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與魏晉：入世與出世，恪守與張揚，禮與樂的逐漸分離

作者:大馬猴歷史

1.春秋“入世”與魏晉“出世”

春秋時期，禮崩樂壞，貴族最低階層“士”既無田而食又失去了原有的職務，這使他們從沉重的宗法制和氏族血緣的羈絆中解脫出來，獲得了流動的自由、職業選擇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於是開始以獨立知識分子的面貌出現在歷史時期中，他們當中的大部分接受過政治文化教育，具有某一方面的專長，於是與普通人相比他們更希望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價值。“士”階層的自我追求，加之諸侯爭霸對於人才的渴求，造就了春秋文化積極的“入世精神”。但與春秋士人不同的是，魏晉時期的士階層並未展現出積極的入世態度，而是由“入世”轉向對自我價值的探尋。魏晉時期戰亂連年，民不聊生，過去行之有效的儒家治國之典顯得愈發不合時宜，魏晉的士階層對傳統禮教愈發不屑，而崇尚“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這一時期的士階層回歸對自我的關注，探尋生命本真意義，自我真實內心的追逐卻放蕩於亂世不得志之中。逐漸形成了“出世”的文化風氣。

2.春秋“恪守”與魏晉“張揚”

魏晉時期，飲酒放誕、裸袒成性是社會常見。何晏開創的服藥行散在士階層形成風氣。服五石散後需飲溫酒、吃寒食，常常面龐微醺，身姿婀娜，衣帶飄飄，頗有仙人之姿。何晏說“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 神明開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寫《酒德頌》的劉伶，他常乘鹿車攜酒而喝，肆言“死便埋我!”《世說新語》中載“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魏晉文士有一顆裝睡的心，願意肆意揮灑自己的真性情，但行至末路，也有阮籍一場“窮途之哭”。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哪個朝代像魏晉這樣推崇張揚的個性之美。

春秋“恪守”的文化風氣，首先可以從周禮開始追溯，春秋時期，禮樂文明遭到破壞，出現“禮崩樂壞”的局面，西周禮樂文化雖遭到破壞，但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破壞。正如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卷一三·周末風俗)中所言：“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 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 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可見春秋時期，周禮對士階層依舊有很大的約束力。

   搜

3.春秋“禮樂合一”與魏晉“禮樂分離”

   搜

春秋時期，禮樂合一，二者密不可分，“禮”講尊卑等級，“樂”求和諧團結。若只有“禮”，雖然能形成上下有序的等級，但會忽視人情，而要達到社會具有人文關懷就需“樂”的作用。只有兩者相輔相成，最終才能實現所謂的“王道之治”。可以說，魏晉以前，樂一直是服從於禮的，盡管樂有陶冶人的道德性情的美學意義，也受錮於統治者的意志。魏晉時期，政權更迭、社會動蕩，以禮樂為代表的儒學也衰落到遭人鄙棄的地步。
才華橫溢的藝術家們把自己壓抑在琴、棋、書、畫、詩、酒、藥中的熱情肆意揮灑，魏晉士人紛紛追隨，也效其皮毛，追求藝術的美學意義，一時間蔚然成風。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禮與樂逐漸分離，藝術不再是統治者教化百姓鞏固政權的工具，而是完全為了士的審美需求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