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明朝江西籍官員為何如此之多？

作者:財子歷史

江西自唐宋以來，一直是人文薈萃的昌盛之地。歸隱田園的陶淵明在潯陽柴桑開百代隱逸之先河，五柳先生的名號至今仍被傳頌；理學傳世的宗師朱熹在江西婺源承先聖孔子之遺教，晦庵文公的影響自宋朝從未斷絕。唐宋八大家，江西就占了三個，曾鞏、王安石、歐陽修，哪一個名字不是如雷貫耳？似曾相識的太平宰相晏殊，丹心照漢的民族節烈文天祥，臨川四夢的戲曲天才湯顯祖，哪一個人不被載入史冊？辛棄疾、楊萬裏、黃庭堅、陸九淵……江西歷史上的名人數不勝數。

“翰林多吉水”這是明朝時期江西文脈昌盛的真實寫照。《明史》中記載的江西進士數量，為全國之首，江西舉子“一科三鼎甲”乃至包攬前十名的情況時有發生。自有科舉以來，僅僅吉水一縣，就出了五百五十六位進士，六名狀元，“一門三進士，隔河兩宰相”絕對不是誇張的描寫。“學而優則仕”是中國的傳統，作為中國科舉半壁江山的江西舉子自然延續了這個傳統。“十裏九布政，九子十知州”，江西籍官員的數量一直是全國前列，位高權重者多如牛毛，這種情況自隋唐開始，在明朝達到了頂峰。

《明史》中記載的一百六十四位閣臣中，江西籍的有二十二人，五十六位首輔大臣，江西籍的有九人，如此數量，為全國之冠。其中的名臣楊士奇，更是擔任了長達二十二年的首輔大臣，創下了歷史記錄。當時的世人用“朝士半江西”來形容江西文人的強盛興旺，感歎江西的人傑地靈。這種局面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其背後有著深刻的經濟、文化、地域因素，下面從這三個方面解讀江西文人是如何成為當時翹楚的。

商人被允許入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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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五代以來，中國的經濟中心開始南移，江西逐漸成為當時的經濟中心贛商開始嶄露頭角。白居易的《琵琶行》裏的句子“前夜浮梁買茶去”，從側面印證了唐朝自安史之亂以後，贛商日益發展這一史實。晚唐詩人韋莊的《南昌晚眺》也提到了“落霞紅襯賈人船”這一景象，折射出江西的商業氣息濃厚。除了茶葉、瓷器等物品，糧食也是贛商主要的貨物，《舊唐書·食貨下》就記載了建中三年，唐政府在洪州建造糧倉，囤積糧食作為商業用糧。《新唐書》裏還記載了洪州府的木材運往廣陵、臨安等地出售，商人往返一趟“獲錢數十萬”。贛商在北宋時期發展到了頂峰，成為了當時最大的商幫之一。

宋朝抑商傳統松動，商人被允許參加科舉。贛商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江西地區經濟的繁榮，為當時的舉子參加科舉奠定了物質基礎。除了一般的士人階級之外，商人階級為了改變社會地位，也積極投身到科舉事業當中去。商人的地位一直非常低微，自先秦的《檢商賈》提出“重農抑商”的思想以來，歷代王朝都延續了這一作法。但是到了宋英宗治平元年，商人被允許入仕，“工商雜類，有奇才異行者，亦聽取解。”這一詔令的實行，馬上得到了天下商人的響應，尤其是作為當時最富庶的江西地區，參加科舉的商人不計其數，到了元明時期，贛商子弟參加科舉已經成為當時的主流。

《管子》提出的謂士、農、工、商，各守其業，不可遷也。”身份界限被逐漸打破，士人和商人開始了兩重身份的河流。《贛州府志》記載，宋元時期贛州地區的小商人一方面以經商為業，一方面又投身科舉，以這樣的“異途”走上朝堂的人不在少數。而王陽明的《節庵公墓表》中明確表示了，那時的士、農、工、商已經處於平等地位了，商人階級和士人階級完美地實現了流動。贛商作為當時天下商幫的主流，更是這股浪潮中的先行者，《江西府志》記載，自宋代以來，登科及第的士子十有六七是商人家庭出身或者本身就是商人。可以說，贛商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江西地區經濟的發展，商人階級積極投身科舉也深刻地影響了江西地區的科舉形勢。江西科舉的興盛，除了經濟和政策原因，和江西濃厚的學風以及完備的書院體系也有重要的關系。

好的文學風氣，至踐者能誦《孝經》《論語》

《吉安府志》裏面有關於江西學風的記述，“至歐陽修一代大儒開宋三百年文章之盛，士子相繼攀附，必以通經學古為高”，人人競相學習的場面造就了“文章節義之邦”的美名。宋代以來，重文崇教的氛圍在江西尤為濃厚。“至踐者能誦《孝經》《論語》，曉知其大義。凡城郭閭巷、山溪林穀之中，無不有學。”這是明代大學士楊士奇描繪的廬陵、吉安一帶的學習風氣，這種良好的學習風氣使得江西地區擁有了基數龐大的科舉人才。《明一統志》記載的吉水、廬陵等科舉大縣的參考人數均為全國郡縣前列，脫穎而出的舉子數量遙遙領先於全國其他地區。

除了基數龐大的參考人群，江西的書院體系也非常完備。《江西通志》記載，北宋時期，全國大型官辦書院七十三所，江西獨占二十三所，第二名的湖南僅有九所，其中白鹿洞書院為“四大書院”之首；南宋時期，根據《江西通志》和《宋史》及記載，全國書院四百一十七所，江西獨占一百零一所，第二名的浙江僅有二十二所，其中象山書院和白鹿洞書院同為“四大書院”。白鹿洞書院和象山書院更是作為“朱熹理學”和“陽明心學”的發源地，成為天下書院的典範，這些書院為江西的文教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除了唐宋時期遺留下來的府學、縣學等公辦書院，大量民間助學極大地促進了江西書院的興盛。尤其是五代宋初，官辦書院經費貧乏，師資力量稀缺，大量的民間力量湧入到了書院的建設當中。以宋代三大“義門書院”為例，陳氏的東佳書堂、胡氏的華林書堂、洪氏的雷塘書院皆是家族式私人書院，宗族內部劃撥“義田”和專門款項資賑教育，教化兒孫。除了大型的家族書院，還有大量中小型的私人書院分布在江西的各個地方，大量江西舉子走向仕途，登上了朝堂。江西書院體系的發達，極大地促進了江西地區科舉的發展，明朝初期江西科舉呈現了井噴式的發展，江西的官員也占據了明朝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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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有人”，江西文人抱團取暖

明初出現“朝士半江西”的局面，除了江西的經濟高度繁榮，江西的文教水平極度發達之外，還有江西人的抱團意識。宗法制度下的祖宗觀念和鄉土意識始終縈繞在江西人的腦海當中，尤其是江西民間書院“義學”這一形式的出現，一方面推動了江西人往外走，另一方面也促使在外的江西人采取“抱團”這種方式互相協助。《明史》人物傳中的江西籍官員，以解縉、楊士奇、嚴嵩等人為例，無一不是對江西籍士子青眼有加，大力提攜。《江西府志》中也多有記載同宗同族的士子在朝為官，相互幫襯的事例。“朝中有人好說話”一直以來都是非常樸素又實用的道理，這一點在江西也不例外。

除了宗法制下對本族的提攜和幫襯，江西官員還形成了各種小圈子，這與商人階級的流動分不開。宋代明代對“茶、鹽、礬、酒”這些行業都實行了專賣，這就使得商人和官員必須緊密接觸。士子在考取功名之前，需要商人的資助；而商人同樣也需要官員的幫助才能進入這些暴利行業。《邵氏聞見錄》裏面記述了當時商人和官員的這種關系。描繪明朝市井生活的小說也多有類似場景，比如《喻世明言》這一類的小說。贛商作為當時實力雄厚的商幫，擁有千餘家會館，其中不少商人晉升為了官員，這種抱團取暖的行為自然是非常常見的。這種圍繞著血緣宗親和現實利益的抱團活動，在江西人興盛的過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使得江西士子最終在明朝初年實現了江西歷史上最大的崛起。

結語

江西文人在明朝初年實現江西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崛起，與江西在五代之後成為中國經濟中心密不可分，經濟中心的轉移使得江西的商業高度發達，不僅為江西士子參加科舉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宋朝商人參舉的解禁也使得商人內部向上層流動，強大的江西商幫自然是這股浪潮中的主流。兩宋江西名人輩出，尤其是歐陽修、王安石等人的示範作用使得江西地區學風濃厚，科舉熱情高漲，經濟發達的江西地區開始大力修建書院，發達的書院體系使得人口稠密的江西舉子基數龐大，加上良好的教育，江西科舉走向了繁榮。宗族血緣和士商合流使得在外的江西人抱團取暖，互相提攜。以上因素使得江西人在朝中的勢力越來越大，在明朝初年達到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