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深圳40年，感謝那些歷史的創造者

“特區建設總設計師”

說起深圳，就不得不提到它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中國面臨的問題就是從哪裏改革，如何改革？從哪裏開放，如何開放？要回答這個問題，世界上一種新的經濟發展的模式呈現在我們面前，這就是經濟特區。

1979年4月廣東省委主要領導向中央提出建議：可以利用廣東毗鄰香港、澳門，商品經濟較為發達，海外粵籍華僑眾多的有利條件，在對外開放上做點文章；同時“希望中央給點權”，在深圳、珠海、汕頭劃出一些地方實行單獨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資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初步定名為“貿易合作區”。

鄧小平對此建議表示贊成和支持。他興奮地說：可以劃出一塊地方來，叫特區，陝甘寧就是特區。同時也明確表示：“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並鼓勵他們“殺出一條血路來”。

以深圳為代表的經濟特區創建之後，鄧小平一直給予特別的關注和支持，並於1984年和1992年兩度親臨深圳特區，在關鍵時刻推動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

1984年1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主席、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鄧小平開始視察深圳、珠海經濟特區。他說：“辦經濟特區是我倡議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夠成功，我要來看一看。”

▲鄧小平為深圳經濟特區題詞

在視察的過程中，鄧小平認真地聽匯報，看當地的城市建設，並深入漁村、企業、車間進行調查，親自了解、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整個過程中，他作風嚴謹，沒結束考察絕不輕易下結論，更不長篇大論，只是看，只是聽，滿意之處，也只是寥寥幾個字的評價，且一定是切合實際的評價。考察途中，他登上中山溫泉後面的猴山，返回時說什麼也不肯從原路下山，硬是選擇了另外一條陡峭的路。他的解釋是“我不走回頭路”。這一小插曲，不僅是對建立經濟特區政策的肯定，也是對要堅持把改革開放道路走下去的一種暗示。

通過視察，鄧小平越來越多地發現，深圳、珠海這幾年裏發生了巨變，這些變化讓他對辦好經濟特區充滿了信心！正是因為如此，他在珠海和深圳分別留下了公正客觀的評價：“珠海經濟特區好”“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這一評價，使得持續了四年之久的要不要辦特區，辦特區是否正確的爭論有了旗幟鮮明的結論。特區人懸著的心終於可以放下了。

1992年，國際風雲變幻激蕩，中國改革開放面臨嚴峻考驗，在這個緊要歷史關頭，88歲高齡的鄧小平又一次到廣東視察，發表極其重要的南方談話。談話言簡意賅，振聾發聵：“特區姓‘社’不姓‘資’。”“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判斷的標准，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這兩只手都要硬。”……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南方談話指明了中國前進的方向，“總設計師”的高瞻遠矚，極大鼓舞了廣東幹部群眾加快改革開放的決心，也推動全國興起了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大潮。

“特區建設總工程師”

如果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那麼谷牧就是總工程師。在改革開放時期，谷牧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特區辦主任，他作為鄧小平的得力助手，既是中央決策層的重要一員，又是經濟特區建設實踐的具體執行者。不論是指導思想還是實際工作，他都為創建深圳特區作出了重要貢獻，被譽為“特區建設總工程師”。

1979年5月，谷牧曾率領一個工作組到廣東、福建調查。二十多天的調研結束後，谷牧就勾勒出了特區政策的輪廓。之後，從1980年到1990年的10年間，他又到深圳12次，足跡幾乎遍布深圳的每寸土地。時任市委秘書長的林祖基曾說：“那10年中，他（谷牧）經常來深圳，來的目的就是搞調查研究，看特區建設中存在哪些問題和困難。”之後，從政策層面給予支持。

可以說，深圳特區創建初期的種種探索之所以能夠進行，與谷牧同志等党和國家領導人所開辟的“綠色通道”分不開的。谷牧對深圳特區懷有深厚感情，自稱是“深圳人民的老朋友”。

特區一路走來，經曆了重重困難。谷牧這位“總工程師”也是一路風雨兼程，承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壓力。

谷牧曾回憶當年國務院特區工作組建立之後，他第一次召集工作人員開會時，除了布置工作以外，他還特意講了一番交心的話。他說，對辦特區的認識並不是那麼統一，議論很多，很敏感，他是准備讓人家“火燒趙家樓”的。但是，他也說大概不會出現這樣的前景。工作人員中誰要有顧慮，不願做這個工作，及時提出，可以另行分配。他說這項工作不勉強任何一個人。不過，他也告訴工作人員，不論出什麼問題，板子不會打到他們身上，只算他一個人的賬。

▲谷牧聽取深圳蛇口工業區開發建設情況匯報

對於廣東幹部，谷牧更以激進改革者的姿態，給予更多的支持和鼓勵。谷牧在特區建立之初，曾對習仲勳和吳南生等廣東党政領導幹部強調說：“中央是要廣東先行一步，要廣東大搞，小腳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這個作用。廣東要快馬加鞭，搶時間走在全中國的前面。辦特區，就看你們廣東的了，你們要有點孫悟空那樣大鬧天庭的精神，受條條框框束縛不行。”後來谷牧的“孫悟空”一說被廣東幹部廣泛沿用，以激勵自身改革。

隨著深圳經濟特區的創建，質疑之聲越來越大。

時任深圳市副市長的鄒爾康說，正是谷牧為大家頂住了壓力，讓大家堅定了信心。

特區的第一個“孫悟空”

吳南生是廣東經濟特區的主要拓荒者。在深圳特區還沒有正式成立之前，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吳南生被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點將”，習仲勳看中吳南生出生於本土，對汕頭、深圳沿海地區的基本情況熟悉，就對他說：“南生，你就去當特區的第一個孫悟空吧！”就這樣，吳南生成為深圳經濟特區首任市委書記。

▲吳南生

1979年12月16日吳南生代表廣東省委在向党中央和國務院匯報的《關於廣東建立經濟特區的幾個問題》中，第一次使用了“經濟特區”之名，而且在“談談特區規劃的一些情況”裏，用幾百字闡發使用這一稱謂的必要：“中央批轉廣東省委的報告是說要辦‘出口特區’，我們同各方面的同志和朋友交換了意見，都覺得改稱為‘經濟特區’較好。特區固然要以辦工廠為主，但也要搞樓宇住宅和其他經濟事業。比如在深圳特區，擬規劃工業區、科學技術研究區、住宅區，以及商業、行政和文化區……”

吳南生還在推動全國人大出台《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以下簡稱《特區條例》）上起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980年4月14日，吳南生向省人大常委會匯報設置特區和制定特區條例的問題時，提出“辦特區是件大事，特區條例的立法程序要盡可能完善些，所以在作這次修改時，改為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但在廣東將《特區條例》送到全國人大時，有些人不同意，說從來沒有一個地方的條例拿到全國人大討論。但吳南生堅持，“特區是中國的特區，不是廣東的特區，如果條例沒有在全國人大通過，誰都不敢辦特區”。爾後，在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主持下，條例獲得通過，深圳特區得以正式出爐。事後吳南生在回憶這段歷史時說：“那時，我們已深深地認識到，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要搞特區沒有先例。如果條例沒有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正式授權，是無法創辦的。”他說：“沒有法律可依，不但投資者不敢來，對我們這些‘冒險家’來說，什麼工作都寸步難行。”

本篇圖、文綜合整理自：《深圳之路》、人民網、中國共產党新聞網、百度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