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燕斐：銀行和保險機構應加強氣候變化相關風險的管理｜封面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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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銀保監會政策研究局一級巡視員葉燕斐

導語

氣候變化是有文明以來人類所面臨的極嚴峻、極緊迫、極持久的挑戰，應對氣候變化是全球的共同責任。銀行和保險機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具有巨大潛力，負有重大責任，可以發揮重大作用。應對氣候變化，調整經營結構和經營方式，管理氣候變化風險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風險，事關銀行和保險機構的切身利益。

氣候變化是有文明以來，人類所面臨的極嚴峻、極緊迫、極持久的挑戰。能否成功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關系人類命運和前途，關系人類的持續發展，關系到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家企業、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的切身利益，關系到每一片森林，每一塊草地，每一處濕地、湖泊、海洋，每一個物種的盛衰。應對氣候變化是每一個人、每一家企業、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的責任，是全球的共同責任。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重要內容。

全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機構在動員社會資源和配置社會資源、引導和塑造產業結構、促進投資和消費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銀行和保險機構作為金融機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具有巨大潛力，負有重大責任，可以發揮重大作用。氣候變化及其引發的一系列深刻持久的變化，將對銀行和保險機構的資產質量形成重大挑戰。應對氣候變化，調整經營結構和經營方式，管理氣候變化風險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風險，事關銀行和保險機構的切身利益。

銀行和保險機構必須深化對氣候變化挑戰的認識

氣候變化是關系地球生態和人類命運的全球性挑戰。
大約20萬年前，人類的祖先——智人在東非誕生，之後逐漸出走，足跡遍布全球，開啟了人類歷史意義上的全球化。從此，地球生態從自然演變轉變為人類有意和無意干預下的自然和非自然演變。森林的消失，洪水的泛濫，土地的沙漠化，物種的毀滅，是人類給地球生態演變留下的自然印記。工業文明的出現，伴隨著人類生產能力和消費能力的指數化增長，人類對地球生態演變的干預影響也有了指數化的增長。直到今天，人類活動所帶來的氣候變化讓我們見證了極地冰山的融化、高原冰川的消退、日漸增多的極端天氣、生物多樣性的不斷喪失。人類是地球之子，是地球持續演變的自然產物，人類的生存和繁衍與地球生態的支持息息相關，一刻也不能分離。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需要一個良好的可持續的地球生態。氣候變化正在不斷損害這個人類可依賴的唯一的地球生態。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報告指出：“在過去50年中，全球野生動植物數量減少了60%，由此導致的全球環境危機常被稱為第六次物種大滅絕。”

氣候變化是對人類命運的緊迫挑戰。
人類誕生以來，既不斷從地球生態吸收它所需的營養，又不斷向地球生態排泄種種汙染物。地球生態以其巨大的包容力，容納和很大程度上消化了人類對她的巨大傷害。但溫室氣體可能是唯一一個例外。由於地球的物理和生態特點，當溫室氣體排放時，它們不能被地球生態同步吸收，而是因地球引力的緣故不斷累積在大氣層。溫室氣體在大氣層濃度的增加使光熱難從地球生態圈逸出，形成溫室效應，即氣候變曖。氣候變曖帶來更多的極端天氣，幹旱和蟲災增多，帶來和加重全球糧食危機。氣候變曖帶來海平面的上升、更多和更猛烈的海潮，損害我們日常生產和生活高度依賴的城市基礎設施和我們自身的居住條件。

氣候變化是對人類命運的持續的挑戰。
氣候變化本源於溫室氣體的排放和累積。溫室氣體不斷排放的背後是傳統的以化石能源為基礎的工業化生產方式。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在少數國家占統治地位的工業化生產方式和以此為基礎的城鎮化生活方式日益成為世界各國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這與人類個體不斷追求更加自由、更加富足、更加美好的生活願望密切相關。例如，衣食住行是人們物質生活的主要內容。衣服不僅是簡單的保暖的需要，更有審美和個性化的需要，這就驅動了人們對更多天然植物（如棉花）和人造纖維的需要，人造纖維的生產需要大量化石能源的采掘、煉制和加工。食，從最初主要滿足人類個體的熱量需要，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識、身高意識的增強，人們在食品中會逐漸提高蛋白吸取量，這就需要更多的動物的飼養和肉乳食品的加工。住，哪一個家庭不希望有更大的房子呢？除了必備的臥室外，孩子需要遊戲室，大人需要書房和健身房，客人需要客廳，寵物需要專門的住處，汽車需要停車位。住的需求要靠大量的金屬和非金屬礦物的采掘、燒制和加工來支撐。行，“世界是美好的”，誰不希望多出去看看呢？這就需要汽車、火車、郵輪、飛機甚至火箭等現代交通工具，背後依靠的是高度發達的現代制造業。目前，完成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國家只有高收入國家，即經合組織國家，其總人口約10.7億。工業化和城鎮化走完約70%曆程的國家是中國，人口約14億。高收入國家人口與中國人口合計，約25億人，不到全球人口（約76億）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說，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還在剛剛開始工業化、城鎮化或其半途之中。如果沒有革命性的產業、技術變化，今天的高收入國家以及中國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就是未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誰也沒有權利阻止這些國家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這意味著，更多的溫室氣體排放還在未來，更多更快的氣候升溫和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嚴峻挑戰還在未來，目前面臨的氣候變化挑戰剛剛開始。

應對氣候變化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當今世界，矛盾重重，錯綜複雜。但究其根本，占這個世界大多數人口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不足是根本的矛盾。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世界的主題。但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不可能再簡單重複走發達國家的路子，甚至也不可能簡單複制中國的發展方式，必須在應對氣候變化中走出發展的新路子。這樣才能平衡好國別利益和全球利益，實現國別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發展不是簡單的發展，而是可持續發展，只有實現可持續發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當今世界的各種矛盾。所謂潮流，就是能不斷地匯聚各方共識和力量，不停向前，越來越強大、越來越猛的勢力，任何人都阻擋不了，不做“弄潮兒”，也要被裹挾進去。銀行和保險機構應不斷深化對可持續發展這一世界大潮的認識，從經營方式、經營內容、體制機制、人力建設等方方面面預作准備，及時調整，以順應可持續發展潮流對銀行和保險業的沖擊和影響。

銀行和保險機構在應對氣候變化中可以發揮重大作用

銀行和保險機構是撬動經濟的杠杆的支點所在。
阿基米德說，給他一個支點，他就能撬動整個地球。以此類比，如果我們要撬動經濟，那麼這個支點所需的杠杆就在銀行和保險機構。銀行和保險機構，一方面他們面對資金的借出人，另一面他們面對資金的借入人。在面對貨幣資金借出人時，不管面對的是“富商巨賈”還是“糶鬥小民”，銀行和保險機構都要通過創新的金融產品設計、動人的宣傳、吸引人的利益，將“大江大河”的貨幣流與“涓涓細滴”的貨幣流匯聚到如“海洋”般巨大的銀行賬戶中，形成巨大的貨幣資金池。就這個方面而言，銀行和保險機構是社會資源的動員者、組織者和匯聚者。銀行和保險機構在面對貨幣資金的借出人時，不管面對的是“巨無霸”似的跨國企業或企業集團，還是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個體農戶、個人消費者，銀行和保險機構都要精挑細選，仔細了解、詳盡調查這些資金借入人的經營、業務、架構等情況，他們屬於哪個行業，現在做什麼，借錢做什麼，靠什麼還錢，等等。就這個方面而言，銀行和保險機構是社會資源的配置者。他們通過貨幣資金的分配，決定了社會資源流向哪個領域、哪個行業、哪個（類）企業、哪個（類）個人，因而在這個意義上講，銀行和保險機構引導和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社會的生產方式、流通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具體的是投資結構、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銀行和保險機構以低資本、高杠杆方式吸收了社會上的貨幣資本並將其投放出去，承擔了信用中介和流動性轉換功能，承受了信用風險和流動風險以及其他各類風險。企業和個人則以較高的資本和較低的杠杆從銀行和保險機構借入貨幣資本並將其投入投資、生產、流通和消費活動中。因此，在貨幣資金的借入借出過程中，是銀行和保險機構杠杆乘企業和個人杠杆的倍數作用，並以此推動經濟的不斷循環、增長和擴大。

銀行和保險機構不僅是貨幣資金的匯聚中心和循環中心，還是信息的匯集中心和加工中心。
銀行和保險機構通過為企業和個人辦理結算、支付、匯兌，吸收存款或收到保費，代理現金管理，貸放資金或投資，保險賠付，提供財務咨詢服務等，自然而然了解和掌握企業和個人的種種經濟和行為信息。除了這些通過業務流程掌握的內部信息，銀行還可以通過聯結征信中心、各類政府和公用事業信息平台、金融科技大數據平台，獲取大量的外部信息。銀行和保險機構掌握這些內外部信息，加以整合和分析，相當於掌握了國民經濟運行的“簿記本”和“晴雨表”，既可以觀察、分析和判斷國內外經濟、產業升級、行業變化、技術變革、國別和區域競爭、法律法規、貨幣政策、財稅政策、產業政策等趨勢性問題，又可以掌握企業和個人的經營、財務、行為及關聯場景信息，從而為金融決策如資產配置、企業和個人信貸等提供信息支撐，降低資產組合和單個資產等所面臨的金融風險。不僅如此，銀行和保險機構依靠龐大的業務規模和廣泛的地理經營範圍，可以配備高質量的信息科技設施，低成本和高效率地處理各類信息。

銀行和保險機構還是“知識精英”聚集的中心。
據了解，哈佛、耶魯、斯坦福等美國名校的畢業生，不管是學什麼專業，最終有一半多就業流向了與投資、金融、咨詢相關的領域。中國也不例外。銀行和保險機構匯合和聚集了大量的高考優勝者，他們是“985”“211”“雙一流”等著名高校的畢業生。他們在名校接受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高等教育，是我們時代的“知識精英”。作為這個時代的“知識精英”，他們有相對較高的智商、較廣泛的知識、較強的學習興趣和學習能力、較寬的視野，他們理應把個人的職業前途、機構的商業利益、機構的社會責任更好地統一起來。而應對氣候變化，正是我們這個時代對銀行和保險機構最為重要的社會責任要求。

銀行和保險機構還是高薪酬的地方。
不管是在發達國家還是中國，金融行業員工的平均薪酬都要高於社會平均水平。薪酬較高，意味著金融行業的員工，特別是其中的高級管理人員，不必為生計奔波操勞，可以考慮“詩和遠方”。按照馬克思的經濟理論，金融行業並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金融行業的利潤分享於實體企業的利潤，金融行業員工的薪酬分享於實體企業創造的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講，金融企業實際上分享了社會成果，並代表社會為社會目的而動員和配置社會資源，因此，銀行和保險機構沒有理由不為應對氣候變化這一當今時代的重大挑戰做出自己的貢獻。

應對氣候變化與銀行和保險機構自身利益緊密相關

銀行和保險機構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表現關系到社會信任。
銀行和保險機構之所以能夠以低資本、高杠杆的方式承受巨大的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等各類風險，擔負社會資源動員者、組織者和配置者的社會角色，從本質上講，是基於社會和公眾對銀行和保險機構的信任。面對氣候變候這一當今時代全球最重大也將是最持久的政治議題、經濟議題和社會議題，面對中國共產党構劃的藍天、碧水、淨土的美麗中國藍圖，銀行和保險機構如果無所作為或不積極作為，是很難取得國內外公眾的信任的。我國能源結構中，以煤為主的化石能源居於主導地位。我國的空氣汙染、水汙染、土壤汙染等局域性汙染直接或間接地與煤等化石能源的消耗相關。在中國，不斷減少煤等化石能源的消耗，既是減少空氣汙染、水汙染、土壤汙染，實現美麗中國的需要，也是應對氣候變化、履行國際責任的需要。銀行和保險機構必須在這個方面積極作為，努力作為，取得社會和公眾的信任和支持，形成與社會和公眾的良性互動，履行社會責任，體現社會價值，也為實現機構自身的商業價值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銀行和保險機構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表現關系到投資者信任。
當今世界，環境、社會和治理（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簡稱ESG）投資理念越來越受到全球和中國投資者的歡迎，越來越主流化。其中，應對氣候變化是ESG投資中的重要考量內容。據了解，發達國家的機構投資者在資本市場投資時，都對被投資企業的ESG表現有不同程度的要求。有的是要求被投資企業必須達到最低的ESG門檻，有的是要求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提供被投資企業的ESG評級，有的是直接掛鉤ESG指數的基金，有的是以ESG評級作為投資標的的加權。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強大穩健和資本市場不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海外投資者對中國資本市場的投資興趣日益濃厚，配置金額日漸增多，其中銀行和保險機構的股票是其重要的投資標的。海外機構投資者在投資中國時，也越來越關注中國上市公司的ESG表現。國內機構投資者對ESG的興趣也日漸濃厚，各種形式的ESG指數基金已經出現，投資金額日益增大。銀行和保險機構如果不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積極作為，全面披露ESG相關信息，機構自身的商業價值將很難在資本市場中得到充分的體現。

氣候變化給銀行和保險機構帶來重大風險。
氣候變化給經濟帶來的風險：一是物理風險，即氣候變化所引發的一系列自然因素變化給經濟產生的損害。如極端天氣增多帶來的風災、水災、旱災對經濟的不利影響。又如海平面上升對海上經濟活動和沿海基礎設施、不動產等產生的不利影響。二是轉型風險，即經濟主體為應對氣候變化而改變經濟行為或偏好從而給經濟帶來的風險。如為應對氣候變化而實施的碳配額和交易、碳稅等政策調整可能對高碳產業產生的不利影響。又如為適應氣候變化而實施的區域規劃、城市規劃等方面政策的調整對區域經濟和城市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再如為應對氣候變化而引發的新能源和新能源車等行業的技術變革而對化石能源行業和燃油車行業帶來的不利影響。還有，消費者氣候變化意識的覺醒和增強，可能會減少對動物蛋白的需求從而對畜牧業和乳業產生不利影響。等等。這些氣候變化風險對銀行和保險機構的穩健運行帶來重大挑戰。一是全球經濟或國別經濟在應對氣候變化中如果表現不力，造成經濟潛力下降，經濟增長下行甚至衰退，對銀行和保險機構穩健運行產生重大壓力。二是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一些行業“擱淺”了，一些行業興起了；一些國家或區域衰落了，一些國家和區域堀起了；一些市場主體競爭力下降了，一些市場主體競爭力提高了；一些資產價格持續下跌，一些資產價格持續上升。這些將對銀行和保險機構穩健運行產生重大的結構性影響。三是在應對氣候變化中消費者和社區公眾的氣候變化意識日益增強，在應對氣候變化中表現不好的銀行和保險機構面臨重大的聲譽風險，如被消費者嫌棄，將對其零售業務產生重大不利影響。或者，銀行和保險機構的公司客戶實施的重大項目因汙染或碳排放問題受到阻礙，而使銀行和保險機構的授信或投資風險增多，其公司類或投行類業務將受到重大影響。這些風險從短期看，可能是潛伏的，不顯著的，但如從長期看，則是現實的、重大的和戰略性的，銀行和保險機構如不能夠及早識別和預加防範，則有可能面臨重大的實質風險。

銀行和保險機構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中有著重大機遇。
一是應對氣候變化相關產業有著重大機遇。近年來，我國實體經濟緊緊抓住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機遇，大力發展新能源、新能源汽車、軌道交通、綠色建材等戰略新型產業，形成了全球有競爭優勢的產業鏈，為銀行和保險機構的授信與投資帶來重大機遇。二是應對氣候變化相關建設項目有著重大機遇。近年來，為加強節能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從中央到地方推出了一系列重大項目，如水利、水電、風電、光伏發電、儲能、智能電網、碳捕捉、綠色建築、建築節能、智慧城市、低碳交通、生態修複等等，為銀行和保險機構的授信與投資帶來重大機遇。三是應對氣候變化相關前沿技術創新方面有著重大機遇。目前，我國資本二級市場上創業板和科創板市場日趨活躍，三板精選層開始建立並交易，為資本一級市場上的股權投資通過資本二級市場退出打開了通道。圍繞應對氣候變化的前沿技術創新和交易內容十分豐富，給銀行業和保險業機構依法合規開展股權投資帶來重大機遇。四是在金融市場方面，我國全國性的碳金融市場已經基本建立，條件成熟時將開展交易。各類綠色債券發行和交易十分活躍，綠色信貸資產證券化潛力巨大，氣候債券、藍色債券開始探索，這一切都為銀行和保險機構帶來重大機遇。此外，與應對氣候相關的並購重組、財務咨詢等有很大潛力，也為銀行和保險機構帶來機遇。在保險領域，巨災保險與再保險、農業保險與再保險、各種形式的環境責任保險與再保險，都為保險機構帶來了機遇。更為重要的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可能要持續到21世紀末，長遠看，目前的商業機遇只是處於萌芽階段，銀行和保險機構如果不認真准備和及早著手，就有可能錯失這一歷史性的發展和轉型機遇。

銀行和保險機構必須加強與氣候變化相關的風險管理

銀行和保險機構應將應對氣候變化作為戰略性風險和戰略性機遇，加強戰略謀劃和頂層設計。
一是在機構的理念、宗旨、願景等方面充分反映和體現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勇於承擔社會責任的價值觀。二是在戰略規劃的制訂和戰略目標的設定上，充分反映和體現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對本行業和本機構的持續影響，明確本機構在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中的貢獻方式和貢獻目標。三是在機構風險偏好的設計上，充分考慮氣候變化風險及其引發的各類風險，明確合理的風險偏好內容和水平。四是在戰略規劃、戰略目標、風險偏好的監督、考核、評價方面充分反映和體現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五是在戰略能力建設和戰略資源配置上，充分反映和體現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

銀行和保險機構應將應對氣候變化作為改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一環。
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平衡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發達國家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是平衡工人與資本家的利益，這一矛盾引發了猛烈的工人運動，最終通過工會的普遍建立（在德國還有代表職工利益的監事會的建立）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普遍建立而得到有效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隨著資本市場的壯大和上市公司的增多，發達國家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是平衡大股東與中小股東的利益，防止大股東通過利益輸送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通過加強資本市場監管，這一矛盾得到有效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到20世紀80年代，由於資本市場投資者日益機構化，機構投資者缺乏主動干預公司經營的能力和意願，發達國家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是平衡好股東與管理層的利益，防止內部人控制並損害股東利益。通過加強董事會的監督和激勵相容制度的設計，這一矛盾得到一定解決。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消費者保護意識和社區公眾環境保護意識的日益增強，發達國家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是平衡好公司利益與消費者和社區公眾的利益。通過改善董事會結構，大幅增加非股權董事比重和話語權，加強信息披露等，這一矛盾得到一定解決。與發達國家的公司治理相比，我國銀行和保險公司的公司治理矛盾是多方面的，既有發達國家1.0和2.0版本的，也有發達國家3.0和4.0版本的。但毫無疑問，隨著監管部門、投資者和社區公眾、環境公益組織對環境問題的日益關注，應對氣候變化作為環境問題的重要內容，應當在銀行和保險機構的公司治理中得到充分重視。

銀行和保險機構應建立健全與應對氣候變化相關的具體管理制度、政策和流程。
銀行和保險機構應從應對氣候變化的視角，從優勢與弱勢、風險與挑戰等維度，全面審視和梳理本機構的管理制度、政策和流程，確保本機構的管理制度、政策和流程與本機構的價值觀、願景、戰略規劃、戰略目標、風險偏好保持一致，充分反映和體現了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在報告、檢查、評價、責任、問責等方面具有可操作性。特別地，在授信或投資管理制度中，從客戶篩選、評價、盡調、評審、貸/投後管理、合同文本等方面對客戶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表現是否明確提出了有約束性的要求；資產配置管理制度中，配置的比例和結構是否反映了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在資本、撥備/准備金、流動性、聲譽等風險管理中，是否充分反映了氣候變化可能產生的預期和不可預期損失及各種可能的沖擊；在公共關系管理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中，是否反映了氣候變化相關公益組織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訴求，並有合適的方式與這些利益相關者交流互動；在機構內部人力資源、財務資源、科技資源配置上，是否反映了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等等。

銀行和保險機構應加強與氣候變化相關風險的識別、計量、緩釋和控制。
一是從產品、客戶、項目、資產、運行等多維度深入分析和識別氣候變化可能給銀行和保險機構帶來的各類風險。二是要深入了解氣候變化作為重要的風險驅動因子給銀行和保險機構帶來的各類金融風險，如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利率風險）、操作風險（科技風險）、流動性風險、保費定價風險、聲譽風險、法律風險等，以及其作用機理。三是要加強對高能耗行業、對化石能源高度依賴行業的客戶和項目的重點分析。高能耗行業包括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對化石能源高度依賴的行業包括運輸業、運輸工具制造業等。此外，運行和維護會產生大量碳排放的資產如建築、運輸工具也需要重點關注。四是在深入分析氣候變化驅動帶來金融風險的機理基礎上，設定可能的發生情景，開展重點行業、重點客戶乃至全部資產的情景分析和氣候變化壓力測試，並將測試結果應用於風險管理之中。五是在微觀層面評價公司客戶的財務表現時，引入適當的內部碳價，重新分析判斷在碳排放外部效應內部化後，公司客戶的財務表現如現金流、利潤、回報率等，並在授信審批或投資決策時予以慎重考慮。

銀行和保險機構應降低與氣候變化相關的資產配置風險。
銀行和保險機構應從政策調整、技術變遷、產業盛衰、碳排放強度、能源效率、投資者偏好變化等多角度分析資產配置風險，降低與氣候變化相關的集中度風險、市場風險等。要強化對氣候變化相關項目的風險管理，對一些在全生命周期內碳排放多而社會爭議較大的項目，要列為特別慎重的項目，從運營年限、碳排放政策、可替代低碳項目的競爭性等多方位進行分析判斷，避免形成高碳“擱淺”資產。對一些環境和社會風險突出的項目，銀行和保險機構要探索建立申訴回應機制，在項目實施的全過程中與利益相關者良性互動，從源頭上控制資產配置風險。

銀行和保險機構應加強與氣候變化相關的信息披露和國際合作。
目前，我國的主要銀行機構定期對其融資支持的節能環保項目進行環境效益測算，並在其社會責任報告上披露包括碳排放在內的各類環境減排效益，受到國內外利益相關者的歡迎。這些信息可以看作是銀行機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正面信息清單”。下一步，要在推動和形成社會共識的基礎上，鼓勵銀行和保險機構收集並披露其融資支持的高排放企業的碳排放情況，即“負面信息清單”，更好回應利益相關者的關切。銀行和保險機構應積極參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國際協議、聲明、承諾的制定，努力成為創始成員。對與氣候變化有關的已有的具有廣泛公信力和影響力的相關國際協議、聲明、承諾，銀行和保險機構應積極承諾加入或采納，並積極參加其中的活動，如各種形式的研討會、論壇、報告撰寫、電視采訪等等，努力提升我國銀行和保險機構積極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和踐行社會責任的國際形象。

銀行和保險機構應加強與氣候變化的能力建設。
應對氣候變化不是十年二十年的事業，而是百年挑戰、百年事業。銀行和保險機構應從長遠和全球發展視角，及早謀劃和布局，強化氣候變化意識的宣傳和教育，加強與氣候變化相關人才的引進和培育，加強與利益相關者的交流互動，加強與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合作，為應對越來越嚴峻的氣候變化的挑戰做好充分的能力准備，不斷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和實力。

本文刊發於《清華金融評論》2020年9月刊，2020年9月5日出刊，編輯：王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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