

整體來說，日本在菅義偉擔任首相之後，由於缺乏有力的政治勢力支撐內閣，菅義偉在外交與國防政策上幾乎是唯美國馬首是瞻，站在美國在東北亞的最重要圍堵線上。日本外交防衛政策對台當局也從所謂“力挺”轉向“護台”的關注與操作。

有分析認為，一方面，這是日本向美國總統拜登提交的“投名狀”，拜登選擇日本首相菅義偉作為在白宮首次會見的外國政要，投桃報李，日本和美國的遏華制華方針保持一致。其次，菅義偉上任後在應對疫情、重振經濟上處置失當，加上醜聞接連曝光，內閣支持率急劇下降，為確保在9月底自民党總裁選舉中能夠連任，菅義偉不惜孤擲一注，用對華外交的“強硬”態度來轉移視線、提振人氣。

但是對於台灣問題，美日之間的表述存在著明顯差異。近期，美國白宮亞太事務最高主管官員坎貝爾還代表拜登政府表態不挺“台獨”，在時間選擇上有講究。首先，拜登政府在拉攏盟友建構“反中”陣線上已經做得差不多了。拜登與日本、韓國等國領導人已會面，美日印澳“四方會談”、北約峰會、G7峰會已經完成。接下來，拜登想緩和中美關系，恢複與北京對話，所以必須釋出一定善意，而聲明不支持“台獨”就是一個基本立場。其次，美國在利用台灣問題時，希望確保自己是節奏的主導者。用台灣問題刺激打壓中國，但又不想擦槍走火，將自己逼入進退不得的窘境，所以美國方面會適時對“台獨”勢力和日本進行約束與警告。

主持人 盧琛

從冷戰後日本國內政治和國家安全思維變化的基本軌跡來看，美國對中國“翻臉”恰恰是日本願意看到的。這不僅可以進一步拉近日美軍事、戰略、商業和科技聯系，更重要的是，日本可以不用繼續擔心美國因為顧及美中關系而忽視日本的地緣戰略利益。日本既要在中國台灣、南海等問題上加強日美“同步”行動，同時，升級對中國台灣的“安全關注”、向台灣提供免費疫苗等舉措也是菅義偉政府頑固的“護台”策略的表現。這一切既源於日本作為海島型國家對亞太海上通道安全的高度重視，也是日本面對崛起的中國和東亞地緣戰略環境變化而必然采取的“制衡戰略”。美國對華戰略的“清晰化”，加劇了日本國家安全戰略的“清晰化”。不難看出，防範崛起的中國，將是日本國家安全戰略在中長期內清晰堅持的首要因素。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張勇：

菅義偉政府對美“一邊倒”的行為可以從內外兩個方面來理解。從內的方面來說，日本政府擺脫戰敗的訴求，依然是根深蒂固的。從安倍路線到菅義偉執政，這個訴求沒有改變。現在在這種背景之下，日本政府急於重新界定的國家利益，我把它界定為“兵”“實”“信”：“兵”是安全，“實”是經濟，“信”是價值、觀念。所謂“兵”“實”“信”三位一體的國家利益觀，決定了日本政府的對外政策行為。在這個方面，日本政府一方面要增強自身的實力，這是最根本的，另外要強化日美同盟。第三，要拉跟自己價值觀相同的夥伴一起做事情，特別是說在所謂的“自由、開放”的印太，要拓展日本的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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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衛視中文台

編輯：趙凝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