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羽大意失荊州，敗走麥城慘死孫權之手，諸葛亮竟是罪魁禍首？_曹操_劉表為_孫吳

原創

作者:東南史官

前言

漢末魏、蜀、吳三國鼎立局面，是在漢獻帝十三年赤壁之戰以後形成的，赤壁之戰的焦點是爭奪荊州。

這場戰局雖以曹操失敗、其主力退回北方而告終，劉備得意地據有荊州江南四郡，孫權則所得無幾。

整個荊州歸屬仍是決定孫權與劉備發展前景關鍵之所在，孫劉兩大集團為荊州展開了長期的鬥爭。

劉備占有荊州，是諸葛亮在其著名的《隆中對》裏作為十分重要戰略方針提出的，也是在他的輔助下取得的。

13 年後即建安二十四年，又因諸葛亮的錯誤而失去孫吳，導致關羽被殺劉備的帝業終成泡影，可說是“成也諸葛，敗也諸葛”，為後世所歎息成敗的關鍵在於對荊州戰略價值的認識。荊州的戰略價值

荊州位於中國中部，長江中遊，地域廣闊，漢代分為八那，長江南北各有四郡，主要包括今兩湖地區及河南南部。

迄東漢以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重心在北方。東漢晚期，南方的荊州、揚州、益州則戶口大增。

漢末黃軍起義之後，接著地方割據軍閥相互兼並廝殺，北方社會動蕩不安，此時南方相對而言，比較安寧。北方士民紛紛南逃避難，其中眾多來到荊州不少有識之士聚集於襄陽。

曹魏的苟或說:“關中膏腴之地，項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於是，州地區的經濟文化更加發達起來。

東漢末漢獻帝初平元年，荊州刺史為長沙太守孫堅所殺。漢獻帝以劉表為荊州刺史。劉表就任之初，荊州境內也不寧靜，“時賊縱橫，道路梗塞”。

劉表采納謀士蒯良、蒯越、蔡瑁等人的意見，行仁義之道，獲得成功，並把治所由江南的漢壽遷到江北的襄陽建安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零陵，桂陽三那畔，表遣兵攻圍，破羨，平之”。

劉表在荊州為時 12 年，政績卓著。史載他“開遂廣，南接五嶺，北據漢川，地方數千裏，帶甲十餘萬。

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糜沸。關西、充、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

愛民養士，從容自保”衢衡是當時的一介名士，不為曹操所重視，橫加侮辱。“劉表及荊州士大夫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

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

表憂然為駭。衡乃從求筆禮，須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劉表並不是貪財之輩，“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

總之當時荊州是全國最好的地方，自然為一些政治風雲人物覬覦垂涎，從而成為軍事上必爭的戰略要地，更是曹操、孫權、劉備三大軍事集團爭奪的焦點。曹、孫、劉荊州之爭

建安五年官渡之戰後，曹操便把目光投向荊州。建安八年八月，曹操聽從謀士郭嘉“南向荊州”的建議，“擊劉表軍於西平”。

因顧總袁氏兄弟勾結烏桓襲其後，乃停止繼續南進。直到建安十二年氏三兄弟相繼完全消滅之後，才正式實施其爭占荊州的計劃。

曹操深知，爭奪荊州，劉表不是他的對手，最強有力的對手是東吳孫權集團。孫吳的實力是水軍，於是曹操於建安十三年正月在其首府城“作玄武池以肆舟師”，即訓練水軍作與孫吳決戰的准備。

同年七月出兵“南擊劉表”。九月軍至新野進逼荊州首府襄陽。時劉表已病逝，其子劉瓊舉州降曹，曹操遂首先占據了襄陽，接著又占據了儲有軍械糧草的江陵，並收納了劉表集團的文士武將如蒯越、鄧羲、文聘、蔡瑁等人。

曹操大軍與孫吳隔江相望，向孫權送去的戰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摩南指，劉瓊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

就是說，他要與孫權進行決戰。曹操的氣勢使孫權和劉備都驚惶失色，共同商議對敵之策，確定孫劉聯合同抗曹操。在這方面，諸葛亮起了積極的重要作用，遂有名著史冊的赤壁大戰。

曹操萬萬沒有料到他會在這場戰爭中大敗，荊州得而複失。

一般都認為曹操的失敗是遭到孫吳的火攻戰術此只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曹軍中流行瘟疫，完全喪失了戰鬥力。大戰失敗，曹操率主力北歸，留曹仁據守樊城，結束了荊州之爭的第一幕。

以後雖沒有見他再有奪取荊州的言論和行動，但荊州在他心中的地位仍舊是非常重要的，以至於“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孫吳之圖荊州久矣，從孫堅、孫策到孫權三世，不斷進攻荊州，力圖吞並。

建安十三年初，原依附劉表部屬黃祖的甘寧投奔孫權，並獻策曰，“南荊之地，山川形使，誠國之西勢也，當早圖之，不可落後於曹操。

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據樊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關”。同年八月，劉表病逝，魯肅聞訊，“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裏，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

甘寧和魯肅的戰略思想，把奪取荊州的意義大大提高了，所以“權深納之”更加激勵他們奪取荊州的積極性。

隨後與曹軍進行的赤壁大戰，對孫吳來說，其重要性不僅是抗擊曹操的入侵，更是志在奪得荊州，為以後建立帝業奠定基礎。

赤壁之戰，孫吳是主力，為打敗強敵曹操做出最大的貢獻，然而劉備集團卻乘勝搶占了荊州江南的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四郡，獲得最多的勝利果實。

孫權集團只得到江北的兩那，乃“以周瑜領南那太守，中據江陵，程普領江夏，治沙”其餘南陽、章陵兩郡還在曹操集團手中，當然不甘心。這就是後來孫權與劉備矛盾日益加劇原因之所在。

建安二十四年五月，劉備占據漢中，進為漢中王。他沒有按照諸葛亮原定計劃越秦嶺去奪取關中，而是向東發展，宜都郡太守孟達，從歸北攻房陵。又遣養子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中乘河水，與孟達會攻上庸。

顯然，劉備意圖把漢中與荊州連結成一片，以鞏固荊益，形成對曹操的威脅。“羽又遣別將衛將軍呂常於襄陽。

荊州刺史胡修、南鄉太守傅芳皆降於羽。”正當關羽勝利進軍得意之際，孫權陸遜呂蒙抄了他的後路，襲取江陵，關羽敗死於麥城，全荊州終為孫吳所有。荊州之爭

“大意失荊州”不是劉備之過，關羽要負一部分責任，最根本源於諸葛亮戰略總方針的錯誤，《隆中對》包含著錯誤的因素。

在諸葛亮心中，益州重於荊州，提出要劉備仿效劉邦，以益州為基地，走出秦川取中原的老路。

“其略定於此矣”。在荊州與益州戰略地位的認識上，龐統的意見可能與諸葛亮不同，他在勸說劉備取益州時，只說“權借”，即暫且利用，而不是以此為根據地，言外之意，荊州是根本。

諸葛亮是說“因之以成帝業”，則是以此為根據地，把荊州置於次要地位。

荊州雖在曹操南下和赤壁之戰中受到一些破壞，然其人文和地理條件遠勝於益州，識時務的俊傑諸葛亮應該是清楚的。

而且在當時荊州的地位極為特殊，它既是孫劉爭奪的焦點，又是孫劉聯合共抗曹操的結合點，絕對不可輕視，孫劉失和，只有利於曹魏，具有政治謀略並建立起孫劉聯盟的諸葛亮，應親自坐鎮荊州才是正理。

王夫之認為，“夫與吳在離合之間，定孫、劉之交者武侯也，有事於曹，而不得開釁於吳。為先主計，莫如留武侯率雲與飛以守江陵。”

可是在劉備並不需要時，諸亮卻離開州，率領張飛、趙雲趕往西蜀，減少荊州的兵力，把維持孫劉聯盟的重擔撂給了關羽，此其錯誤者一。

其二，由於重益輕荊，在對付曹操的軍事部署上，把重兵放到益州，作為“正兵”，是正面對敵的主力。只留一支孤軍屯駐江陵作策應，是為“奇兵”。

這是輕重顛倒。王夫之批評說:“以形勢言，出宛、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欲昭烈自率大眾出秦川，而命將向宛、錐，失輕重矣”。

當時形勢是，曹操重兵在宛、錐，身負重任的軍師將軍諸葛亮，不應該讓關羽孤軍北進而終遭失敗。

第三留關羽是諸葛亮的主張，《隆中對》雲:“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在劉備軍中，“上將”非關莫屬。

諸葛亮率軍入蜀時，也是留關羽守江陵。若謂留羽有錯，錯在諸葛亮。關羽在戰鬥中確是一員虎將，在政治上則是個庸才，根本沒意識到他在荊州有必須維護劉孫聯盟的重大責任。

關羽為人剛懼自用，自以為是，藐視一切，據說他“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連諸葛亮也不放在眼裏。

他“數與魯肅生疑貳”，“以忌諸葛者忌肅”。多次怒權。“權嘗為其子求昏於，罵其使，不許昏。由是權怒。”關羽在樊城打敗於禁的魏軍，趾高氣揚，不與東吳商議，“擅取權湘關米，權聞之，遂發兵襲羽”。

他輕視其部將廉芳、傅士仁等，當他北征襄樊時，“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威懼”。

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芳、傅士仁相繼投降孫吳，丟失了荊州。從這一點看，王夫之所謂“荊州以失關羽安能逃其責哉?”是切中要害之言。

重要歷史人物是一個時代社會條件下產生的，在這個時代的歷史舞台上，他們的言論行動必然會有得有失，有是有非。

對他們的評價，應當實事求是，臧否適宜，既不可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更不可認為凡身居高位、聲名顯赫者必然是全智全能。

對諸葛亮應如此，對任何人亦應如此，古今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