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英雄假扮夫妻，被逮捕後卻假戲真做，在刑場上舉行婚禮

作者:武成歷史

1928年2月6日，一男一女兩名年輕人在反動軍警的押解下，昂首挺胸地走向廣州東郊的紅花崗刑場走去，這兩名年輕人一路上要麼高呼革命口號，要麼合唱國際歌，對即將到來的死亡，完全無所畏懼。

在其他人眼裏，這兩人是一對恩愛的“夫妻”，然而其實只有這兩名年輕人自己知道，他們並非真正的夫妻，兩人早已把青春和生命獻給了党，之所以假扮夫妻完全是為了革命的需要。

當兩人到達刑場後做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決定：他們要在刑場上舉行婚禮，做一對真正的夫妻。

國民党反動派似乎對他們的這一壯舉並不吃驚，在兩人正式押赴刑場之前，就為這次特殊的婚禮向其提出過一個看似“無理"的要求，國民党反動派對此卻予以了同意。

這兩位革命英雄是誰？他們向國民党反動派提出了什麼要求呢？他們又有著怎樣的故事呢？

“妻子”陳鐵軍

陳鐵軍於1904年出生於廣東佛山的一個富商家庭，原名“陳燮君”。

在她20歲那一年，順利考入了中山大學文學院預科，1925年5月30日，英國巡捕在上海英租界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後，全國各地爆發了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運動。

深受進步思想影響的陳燮君積極參與進了這次大浪潮中，並為省港大罷工的宣傳工作出了大力，為了彰顯自己堅決跟党走的決心，她將自己的名字改為了“陳鐵軍”。

1926年，陳鐵軍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党，也就在這一年國民党右派勢力逐漸抬頭，蔣介石等人先後釀造了“中山艦事件”和“整理党務案”，對國民党左派及共產党員進行了大規模打壓。

中山大學內的右派學生也組織了所謂的“女權大同盟”和“士的党”，妄圖爭奪中山大學學生會的領導權，結果遭到了陳鐵軍等進步學生的堅決反擊，而陳鐵軍也因此被選為中山大學中共支部委員會委員。

1927年4月15日，廣東省國民党反動派響應蔣介石號召，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五”反革命政變，關停了大量進步組織，並解除了工人糾察隊的武裝，之後殘忍殺害了2100多名共產党員和革命群眾。

正在陳鐵軍為革命戰友們的安危感到憂心忡忡時，她接到了一項特殊的任務：掩護陷身在廣州的周恩來夫人鄧穎超轉移。

陳鐵軍接到任務後不敢怠慢，因為大學被國民党反動派包圍的緣故，她趁著天黑爬上學校圍牆內的一棵樹，然後翻身躍了出去，前往德國教會辦的保生產院救下了鄧穎超及其母親，並掩護她們母女登上了一艘通往香港的電船。

因為陳鐵軍圓滿地完成了這一任務，得到了組織上的認可，決定讓她承擔更加重要的責任：和周文雍以假夫妻的身份，建立廣州暴動委員會機關。

“丈夫”周文雍

周文雍於1905年8月出生於廣東省開平縣的寶頂村，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他離開家鄉前往廣州求學，經過三年的努力，成功考入了廣東省立甲種工業學校（今為華南理工大學）機械科。

省立“甲工”是一所有著濃厚革命傳統的學校，有“紅色甲工”的美譽，受校內氛圍影響，周文雍很快就投入到了革命洪流中成為了一名革命青年，並於1925年順利地加入了中國共產党。

1925年省港大罷工爆發後不久，周文雍被調至石井兵工廠，協助梁子興等人領導工人運動，在這次長達一年多的工人運動中，周文雍受到了良好地鍛煉，於1926年夏天被任命為共青團廣州地委書記。

1927年廣州爆發“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殺後，周文雍接任廣州工人代表大會主席，並於兩個月後發動了“紀念省港大罷工”運動和“紀念沙基慘案”運動。

因為這兩次運動加起來共有5萬餘名群眾和工人參與，讓國民党反動派認識到廣州的革命力量仍然十分雄厚，於是發起了所謂的“第二次清党”，逮捕了大量的進步工人。

後來在臨時中央的命令下，廣東省委准備在廣東發起新的武裝暴動。

廣東省委經過研究後決定將這一重擔交到周文雍的身上，為此還專門將陳鐵軍調來協助他工作，兩人在拱日路租了一間房子，正式開始了假夫妻的生活。

無法明言的戀情

在那個年代，廣東省相對而言是共產党勢力較為雄厚的地區，有很深的群眾基礎，大革命時期有很多的工農群眾受到進步思潮影響參加了革命。

1927年9月，擁護汪精衛的張發奎從江西率餘部回到廣東後，和擁護蔣介石的廣東軍閥李濟深產生了矛盾，因為張發奎兵少，所以他回到廣東後迅速和周文雍等革命者取得聯系，說自己反對蔣介石發起的反革命事件，堅決擁護孫先生“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政策。

廣東省委經過研究後認為，張發奎的到來對於我党而言是有利的，因此命周文雍一邊准備起義事宜，一邊試探張發奎是否真心想和我党進行合作。

周文雍因此決定，將廣州工人代表大會特別委員會及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活動由秘密轉向公開，鼓舞工人群眾的鬥志。

為試探張發奎，10月17日，廣州工人代表大會通過了“五大訴求”：“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工、農會的自由；驅逐一切所謂的‘改組委員’；“四一五”事件之前工人及雇主簽訂的協議一律有效、政府必須保證省港罷工工人的一切權利。”

為了實現這五大訴求，會議決定於10月24日舉行總罷工。

張發奎知道工人們打算罷工後當即撕下了所謂“支持革命”的面具，立即宣布全城戒嚴，並命令警察逮捕了大量工人領袖。

周文雍知道張發奎的真正嘴臉後決定讓工人們分散潛伏，然後向外放出“總罷工取消”的風聲，待反動軍警松懈後，趁勢發起了浩大的罷工運動，給國民党反動派造成了很大的混亂。

後來，周文雍在和工人們進行罷工遊行時遭到了反動軍警的圍捕，周文雍為了掩護群眾撤退被反動軍警打成重傷後逮捕。

為了營救他，陳鐵軍和工人們籌劃了一次劫獄行動，成功地將周文雍救了出來。因為周文雍在獄中受到敵人嚴刑拷打，他的身上全是傷口，還因此患了重病。

作為周文雍的“妻子”，陳鐵軍對“丈夫”予以了悉心的照顧，每天按時幫他敷藥按摩，周文雍的身體也因此恢複得很快。

有一次陳鐵軍幫周文雍敷藥時，周文雍深情地看著陳鐵軍說道：“你知道我在監獄裏面想得最多的是什麼嗎？”

陳鐵軍頭也沒抬地說道：“革命？”

周文雍笑著搖了搖頭，說道：“不，我想的你，還有裴多菲的《自由與愛情》。”

陳鐵軍明白周文雍這是在向自己表達心意，只不過因為起義在即，周文雍現在應該將全部精力投入到起義事業上，就像《自由與愛情》中的那句“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一樣，所以周文雍無法明確向自己表達感情。

而陳鐵軍也不願周文雍因為自己對起義事業造成影響，於是回答道：“也正是那些敢於拋棄愛情和生命的人，才最懂得愛情和生命的真正意義。”

周文雍身體有所康複後，再次投入了為起義做准備的工作中，而陳鐵軍也開始組織婦女買“神紅布”縫制紅領巾，紅旗等起義標識。

失敗的起義

1927年12月7日，在中共中央派駐廣東的政治局委員張太雷及共產國際代表紐曼正式決定發起廣州起義。

可惜的是張太雷是個書生，沒有任何軍事經驗，他只是僵硬地執行紐曼的命令，而起義行動的另一位主要負責人廣州市委書記黃平也是一位沒帶過兵的書生，他們策劃起義行動時，甚至沒有讓葉挺、葉劍英等軍事乾部參與。

1927年12月11日淩晨，廣州起義正式爆發，廣州赤衛隊總指揮周文雍指揮著工人赤衛隊向警察局發起進攻。

工人赤衛隊雖然有著一腔革命熱情，但是沒有受過任何正規的軍事訓練，他們前一天還是縫衣服的、打鐵的、做家具的工人，整支部隊除了兩支手槍和幾枚手榴彈之外，武器全都是木棒、菜刀等冷兵器。

即便如此，他們還是成功占領了警察局，而教導團的同志也占領了觀音山（今為越秀山）制高點，起義暫時獲得了成功，張太雷公開宣布成立廣州蘇維埃政權，周文雍被任命為勞動委員，兼任赤衛隊總指揮。

不久之後，逃到珠江南岸的張發奎等軍閥迅速對廣州市區發起了反攻，葉劍英認為應該趁敵主力還沒完全包圍廣州，部隊應該立即撤向海陸豐和兄弟部隊會合，然而共產國際代表、德國人紐曼卻反對葉劍英的這一看法，提出應該以城市為中心“進攻、進攻、再進攻”，和敵人進行巷戰，而張太雷不敢違背紐曼的意見，主動放棄了部隊向農村轉移的機會。

第二天一早，國民党軍隊在英國、美國、法國、日本等帝國主義國家軍艦的支援下，對廣州市區發起了圍攻，而張太雷等領導人卻在豐寧路（今為人民中路）西瓜園操場上舉辦慶祝大會，敵人開始進攻後，張太雷急忙乘車返回總指揮部，半路上被敵人的子彈擊中犧牲。

張太雷的犧牲直接使起義軍隊失去了領導核心，工人赤衛隊各自為戰，有的選擇撤退，有的則留在城裏繼續打巷戰。

12月13日，湧入廣州的敵軍越來越多，起義軍總指揮部只得決定撤離廣州，周文雍戰鬥到了最後一刻，最終因彈盡糧絕被國民党反動派逮捕入獄。

因為當時形勢混亂，國民党當局沒有第一時間對周文雍進行審訊，一些還未撤離廣州的同志知道周文雍被逮捕後，利用探監的機會讓周文雍通過吃辣椒造成體溫上升的假象，然後向監獄方面報告周文雍“得了傳染病”，要送到醫院治療。

國民党當局同意了廣州同志的要求，將周文雍送到了醫院治療。不久後，一位叫做梁梅枝的司機借了一輛汽車沖到醫院裏，將周文雍搶了出去，之後大家一起轉移至了香港。

廣州起義的失敗直接使廣州的革命力量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轉移至香港的廣東省委迅速召開會議總結其經驗和失敗教訓，研究下一步工作計劃。

在會議上，決定要求僥幸逃至香港的廣州乾部們回廣州去重新組織一次新的起義。

監獄中的“夫妻”

1928年1月，周文雍裝扮成了一位剛從南洋回國的“華僑商人”，在海員的掩護下順利回到了廣州，當他到達西濠口碼頭時，一眼就看到了提前從香港回到廣州的“妻子”陳鐵軍，之後陳鐵軍將周文雍接到了位於關榮華西街17號2樓的“家”裏。

這裏名義上是他們二人的“家”，實際上是我党在廣州的秘密機關，為了掩人耳目，陳鐵軍專門將自己的妹妹及自己嫂子的妹妹一起接到了關榮華西街17號，和他們一起住。

周文雍抵達廣州後不到一個月，廣州市委機關就遭到了敵人的破壞，廣州市委書記麥裕成等40餘名乾部被反動軍警逮捕殺害。

面對這種情況，負責人不但沒有讓廣州尚未暴露的乾部撤回香港，反而命令季步高擔任廣州市委書記，周文雍擔任市委委員，要求他們在春節期間再次發動一次暴動。

然而這次起義最終還是沒能發動，1928年1月27日，即大年初五那一天，一位海員工會子弟學校的教員來到關榮華西街17號，告訴陳鐵軍隊伍內出了叛徒，這處秘密據點已經暴露了，讓她趕緊轉移。

陳鐵軍因為周文雍外出不在的緣故，讓那位教員先去通知周文雍，自己等等再轉移，結果教員剛走，國民党廣州衛戍司令部諜報隊長何榮光就帶著一群特務人員沖到了關榮華西街17號內，將陳鐵軍抓捕。

當反動軍警打算盤問周文雍的下落時，對局勢一無所知的周文雍慢悠悠地推開了關榮華西街17號的大門，和陳鐵軍一起被捕入獄。

成功地抓到了“共党首要”周文雍，讓上海的反動軍警欣喜若狂，為了避免周文雍再次逃跑，反動軍警除了給他上了腳鐐及手銬外，還專門找了一根粗大的鐵鏈子將他鎖在監獄裏，在監獄外面還有大批的軍警日夜監視。

當天晚上，廣州公安局長朱暉日親自出馬，對周文雍展開了殘酷的審訊，並施加了“坐老虎凳”、“插指心”等殘酷刑罰，想讓周文雍說出季步高等其他廣州領導人的蹤跡。

結果周文雍咬緊牙關，沒有吐露一個字，當反動軍警要他在“自首書”上簽字時，周文雍拿起筆就在信紙上寫起了控訴國民党反動派惡劣行徑的文章，結果剛寫沒一會兒就被反動軍警將筆搶走了。

為了彰顯自己不向敵人低頭的決心，他還在監獄的牆壁上寫了一首絕筆詩：

頭可斷，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滅。

壯士頭顱為党落 , 好漢身軀為群裂。

因為無法從周文雍這裏打開突破口，反動軍警決定從陳鐵軍身上下手，在對她施加刑罰同樣無效後，反動軍警決定采取“軟化”策略。

接著將陳鐵軍帶入了一間華麗的屋子內，屋子中間是一張擺滿了豐盛食物的餐桌，一名反動軍警告訴陳鐵軍：只要肯勸說“丈夫”周文雍“棄暗投明”，每天都可以吃上這種豐盛的食物，結果陳鐵軍對桌子上的美食不屑一顧，拒絕了反動軍警的拉攏。

刑場婚禮

在周文雍和陳鐵軍堅強不屈的意志面前，反動軍警最終放棄了從他們口中套出情報的想法。

1928年2月6日，即周文雍和陳鐵軍被捕兩天後，國民党反動法官宣布判處周文雍、陳鐵軍死刑。

反動法官宣布完對他們的刑罰後，問周文雍有沒有什麼最後的要求，周文雍一臉淡然地回答道：“我與陳鐵軍同志相愛多年，但是為了革命事業的緣故，一直沒有結婚，在臨死之前，我想和陳鐵軍同志一起照一張相。”

正好國民党反動派也要對他們攝影留檔，於是答應了他們的請求。

當天下午，國民党軍閥處叫來一名記者為周文雍和陳鐵軍拍照，周文雍穿著一身雜絨西裝，脖子上系著一條圍巾，一只手插在褲子的口袋裏；

而陳鐵軍則穿著一身黑絨長袍，頭上戴著一頂淡紫色的毛線軟帽，一臉微笑地看著攝影師，對即將到來的死亡無所畏懼。

拍完照後，周文雍和陳鐵軍被反動軍警押至廣州東郊的紅花崗刑場，在前往刑場的途中，他們二人不斷地高呼著“中國共產党萬歲！”等革命口號，喊完口號就一齊合唱《國際歌》，吸引了大批的圍觀群眾。

兩人到達刑場後，周文雍首先爬上附近的一座小墳堆，用廣州話對圍觀群眾喊道：“同胞們！我們共產党員是殺不絕、嚇不倒的！我們一定會打倒軍閥和帝國····”

周文雍話還沒說完，就被反動軍警一把拽了下去，陳鐵軍見狀上前扶起周文雍，對圍觀群眾說道：“人們都說我和他是夫婦，但其實我們是一對‘假夫妻’，是真正的同志關系，只不過是因為革命需要我們才生活在一起。我們在工作中相互幫助，生死與共，心也因此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但是因為革命的需要，我們一直沒能顧得上談情說愛。”

說到這裏，她抬頭看了周文雍一眼，然後再次看著圍觀群眾說道：“今天，我終於可以向大家宣布，在把生命和青春獻給党的這一重大時刻，我們在這裏舉行婚禮。就讓反動派的槍聲成為我們結婚的禮炮吧！”

然後她對著一名端著槍的反動軍警喊道：“開槍吧！”

那名反動軍警還沒來得及開槍，一名國民党反動派的軍官走上前來按下了他的槍口，對陳鐵軍問道：“最後問你一次，要不要投降？”

陳鐵軍沒有理他，轉身整理了一下周文雍的白襯衫，而周文雍則將當初廣州起義時使用的紅領巾取出，系在了陳鐵軍的脖子上。

國民党反動派的軍官知道兩人心意已決，於是揮了揮手，隨著兩聲槍響，周文雍和陳鐵軍兩位革命烈士就此永遠的閉上了眼睛，就義時分別23、24歲。

而他們之間這場真摯又奇特的婚禮，永遠的留在了人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