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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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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百年史說
沙定洲覆滅了,沐天波、楊畏知等人也加入了孫可望政權,雖然是暫時的,但無論如何,雲南要安生好長一段時間了。
實際上,早在沙定洲被處死的第二年元宵節,省城昆明就出現了如此的景象“己醜(1649年)元宵,大放花燈,四門唱戲,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婦入城觀玩者,如赴市然”仿佛仍在太平之世,哪怕最後到永歷朝廷覆亡前夕的1658年,雲南依舊是“兵民忙忙過歲,戊戌元宵仍放燈火花炮,甚似太平”,也就是說,從1649年到1658年,雲南人民度過了十年相當愜意(相比於全國絕大多數地區)的生活。
正如前文所說,雖然大西軍再進入雲南之初,實行了非常嚴酷的統治,掠奪人民的窖藏的糧食,甚至於屠宰牲畜作為軍糧,甚至於進行了3到4次的屠城,但至少在發動對於沙定洲政權的決戰之前,大西軍的軍紀是有明顯好轉的,李定國圍攻佴革龍老寨期間,曾經在省城昆明大量雇傭民夫搬運糧草以及輜重,並且給予豐厚的賞銀,然後夫役們樂於搬運而不知勞苦,當然啦,老百姓這麼願意給大西軍乾活,很大程度上還是由於給的錢多,但是這裏也反映出雙方的關系實際上是在逐漸緩和的。
沙定洲覆滅之後,雲南迎來了短暫的安寧。孫可望等大西軍頭目也開始了對於雲南的治理。首先,嚴明軍紀,嚴禁軍隊騷擾百姓,乾擾正常的生產生活,對於犯罪官兵嚴懲不貸。當然了,亂世之中之所以存在弗蘭肯斯坦式或者是左良玉式的蝗蟲軍隊,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軍隊自身的建設不夠,不要說武器裝備,連士兵自身的口糧都無法滿足,那自然是走到哪,哪就遭殃。而在雲南之大西軍,在消滅沙定洲殘餘勢力的進軍過程中,做生意的平民就在軍隊經過的道路旁擺攤,有賣酒賣肉之人,一點也沒有害怕的樣子,有士兵膽敢“吃瓜不給錢”苦主必須立刻上報軍官,嚴懲肇事士兵,如果苦主不上報,那麼也會被連坐。如此嚴明的軍紀,相比於崇禎年間的各路流寇以及同時代的明清兩軍,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孫可望時代的大西軍的軍隊建設,在明末絕對是首屈一指的。早在佴革龍老寨決戰之前,孫可望就設軍器制造局,把工匠全部招入局中,如果有士兵的盔甲冷兵器或者火器損壞,寫明自己的營頭隊伍以及姓名,三天之後便將損壞之武器盔甲修好。同時,給士兵的家眷每人發一禦寒之袍,沒有家眷的士兵可以領到一件禦寒之袍,大帽一頂,鞋襪各一雙。對於土地,則是將雲南府屬土地“分為營莊,各設管莊一人,畝歲納穀一石二鬥”派人“踏看田地所出,與百姓平分,田主十與一焉”其剝削情況大概是官四民六。
但總體來說,農民的負擔還是很沉重的,但在明朝以及封建社會的其他時代,重要的問題在於,官家在理論上如何農業分配收獲的成果,比如,在理論上是“官三民七”,可問題是官府未必能征收到三成,而絕大多數的自耕農也未必能保住自己剩下的糧食。但孫可望政權保持了一個相對沉重的剝削比例,卻仍能讓大多數人滿意,除了之前沐氏以及沙定洲的統治過於慘不忍睹之外,還有就是孫可望政權自身的行政效率。貪婪害民者,只要發現立刻就被處決,比如姚安知府謝儀“貪酷”,孫可望派人前去捉拿,將其在官署前斬首,各地貪官汙吏噤若寒蟬。
同時,孫可望開廣開言路,設立登聞鼓,如果各地的行政有不便於民者,接受意見之後立刻處置,地方的紳士軍民均可進言,哪怕進言者的言論荒誕可笑,也絕不追究罪責。多管齊下,保證了孫可望政權在雲南的行政效率,保證了分配的相對均勻,這比原先明朝沐氏統治期間吏治腐敗,土地兼並嚴重,人民的反抗日益激烈的窘境強了不知多少倍。
除了以上這些,孫可望政權在雲南還大興水利,鑄興朝通寶錢,保護民間的貿易,大興采礦業,整個雲南生機勃勃,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成為日後永歷政權抗清義軍牢固的根據地,成為明朝最後的希望。而這一切,當時的大西軍“話事人”孫可望功不可沒,如果最終大節無虧,孫可望完全可以稱得上是南明王朝的諸葛亮。
永歷皇帝在1662年於昆明被清軍殺害,李定國同年也病死於景線,先葬於今天的西雙版納州猛臘縣,李嗣興降清之後,李定國被改葬於順天蘆溝橋西湖家港。但西雙版納猛臘葬地遺址尚存,村民逢忌日便祭祀之,祭品有豬肉,糍粑等物,其廟曰“漢王廟”,其遺址至今猶存。如果孫可望最終的結局不是陰謀犯闕,兵敗降清,最終不明不白的死去,恐怕也能享受類似的待遇。然而,孫可望最終抑制不住內心對於權力的渴望,毅然決然對永歷皇帝舉起了反旗,然後被昔日的兄弟打得落花流水,灰溜溜的跑到了清朝一方,做了個有名無實的“義王”成為清初少數幾個漢人王爺之一,但最終他的子孫還是在乾隆年間被滿清統治者拋棄。
可能要做諸葛武侯式的人物,真的太難太難了。
從給人趕驢的小兒、流寇中艱難背負大鍋的少年,到張獻忠義軍中的骨乾,再到呼風喚雨的永歷權臣,戰敗後苟且於清廷卵翼之下,最終被滿清統治者無情地拋棄,在300多年的滄海桑田之中,只留下了一個孤獨的背影。風一次又一次地吹過這片紅土地,雨一次又一次地滋潤著這片紅土地,而昔日的功勳,卻也永遠不曾被人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