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舜禪讓的傳說是儒家的杜撰，還是歷史的真實事件？

中國之所以能成為文明不息、浴火涅槃的世界大國，這得感謝早期儒家。
是他們傳承了周王室的文書檔案、三代典章制度，從而形成了華夏最早的歷史學、哲學、語言學、文學經典，使中國文化根深枝散、繁榮滋長。因此，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聖賢，不僅是繼往開來的文化巨人，也是百家爭鳴的奠基人，更是多災多難的古老中華大地不斷走向民族融合、走向國家統一的文化符號。
二十四史，從《史記》至《明史》，也是儒家的力作。否定儒家，我們又何以知史呢？無孔門六藝，就算墨、道、法、兵等諸家，也無從得知三代以往！墨家讀儒家經典以知古，法家出儒家之門，並無疑義。老子道德三千言，是不言史的；而莊子精通儒經，則是很明顯的。

堯舜禪讓之典出自我國史書之祖《尚書》。《尚書》先秦但謂之《書》，“尚”字蓋漢初伏生傳二十九篇時所加，因其為“上古之書”。
《尚書》本漢人之舊稱。稱《書經》者，宋以來之通稱，因先秦即為“六經”之一，其後五經（漢初樂已失傳）、七經、九經以至十三經，此書均在列。故曆代以“經”譽之，而不入史書之目。

“書”本義為公牘。
所以瑞典考古學家、語言學家高本漢《尚書》譯本，書名為《The Book of Documents》，甚得其實。

“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尚書?召誥》）其“書”為誥命之公文。

“明啟刑書胥占。”（《尚書?呂刑》）其“書”為政府所頒之法典。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出車》）其“書”為征召服役之命令。

書成為書籍的通稱，始見於魯昭公二年《左傳》：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
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根據上引史料的記載，我們大致可以說：平王東遷雒邑後，魯國所存與周王室有關的文獻獨豐。以今存《尚書?周書》的二十篇來看，實際都是周王室及諸侯國的重要公文，涉及周公及魯國者達十一篇之巨。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尚書》各篇出自魯太史氏所藏之檔案，是孔子拿來作為教授生徒教材的。

《史記》《漢書》皆無孔子刪書之說，其說出自《尚書緯》，故鄭玄述之。
然書緯出於哀平之際，蓋因史遷“孔子刪詩之說”而臆斷之，實際為張霸偽“兩百篇尚書”張本。自《毛詩正義》以來，論孔子刪詩者甚眾，都謂其不足信。所以孔子刪書之說，實則無稽之談。

鄭作《書論》，依《尚書緯雲》：“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侯》。”以為去三千一百二十篇。（偽孔序《尚書正義》。）
黃帝玄孫之書，怎麼可能記載秦穆公呢？可知其說荒誕！

《國語》與《左傳》所載引述《尚書》之人，在孔子以前者頗多，則《尚書》中若幹篇章，在孔子之前必有傳本。只是傳錄篇章較少，誦習之人多為官吏，而孔子開平民教育之先河，有教無類，門徒眾多，所以其教本廣為流傳。民間知書之士日多，遂有戰國學術之燦爛。孔子“不言怪、力、亂、神”，“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見《孔子世家》），奠定了中國歷史、哲學的學術家法，所以稱儒家杜撰上古史事者，無疑是信口雌黃、數祖不知典。

《竹書紀年》否定“禪讓”之典純屬子虛烏有，實際應是對當時“子之之亂”的反思，但其汙損舜“囚堯”“拘朱”離經叛道，且孤證難立，終被崇尚理學的宋人自覺摒棄

古本《竹書紀年》輯文關於堯、舜禪讓，只有四條：

①堯之末年，德衰，為舜所囚。（輯自《路史?發揮五》注文所引。《史記正義》所引《括地志》文略異）

②舜囚堯，複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輯自《括地志》）

③舜篡堯位，立丹朱城，俄又奪之。（輯自蘇鶚《演義》）

④堯禪位後，為舜王之。舜禪位後，為禹王之。（輯自蘇鶚《演義》）

以上四條，④明載堯、舜禪讓之事，與主“篡奪”的③實則自相矛盾，且輯自一人之作；①②並未否定禪讓，但言舜登位後囚堯、拘朱而已。故言《竹書紀年》否定禪讓純屬子虛，且無早期史料可以佐證，更與經傳相悖逆，讓人不免懷疑其為韓、趙、魏滅晉有國而張本，實難采信。

又釋法琳《廣弘明集》的《對傅奕廢佛僧事》，引《竹書紀年》雲：“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而《史通?疑古篇》《路史?發揮五》同樣引該文，卻說出自《汲塚竹書》的《瑣語》，而非其《紀年》。

《竹書紀年》截止魏襄王二十年，當然是魏襄王生時史官編訂的。魏襄王五年（前314年），燕國發生的“子之之亂”，實則燕王噲受子之、厝毛壽、蘇秦等蠱惑，禪讓燕相子之，而引起燕太子平與子之爆發王位爭奪的血腥內亂（詳見《燕召公世家》）。“子之之亂”可謂戰國中期重大歷史事件，讓人們必然對上古“禪讓”的信仰產生對搖，《汲塚竹書》關於篡位、囚堯、拘朱的敘事，應該就是對這一重大事件的反思。這一事件同時也說明，在戰國中期以前，人們對堯、舜禪讓是深信不疑的。

嘉會的頭條文章《〈竹書紀年〉能否定“禪讓”之典嗎？》，對此話題有細考，茲不冗敘。歡迎關注、查閱。

《尚書?堯典》與《大戴禮?五帝德》對堯、舜禪讓有明確的記載。《堯典》成書於孔子之後、孟子中晚年以前，應該是根據孔門傳授所作，但不能忽視其史料價值

今本《尚書》二十九篇，從《堯典》至《金滕》的十二篇，文字淺顯、觀念成熟，與其後的西周早期作品和出土的金文、甲骨文相比對，基本可以斷定成書於戰國時期。那麼是否可以認為它們並非源於魯太史藏書呢？

嘉會是這樣看的：先秦書籍載體主要為簡冊，笨重、占地兒、難以攜帶，故師徒授書，主要靠口耳相傳；年代久遠之後，文字、觀念必然發生變化，故傳承故書必然有所增損。後人習慣用自己熟悉的語言和觀念，去解釋古代的文字和現象，但其基本事實、思想主旨是不會發根本變化的。很簡單，同樣的歷史事件，春秋文字和戰國文字都能說清楚，只是從文字考古的角度來看，戰國文字已失去春秋時代特征而已。

從《堯典》來看，堯禪位舜的必要性有四：①在位七十載，四嶽羲和仲叔已老，三凶共工（少昊之後居水官者窮奇）、歡兜、鯀在朝，朋比為奸。②洪水滔天，嗣子丹朱逞強、爭訴，難堪大任。③無可繼之人，只能選拔邊緣親族裏的賢哲。④舜得試用，政績斐然。讓舜攝行天子之政，與其說“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勿寧說於丹朱、於九族都有大利！

然禪讓終究在黃帝家族內部實行，當禪讓於外姓時，如啟殺伯益、子之之亂，貴族集團的既得利益受到損害，必然觸發你死我活的血腥政鬥。伯益攝政十年，言“佐禹日淺，天下未洽”，太史公也未得其要。足見堯舜禪讓之高明：妻舜二女，親人加女婿，試之二十年，且生時采用“受終於文祖”的儀式，以強化其氏族成員的身份；而舜、禹皆顓頊六世孫（《漢書?律曆志》雲“顓頊五世而生鯀”，《大戴禮》在司馬遷作《史記》時恐已脫文），自然舜禪禹阻力要更小。

禪讓制的核心是“選賢與能”和“德才兼備”，但終究是氏族內部的君位民主繼承制度，其民主是有限的，既不宜誇大和美化，也不能否定其觀念仍在福佑中華

禪讓制破產是私有制發展和貴族集團形成的必然，而世襲制和家天下的出現也並非歷史的倒退。相反，在嫡長子繼承制盛行的戰國中期，搞上古禪讓恰是圈套和笑料。當然，後世的禪讓，更像是武力篡政的遮羞布。

如果承認“選賢與能”是中國的優良傳統，那麼就不應懷疑“禪讓”存在過。對《竹書紀年》斷章取義，對傳世經典妄自菲薄者，實際是對中華歷史、人文的背叛。大家既然承認羅馬元老院的民主，更不應否定上古禪讓的存在。事實上，如果有幾個兒子可以繼承你的企業，你會讓自私無能的兒子接盤嗎？

一個民族的歷史，如果溯源於神話傳說，自然與文明古國不沾邊。我們沒有感念儒家對中華文明的傳承之功，卻在這裏懷疑他們建構的古史系統，是否他們的杜撰，這不是很搞笑嗎？凡平和、中正之言，凡以“三不朽”為命者，自當歸為儒家之列。事實上，儒家所確立的仁政為民、以德治國的傳統，五倫協和的禮制理想，我們今天可有背逆？

儒家可以成為落後中國的替罪羊，也可以成為近代革新者的絆腳石，但新中國締造者們和“兩彈一星”的科學家們、民國的大師們，都是負有儒家“兼濟天下”的入世情懷和使命的，這些可以抹殺嗎？

傳統缺失，中華之殤，而西方敵對勢力之喜也！謝閱，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