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人到底什麼來頭，商朝為何抓到羌人都要處極刑？考古有反常發現_藍夷_劉家_文化

原創

作者:壹周歷史

商朝以武力為基礎建立了國家，從一開始便開始了對周邊方國的征伐，這一局面持續了數百年，直至商朝滅亡的前夕，紂王依然在繼續對安陽東南方向的夷人發動軍事行動。殷墟的甲骨文中記錄了大量商王出征前的占卜內容，其中提到最多的便是羌方。歷史數據顯示，商朝對羌方的征伐是最為頻繁且規模最大的，商王武丁曾派遣創紀錄的1.3萬大軍，而他的妻子婦好也親自帶領三千兵力征討羌方（婦好率三千人，旅萬人，共一萬三千人）。盡管商朝最終取得了戰爭的勝利，但此次征伐並未使羌方屈服，隨後的甲骨卜辭中依舊頻繁出現“征羌”、“截羌”、“伐羌”、“執羌”和“獲羌”等字眼。甚至在婦好去世兩百年後，周武王起兵反紂時，羌人依然憤怒地加入了反對商朝的九國聯盟，這一歷史事件也表明，羌人直到那個時候，依然保有不小的實力。

商朝為何如此痛恨羌人？這個問題的根源或許可以追溯到商朝數百年來不斷地征伐羌方。然而，商朝對羌方的敵意，似乎並不完全令人理解。首先，羌方活動的區域主要位於陝西關中西部和甘肅東部偏南一帶，陝西扶風的劉家墓葬所代表的劉家文化被認為是羌方的文化遺存。商朝的考古研究表明，在商朝的鼎盛時期，即二裏崗文化的晚期至殷墟二期，商文化的影響範圍曾擴展到陝西關中的西安和扶風一帶，但此後逐漸退出了關中地區。這表明，陝西關中已經成為商朝的西部邊疆，而羌方則是商王朝西部邊界之外的一個方國。對於以安陽為中心的商王朝來說，羌方的存在並不會直接構成軍事威脅。

其次，甲骨卜辭中，商朝出兵征伐周邊其他方國通常都有明確的原因。例如，征伐土方是因為土方多次侵擾商朝的邊界，征藍夷是因藍夷人作亂侵犯商朝疆域，而征東夷則是因為東夷逐漸強盛並分遷至淮、岱地區。唯獨對羌方的占卜記錄相對模糊，並沒有明確的征伐理由。地理上，晉南的藍夷、晉北的土方、淮北的夷方距離商朝都城的直線距離都在千裏以內，而西疆的羌方則遠在千裏之外。盡管如此，商朝依舊不惜派遣上萬大軍遠征羌方，這對當時的後勤補給無疑是一大挑戰。

   搜

此外，商朝對羌人極為殘忍，許多羌人俘虜遭到極刑並被用作祭祀祖先。例如，在祭祖乙時曾記錄有“伐羌十五”（殺害15名羌人），以及“斷十牛，羌十人”（用10頭牛和10名羌人祭祀祖先）等記載。類似的記錄在甲骨文中數不勝數，甚至曾有一次記錄表明商朝一次性處決了多達300名羌人。這些記載表明，商朝對羌人的仇恨程度非常深，幾乎是想要徹底消滅這個方國。

早在1985年，著名的先秦史學者楊國勇便曾提出過一個假設：“我懷疑這些‘羌’可能是從夏朝流亡到羌地的夏人，因此商朝與羌人的矛盾特別深。”另一位考古學家陳夢家也認為，“羌是與夏同族的民族”。這一觀點並非毫無根據，因為早在春秋時期的《國語》中便提到：“羌之先祖四嶽，佐夏禹平治水土有功，被封於呂或申，賜姓姜”。後來的《史記》《後漢書》及《路史》都曾提到“禹出西羌”或“興於西羌”。如果羌人和夏人同宗，或者說在夏朝滅亡後，有部分夏人逃到羌地，那麼商朝對距其都城千裏之遠的羌方發動多次征伐便不再顯得那麼令人難以理解。商朝的祖先起源於河北漳河流域，與活躍在晉南、豫西地區的陶唐、虞舜、夏後等部族沒有直接的血緣關系，因此商朝的創始人商湯在推翻夏朝後，下令“一個也不放過，欲遷夏社”。

   搜

從考古學角度來看，二裏崗商文化區域的西部邊緣發現的劉家文化被判定為羌方遺存，這些文化遺物與齊家文化有著緊密的聯系，而後者被認為是夏文化的西北分支。進入殷墟三期時，商朝的勢力範圍開始向內收縮，商人原先在關中西部的駐地逐漸被羌文化所替代。這表明，在商朝的鼎盛時期，雖然商朝確實對羌方進行了多次大規模征伐，但未能完全消滅這個敵人。進入商朝衰退期後，羌方不僅未被消滅，反而逐漸發展壯大，其勢力範圍幾乎擴展到整個關中地區。

然而，殷墟四期文化的考古發現卻揭示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本屬於羌方的文化區域開始成為先周文化的分布區。這一變化並非周人通過戰爭征服完成，而是羌文化與先周文化發生了融合，二者和平共處，形成了新的周文化。這種融合背後的原因，可能是周人對羌人的懷柔政策，以及兩者同屬夏後氏後裔的血緣關系。《詩經》曾提到，周的始祖後稷之母為姜姓羌人，周的先公亶父遷居岐下後，還延續了與羌人通婚的關系。由於夏朝與商朝之間有著亡國之恨，面對共同的敵人，羌人與周人最終走到了一起，形成了新的周文化，並在後來成為了武王伐紂的中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