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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的世界 優質文選 歷史

“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明朝江西籍官員為何如此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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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2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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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財子歷史

江西自唐宋以來,一直是人文薈萃的昌盛之地。歸隱田園的陶淵明在潯陽柴桑開百代隱逸之先河,五柳先生的名號至今仍被傳頌;理學傳世的宗師朱熹在江西婺源承先聖孔子之遺教,晦庵文公的影響自宋朝從未斷絕。唐宋八大家,江西就占了三個,曾鞏、王安石、歐陽修,哪一個名字不是如雷貫耳?似曾相識的太平宰相晏殊,丹心照漢的民族節烈文天祥,臨川四夢的戲曲天才湯顯祖,哪一個人不被載入史冊?辛棄疾、楊萬裏、黃庭堅、陸九淵……江西歷史上的名人數不勝數。

“翰林多吉水”這是明朝時期江西文脈昌盛的真實寫照。《明史》中記載的江西進士數量,為全國之首,江西舉子“一科三鼎甲”乃至包攬前十名的情況時有發生。自有科舉以來,僅僅吉水一縣,就出了五百五十六位進士,六名狀元,“一門三進士,隔河兩宰相”絕對不是誇張的描寫。“學而優則仕”是中國的傳統,作為中國科舉半壁江山的江西舉子自然延續了這個傳統。“十裏九布政,九子十知州”,江西籍官員的數量一直是全國前列,位高權重者多如牛毛,這種情況自隋唐開始,在明朝達到了頂峰。

《明史》中記載的一百六十四位閣臣中,江西籍的有二十二人,五十六位首輔大臣,江西籍的有九人,如此數量,為全國之冠。其中的名臣楊士奇,更是擔任了長達二十二年的首輔大臣,創下了歷史記錄。當時的世人用“朝士半江西”來形容江西文人的強盛興旺,感歎江西的人傑地靈。這種局面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其背後有著深刻的經濟、文化、地域因素,下面從這三個方面解讀江西文人是如何成為當時翹楚的。

商人被允許入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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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五代以來,中國的經濟中心開始南移,江西逐漸成為當時的經濟中心贛商開始嶄露頭角。白居易的《琵琶行》裏的句子“前夜浮梁買茶去”,從側面印證了唐朝自安史之亂以後,贛商日益發展這一史實。晚唐詩人韋莊的《南昌晚眺》也提到了“落霞紅襯賈人船”這一景象,折射出江西的商業氣息濃厚。除了茶葉、瓷器等物品,糧食也是贛商主要的貨物,《舊唐書·食貨下》就記載了建中三年,唐政府在洪州建造糧倉,囤積糧食作為商業用糧。《新唐書》裏還記載了洪州府的木材運往廣陵、臨安等地出售,商人往返一趟“獲錢數十萬”。贛商在北宋時期發展到了頂峰,成為了當時最大的商幫之一。

宋朝抑商傳統松動,商人被允許參加科舉。贛商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江西地區經濟的繁榮,為當時的舉子參加科舉奠定了物質基礎。除了一般的士人階級之外,商人階級為了改變社會地位,也積極投身到科舉事業當中去。商人的地位一直非常低微,自先秦的《檢商賈》提出“重農抑商”的思想以來,歷代王朝都延續了這一作法。但是到了宋英宗治平元年,商人被允許入仕,“工商雜類,有奇才異行者,亦聽取解。”這一詔令的實行,馬上得到了天下商人的響應,尤其是作為當時最富庶的江西地區,參加科舉的商人不計其數,到了元明時期,贛商子弟參加科舉已經成為當時的主流。

《管子》提出的謂士、農、工、商,各守其業,不可遷也。”身份界限被逐漸打破,士人和商人開始了兩重身份的河流。《贛州府志》記載,宋元時期贛州地區的小商人一方面以經商為業,一方面又投身科舉,以這樣的“異途”走上朝堂的人不在少數。而王陽明的《節庵公墓表》中明確表示了,那時的士、農、工、商已經處於平等地位了,商人階級和士人階級完美地實現了流動。贛商作為當時天下商幫的主流,更是這股浪潮中的先行者,《江西府志》記載,自宋代以來,登科及第的士子十有六七是商人家庭出身或者本身就是商人。可以說,贛商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江西地區經濟的發展,商人階級積極投身科舉也深刻地影響了江西地區的科舉形勢。江西科舉的興盛,除了經濟和政策原因,和江西濃厚的學風以及完備的書院體系也有重要的關系。

好的文學風氣,至踐者能誦《孝經》《論語》

《吉安府志》裏面有關於江西學風的記述,“至歐陽修一代大儒開宋三百年文章之盛,士子相繼攀附,必以通經學古為高”,人人競相學習的場面造就了“文章節義之邦”的美名。宋代以來,重文崇教的氛圍在江西尤為濃厚。“至踐者能誦《孝經》《論語》,曉知其大義。凡城郭閭巷、山溪林穀之中,無不有學。”這是明代大學士楊士奇描繪的廬陵、吉安一帶的學習風氣,這種良好的學習風氣使得江西地區擁有了基數龐大的科舉人才。《明一統志》記載的吉水、廬陵等科舉大縣的參考人數均為全國郡縣前列,脫穎而出的舉子數量遙遙領先於全國其他地區。

除了基數龐大的參考人群,江西的書院體系也非常完備。《江西通志》記載,北宋時期,全國大型官辦書院七十三所,江西獨占二十三所,第二名的湖南僅有九所,其中白鹿洞書院為“四大書院”之首;南宋時期,根據《江西通志》和《宋史》及記載,全國書院四百一十七所,江西獨占一百零一所,第二名的浙江僅有二十二所,其中象山書院和白鹿洞書院同為“四大書院”。白鹿洞書院和象山書院更是作為“朱熹理學”和“陽明心學”的發源地,成為天下書院的典範,這些書院為江西的文教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除了唐宋時期遺留下來的府學、縣學等公辦書院,大量民間助學極大地促進了江西書院的興盛。尤其是五代宋初,官辦書院經費貧乏,師資力量稀缺,大量的民間力量湧入到了書院的建設當中。以宋代三大“義門書院”為例,陳氏的東佳書堂、胡氏的華林書堂、洪氏的雷塘書院皆是家族式私人書院,宗族內部劃撥“義田”和專門款項資賑教育,教化兒孫。除了大型的家族書院,還有大量中小型的私人書院分布在江西的各個地方,大量江西舉子走向仕途,登上了朝堂。江西書院體系的發達,極大地促進了江西地區科舉的發展,明朝初期江西科舉呈現了井噴式的發展,江西的官員也占據了明朝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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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有人”,江西文人抱團取暖

明初出現“朝士半江西”的局面,除了江西的經濟高度繁榮,江西的文教水平極度發達之外,還有江西人的抱團意識。宗法制度下的祖宗觀念和鄉土意識始終縈繞在江西人的腦海當中,尤其是江西民間書院“義學”這一形式的出現,一方面推動了江西人往外走,另一方面也促使在外的江西人采取“抱團”這種方式互相協助。《明史》人物傳中的江西籍官員,以解縉、楊士奇、嚴嵩等人為例,無一不是對江西籍士子青眼有加,大力提攜。《江西府志》中也多有記載同宗同族的士子在朝為官,相互幫襯的事例。“朝中有人好說話”一直以來都是非常樸素又實用的道理,這一點在江西也不例外。

除了宗法制下對本族的提攜和幫襯,江西官員還形成了各種小圈子,這與商人階級的流動分不開。宋代明代對“茶、鹽、礬、酒”這些行業都實行了專賣,這就使得商人和官員必須緊密接觸。士子在考取功名之前,需要商人的資助;而商人同樣也需要官員的幫助才能進入這些暴利行業。《邵氏聞見錄》裏面記述了當時商人和官員的這種關系。描繪明朝市井生活的小說也多有類似場景,比如《喻世明言》這一類的小說。贛商作為當時實力雄厚的商幫,擁有千餘家會館,其中不少商人晉升為了官員,這種抱團取暖的行為自然是非常常見的。這種圍繞著血緣宗親和現實利益的抱團活動,在江西人興盛的過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使得江西士子最終在明朝初年實現了江西歷史上最大的崛起。

結語

江西文人在明朝初年實現江西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崛起,與江西在五代之後成為中國經濟中心密不可分,經濟中心的轉移使得江西的商業高度發達,不僅為江西士子參加科舉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宋朝商人參舉的解禁也使得商人內部向上層流動,強大的江西商幫自然是這股浪潮中的主流。兩宋江西名人輩出,尤其是歐陽修、王安石等人的示範作用使得江西地區學風濃厚,科舉熱情高漲,經濟發達的江西地區開始大力修建書院,發達的書院體系使得人口稠密的江西舉子基數龐大,加上良好的教育,江西科舉走向了繁榮。宗族血緣和士商合流使得在外的江西人抱團取暖,互相提攜。以上因素使得江西人在朝中的勢力越來越大,在明朝初年達到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