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閆志講《公牛崇拜的全球化》，明白牛在人類文明中的地位和價值

閆志的講座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展開：

一、從捕獵對象到馴化家畜——牛的馴化史

據他介紹，20萬年前出現的尼安德特人就是發達的狩獵群體。他們能夠捕食猛獁象、野牛這類大型哺乳動物。大約距今40000年前，比尼安德特人更厲害的晚期智人已懂得如何把所見所聞通過各種方式記錄下來。

發現於19世紀的西班牙阿爾塔米拉洞穴岩畫，畫中以野牛和野馬為主題。到上世紀90年代止，在法國南部至西班牙北部的比利牛斯山脈，發現了數十處有岩畫的史前洞穴遺址，時代在距今約30000年前到10000年前。例如，在法國南部阿爾代什省的肖韋岩洞壁畫，一共描繪了13種不同種類的動物，數量最多的是也是野馬和野牛。發現於19世紀的西班牙阿爾塔米拉洞穴岩畫，也是以野牛和野馬為主題。在非洲利比亞南部的麥薩克高原，考古學家發現的裸露岩畫，主體是一頭大角水牛，角上還站立著一只類似水鳥的飛禽，這種大角水牛應該屬於野生水牛屬。

上世紀60年代的法國考古學家André Leroi-Gourhan對法國境內每一座岩畫洞穴進行了研究，他指出：在這些岩畫中，一是野馬和歐洲野牛是最常見的動物主題，二是它們多位於洞穴岩畫的中心位置，三是其他動物則處於邊緣位置，有一些不常見的動物則集中在洞穴深處。

關於壁畫動物的內涵，自從19世紀發現洞穴壁畫以來，人們就在不斷爭論。早期觀點大多認為，這些動物都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食物。在生存環境艱難的史前時代，為了祈求食物豐盛，原始人類希望通過繪畫巫術來對狩獵活動施加影響。因此，越是在原始人類食譜中常見的動物，就越能占據洞穴壁畫的核心地位。然而，近來的考古發現否定了這種觀點。因為在洞穴遺址及其周圍，出土的動物骨骼大多是馴鹿或紅鹿遺骸，屬於野牛、野馬的遺骸則很少。這說明，當時人類的主要肉食來源是鹿類動物。

因此，繪畫巫術表現的不是人類“常吃”的動物，而是人類“最希望”吃的動物。動物考古學家米森據此提出了狩獵教學說：古代的獵人們平時集體狩獵時通常都會選擇安全的對象——鹿，有時一些人也單獨或結伴冒險攻擊野牛；由於捕獵野牛難度更大，需要學習和傳授，所以有經驗的獵人為了教學方便，就把野牛畫下來。

君特在1988年發表的著作中稱，這些岩畫的創作者很有可能根本不是“專職”獵人，而是以狩獵-采集為生業的人群。狩獵-采集人群主要以野生植物為食，偶爾會捕獵一些小動物作為副食。他指出，直至今日在南部非洲的布須曼人仍然保持著這樣的狩獵-采集的生活方式。他們的捕獵對象主要是野兔、蹄兔以及羚羊等小型植食動物。但是他們的岩畫作品卻多表現大象、大羚羊、長頸鹿等大型動物。這些表現在岩畫中的大型動物，是布須曼人宗教的產物。

進入距今約10000年的全新世以來，人類越來越傾向於定居生活。因為僅僅依靠最原始的狩獵采集模式，很難維持穩定的食物來源，因此開始出現農業萌芽。與早期農業同時，人類開始了對動物的馴養。變成家畜的動物也能夠像農作物一樣，提供穩定的食物。從考古發現的材料來看，山羊和綿羊是最早被馴化的動物種群。牛的馴化過程卻十分漫長並困難重重。有學者認為，大約距今7500年前，印度獨立馴化了黃牛。水牛的進化則被追溯到5000年前的印度河流域。

牛類動物的馴化與農業的出現，都使得社會複雜化的程度加深。當牛變成家畜，就成為了財富和權力的象征。在今土耳其境內安納托利亞半島最東部出土了許多表面光滑的公牛紋紅陶片。銅石並用時代中晚期(公元前5800—前3200年)的土耳其東部地區，出土了美索不達米亞式的印章，其上的圖案也有奔跑的公牛。同時，伊拉克北部地區出土了彩繪牛頭陶碗，上面用彩色顏料描繪了四只牛頭，牛頭抽象成一條直線，並且相互交叉形成十字形，唯一可以辨識其物種的就是四對外翻的大角。

進入新石器時代晚期，牛的馴化現象在非洲東北部地區已經比較普遍。尤其在埃及這一農業發展較早地區，牛的蓄養非常重要。埃及中部的阿拜多斯U-415號墓中，出土了一件涅伽達文化I期的長頸陶瓶。陶瓶表面雕刻了一組人物和一些動物。位於陶瓶腹部的一組畫面中，有兩個人用繩子一類的東西牽著一頭牛和幾只豬形動物。

在涅伽達遺址的一處王室墓葬中，考古學家發現了一枚殘損了的燧石石片。這件石制品長度約17厘米，被塑造成公牛頭的形象，出土時有一只角已經缺損。

動物考古學家理查德·布萊德利的研究表明，農業產生之前的岩畫藝術中，動物的輪廓並不是作者在意的問題。因此往往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動物相互疊壓，輪廓線互相交錯。而農耕文明中的動物形象卻輪廓清晰。這種差異在布萊德利看來代表著兩個時代的宗教思維差異。前者顯示出原始人類對於動物和人的邊界的認識比較模糊，人與野獸之間是一種可以互換的狀態，這是古希臘神話中“獸人”的來源。而後者則由於馴化了動物，因此能夠明白人與獸之間有著分明的界線。

二、神·牛的崇拜——一種全球化

埃及

在埃及神話和宗教系統中，人與動物之間仍保留了更為原始的互換關系。這主要體現在埃及神明的動物形象中。在古埃及人看來，動物都具有神性，只有神才能擁有動物的形象特征，獸就是神。在眾多埃及神祗中，牛形象的神明特別引人注目。首先是著名的女神——哈索爾。哈索爾是太陽神拉的女兒，也是法老的保護神荷魯斯的妹妹和妻子。哈索爾的標志性裝飾之一便是眼鏡蛇。

哈索爾有很多形象，其中一種便是母牛。最早的哈索爾以牛頭的形象出現。前面提到了涅加達文化2期的燧石牛頭很可能是哈索爾的形象。另一件涅加達文化時期的石質調色板，在板面上雕刻有牛頭形浮雕，在牛頭周圍還有星狀物。這件調色板上的裝飾被認為是確定的哈索爾形象。更為常見的哈索爾形象則是人形，頭上有一對牛角標識其特質。女神形象的哈索爾也出現在諸多壁畫、浮雕中。

在古埃及，牛是權力與力量的象征。著名的納爾邁調色板描繪了第一個統一埃及的法老——納爾邁。在調色板頂端突出部分，兩面都雕刻著長著牛角的女神。關鍵在於調色板反面的下部，雕刻著一頭公牛，巨大的角撞破了敵人的城垣，迫使敵人匍匐投降。調色板正面中心，雕刻著納爾邁舉著權杖擊打敵人；反面上方，納爾邁在視察對俘虜行刑的場面。

西亞

西亞是馴化牛的原產地之一，也是最早的牛崇拜發源地。前述提及的牛頭紋彩繪陶碗，就是早期牛崇拜的代表。

與埃及不同，在古代西亞人的頭腦中，人與動物的界限是分明的。西亞神話中的神明都以人的形象出現，而那些動物尤其是凶猛的動物，則都是與神敵對的邪惡的象征。

尼尼微出土的將死的獅子浮雕，雕刻於約公元前7世紀，現藏於大英博物館。亞述帝國國王亞述巴尼拔宮殿浮雕壁畫，畫中的獅子身中數箭，口噴鮮血，即將死亡。這是一幅狩獵壁畫的局部，在其他部分，描繪了亞述巴尼拔用短劍直接殺死獅子的場景。尼尼微還出土了獵牛浮雕。在狩獵浮雕壁畫中，牛是僅次於獅子的題材。

德國柏林佩拉蒙博物館收藏了一幅公元前695年的亞述浮雕，畫面上中心地位的是一頭公牛，正在向前奔逃，後腦和脊背上中了三支箭。牛即將被三匹馬拉的戰車追上，戰車應該在與之緊鄰的另一幅浮雕壁畫上。畫面下方另外一頭牛已經匍匐在地，奄奄一息。

古印度

美索不達米亞出土的滾筒印章，是公元前2200年的文物，現藏於平山鬱夫絲綢之路美術館藏。哈拉帕文明是一個成功的商業文明，哈拉帕人將印度的棉花、陶器販賣到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從阿富汗、伊朗那裏交換寶石、貴重金屬。哈拉帕印章，制作時間大約公元前2500——前1750年，現藏於大英博物館藏。為了滿足商業運輸的需要，哈拉帕人還發明了輪子。他們不僅把商品運輸到各地，而且也是歐亞大陸文化交流的參與者。伊朗西北部出土了公元前12－前8世紀的牛形陶壺，現藏於平山鬱夫絲綢之路美術館。

印度邁索爾（今卡納塔克邦）出土了17世紀的南迪雕像。濕婆神是吠陀時代創造的“二代神”，其父是創世大神梵天。在印度宗教中，濕婆總是以藍色皮膚、手執鋼叉的形象出現。他的坐騎是一頭名叫南迪的公牛。南迪也是印度人崇拜的偶像。隨著印度教在世界範圍的傳播，在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也有南迪崇拜的痕跡。柬埔寨波羅勉省出土了前吳哥時期（7世紀）的南迪雕像。

古希臘

在古臘伊拉克利翁博物館的展廳中，有一件公元前1600年——1400年的牛頭形酒具。這件牛頭酒具屬於克裏特的米諾斯文明。米諾斯文明是希臘早期的青銅文明。在這一時期的克裏特島，到處都有牛的形象。

希臘文明的興起是環地中海地區文明互動的結果。在希臘神話中，還有很多與公牛相關的傳說。最著名的就是宙斯與歐羅巴的愛情故事。

南意大利出土的公元前4世紀公牛頭形陶壺，現藏於平山鬱夫絲綢之路美術館藏。

讓－弗朗索瓦.德.德魯特繪的《誘拐歐羅巴》，現藏於華盛頓國家藝術館藏。歐羅巴是腓尼基國王阿哥諾爾的女兒，宙斯垂涎歐羅巴的美色，為了避免妻子赫拉的嫉妒，宙斯變作一頭公牛，引誘歐羅巴騎上他，並渡海將她帶到了另一片土地。後悔不已的歐羅巴最終聽從了阿芙洛狄忒的安排，成為宙斯的情人，並為他生下三個兒子。

中國

由於馴化牛的技術傳入中國的時間較晚，史前時期的中國缺少牛形象的藝術品，涉及野牛形象的也不多見。

進入商周時期，牛在“禮制社會”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首先，牛作為最高等級的祭祀犧牲，進入禮制殿堂。在一篇記錄了祭祀商王先祖的甲骨刻辭中，一次祭祀竟然殺牛多達三百頭。約公元前14世紀的王賓中丁牛骨刻辭，現藏於國家博物館藏。在周代禮制文獻中，牢分大小兩種。太牢是祭祀、會同、賓宴中最高等級祭品或食物，一般由牛、羊、豬三種肉類組成，有時單獨用牛也可稱太牢；少牢則只有羊，或者羊、豬並舉；只有豬的祭品則稱“饋食”。在先秦祭品及食物等級中，牛顯然占據了制高點。

其次是占卜領域。人們所熟悉的商代占卜用具是龜甲，其實當時更多的是用豬、羊、牛的肩胛骨進行占卜，偶爾也用鹿骨。商代人在選擇獸骨時已經開始傾向於體量較大的牛骨。

第三是青銅器裝飾紋樣。在商代青銅器上，最為常見的紋樣是獸面紋，舊稱“饕餮紋”。在它的很多變形中，有一種獸可以明確判斷是牛，因為這種類型的獸面紋長著一對水牛角。犧尊傳統從商代一直延續到兩漢時期，多呈現為鳥、象、貘等動物形象，也有牛形犧尊。

清代的大威德金剛造像，現藏於故宮博物院藏。河南安陽侯家莊1004大墓出土的牛鼎，屬於商代晚期，現藏於台灣“中研院”。北京房山琉璃河出土的伯矩鬲，屬於西周早期，現藏於首都博物館藏。

三、“生食”與“熟食”——公牛崇拜全球化的人類學解釋

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是什麼？符號是本質。

法國學者皮埃爾·維達爾-納凱對希臘神話進行了細膩的結構主義人類學解讀，這對於我們理解牛在人類歷史時期神話以及相關藝術創作中的重要地位很有啟發。

維達爾-納凱巧妙地運用了列維-斯特勞斯的“生食”-“熟食”理論。這一對概念貌似是在描述人類歷史上的兩個階段，其分水嶺是人類學會使用火。但在列維-斯特勞斯看來，這實際上代表了人類社會對於野蠻和文明兩種狀態的區分。這裏的“生食”不是泛指一切未經火烹飪的食物，而是特指食生肉甚至人肉；而“熟食”則指糧食或家養動物，總之與動植物的“馴化”有關。

牛在古希臘祭神儀式上是最為崇高的祭品，而只有家養的馴化牛才能成為祭品，野生牛則不能進入正常祭品範疇。馴化-祭祀-熟食，與狩獵-不祭祀-生食構成一對對立體系。因此，一個人群是否屬於“人”(文明)的範圍，就要看他們是否用牛來祭祀神祗。

另一種考古人類學解釋，表面上似乎否定了公牛在“文明”-“野蠻”轉換過程中的作用，但是卻仍然沒有否定這種結構性轉變。法國考古學家雅克·庫文對近東地區前農業時代定居遺址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他認為，在動植物馴化的前夜，以野生公牛為符號的象征物品已經普遍存在，而公牛不僅象征著男性法則，而且象征著自然的不可馴服。他的核心觀點似乎在暗示，公牛崇拜之所以成為一個全球現象，是人類從遊獵到定居行為模式轉化的分水嶺。

無論是從遊獵到定居的行為模式轉化還是從狩獵采集到農業的生計模式轉化，公牛崇拜都起到了分野和標志的作用，這或許是我們理解公牛在早期人類社會以及文明中的地位和價值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