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女性情誼的歷史也是一部女性解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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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閨蜜：女性情誼的歷史》，瑪麗蓮·亞隆、特蕾莎·多諾萬·布朗著，思想會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9月。

在現代社會，隨著婚姻日益具有不確定性，朋友關系開始越來越成為人們生活中重要的社會支持。兩位作者進一步指出，在閨蜜情所擁有的社會功能和政治潛力之外，即使在私人交往領域，今天的女性也正在為21世紀的兩性交往樹立起友誼的典範。為女性情誼所強調的情感、自我表露與相互依賴也在無形之中幫助著男性確立屬於自己的更為健康和積極的友誼。男性正在從女性情誼中習得共情和坦率，當男性不再壓抑自己的情緒和執著於自己的“男性氣概”，更多地關注內心最深切的需求，更真誠地分享自己真實而隱秘的情緒，他們會發現自己能夠在人際關系和職業生涯中獲得更多的正反饋。

原作者 | 瑪麗蓮·亞隆、特蕾莎·多諾萬·布朗

摘編｜劉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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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曼蒂克與革命戰友：歷史上的兩種女性情誼 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最引人注目的愛國女性友誼發生在羅蘭夫人和蘇菲·格朗尚之間。羅蘭夫人因傑出的回憶錄而在法國大革命後一舉成名，她的回憶錄寫於1793年，在被處決前她一直被監禁在牢裏長達五個月。格朗尚是羅蘭夫人生命最後兩年裏最親密的女性朋友，她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敏感的中產階級女性，教授天文學、語法和文學。

在監獄裏，羅蘭夫人向她唯一的女性朋友傾訴心事。在她遇到格朗尚之前，她的朋友都是男性，都是在她丈夫任職期間結交的，在家裏見過的共和党代表。在那個圈子裏，她有點像蜂王，對其他女人毫不在意，認為她們智力低下。蘇菲·格朗尚是個例外，在羅蘭夫人生命的最後幾天裏，她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朋友。隨著行刑時間的臨近，羅蘭夫人讓格朗尚在她走向斷頭台的路上注視她:“你會減少這段可惡旅程所引發的恐懼。我至少可以肯定，堅韌不拔的精神不會在如此可怕的考驗中拋棄我，一個配得上我的人會對我的堅定表示敬意。”蘇菲聽從了朋友的指示。她在羅蘭夫人離開巴黎監獄的前一小時出了門，站在巴黎九橋橋頭，穿著上次她們見面時穿的衣服。當她在把羅蘭夫人送上斷頭台的馬車裏認出夫人的臉時，格朗尚就直直地盯著她看:“ 她精神飽滿，鎮定自若，面帶微笑走近橋頭時，她的眼睛在尋找我。我讀出了她在最後一次難忘的會面時看到我時的滿足感。”面對即將到來的悲劇，這份友誼為羅蘭夫人的傳奇增添了色彩——她是一位無愧於共和党原則的烈士。她在革命廣場的自由女神像前說的那句感人的話，得到了其他自者的證實:“哦，自由，多少罪惡假借你的名義橫行!”

雖然除了三個忠誠的男性訪客，還有一位女性去監獄探望過她，但是羅蘭夫人在她的回憶錄中從來沒有提到過蘇菲·格朗尚。也許，沒有提到她是因為不想讓格朗尚卷人她已經而知的命運。又或許，格朗尚對羅蘭夫人想要留下的故事並不那麼重要。很明顯，羅蘭夫人是她們關系中的明星，而格朗尚就像一顆沐浴在陽光反射中的衛星。然而羅蘭夫人卻選擇了格朗尚作為她最後一次痛苦經曆的見證人，她選擇了一個能同情她的處境並記錄她悲慘命運的女人。蘇菲.格朗尚說到做到，當她最親密的朋友被送上斷頭台時，她毫不畏懼地注視她，真誠地對待自己的友誼，然後繼續維護羅蘭夫人的榮耀。18世紀末，無論是在美國還是法國，共和政體下的女性友誼讓許多女性對自己的價值有了新的認識。雖然當時女性在這兩個國家並沒有法定權利，但“私人友誼的輕柔低語”增強了她們想在政治領域發揮更大作用的願望。不過，這個願望直到20世紀才完全實現。

羅蘭夫人

而在1800年前後，一種浪漫化的女性友誼開始成為風潮。英國、德國、法國和美國的女性開始用情侶般的語言互相寫信。她們互相稱對方為“親愛的”“甜蜜的”“珍貴的”“永遠相愛的”，這種情況並不少見。青春期的女孩們擁抱親吻，毫不掩飾她們對同學的愛戀。女人們相信男女之間的關系永遠不可能像兩個女人之間的友誼那麼“真實”。當未婚夫和丈夫搶走了她們的親密朋友時，她們會痛苦地抱怨。

浪漫主義達到頂峰的19世紀，強烈的、充滿愛意的友誼在英美學校開始流行，眾所周知，英國著名作家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和埃倫·納西在寄宿學校時就建立了浪漫的友誼。後來，二十一歲時，夏洛蒂在就讀過的那所學校當助教，她在給埃倫的信中深情地寫道：“我們為什麼會被分開？當然啦，埃倫，一定是因為我們彼此愛得太深。我們陷入對人的崇拜卻忽略了上帝的危險中。”作為一位聖公會牧師的女兒，夏洛蒂擔心過於依戀一個人，會有損她對上帝的虔誠。夏洛蒂與埃倫一生的情感依戀主要通過書信來維系，直到夏洛蒂因懷孕並發症早逝。

美國歷史學家南希·科特在她的經典著作《女性的紐帶》(The Bonds of Womanhood)中呼籲人們注意這種新的思維方式。她寫道:“ 新英格蘭女性的日記和信件表明，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中，她們提出了一種新的自我意識和理想化的女性友誼概念。”南希將這範式的轉變與越來越多的女性認同“心”(“心”象征愛、同情、憐憫和同理心)聯系在一起。人們期望女性向缺乏情感的男性敞開心扉、相互理解，因為男性更強壯、更理性，恰好可以補充女性的極端感性。這一設想的附帶結果是， 女性之間的友誼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受尊重。

這些變化的根源可以在大西洋彼岸找到，在那裏，對友情和對愛情的崇拜一樣流行。前浪漫主義和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約1761——1850 年）鼓勵人們深切地感受情感，並在淚水、歎息中深刻地體會、充分地表達他們的情感，從盧梭的《新埃洛伊絲》到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情感被提升到一種文化的高度，可以與啟蒙運動時期對理性的強調相媲美。一個女人或男人如果不夠感性，沒有一種向往愛情的“自然”傾向，就會被認為是有缺陷的。正是在這樣一種溫柔的氣氛中，浪漫的友誼才得以生根發芽。

追隨盧梭腳步的英國浪漫主義作家，也從古希臘人那裏尋求友誼的典範。他們想效仿希臘友誼中所有令他們欽佩的典範，但忽略了關於同性戀的論述。例如，翻譯柏拉圖《會飲篇》的18世紀詩人雪萊就提出了一種“四海之內皆兄弟”的願景。先不說雪萊的用詞，這個願景並未將女性排除在外。即便如此，他也可能對19世紀女性之間的浪漫的友誼所具有的突出地位感到驚訝。就像愛情一樣，兩個女孩或兩個女人之間浪漫的友誼往往充滿激情、排他性和強迫性。青春期的依戀經常發生在女校，甚至在其中一個或兩個女人都結婚後，這種依戀可能會發展成終生友誼。社會不僅接受了兩個女人在情感上的親密關系，而且把它作為一種女性理想來提倡。

《新愛洛伊絲》，<法>讓-雅克·盧梭著，陳筱卿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1月。

這種強烈的女性情誼往往會讓人們將其與“女同性戀”一詞聯系起來。“女同性戀”這個詞直到19世紀末才流行起來。作為描述兩個女人之間性行為的術語，女同性戀在19世紀70年代成為社會學的詞匯。同性戀這個詞同時用於男性和女性（最早見於1869年德語術語Homosexualitat）。在那之前，通常認為女性的浪漫友誼不包含性行為，一個女人可以向另一個女人表達極強烈的感情，甚至是深深的愛，而不會招致不恰當的懷疑。

美國性學歷史學家約翰·德·埃米利奧和埃斯特爾·弗裏德曼告誡我們，不要把複雜的浪漫友誼同質化，也不要把它們變成原始的女同性戀關系。這些生活在伴侶關系中的 19世紀美國女性，似乎對性鮮有興趣，或者根本沒有興趣。根據歷史學家卡羅爾·史密斯·羅森伯格的說法，我們應該把浪漫的友誼看作跨越一個連續統，從這一端“堅定的異性戀”到“毫不妥協的同性戀”那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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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情誼與女權主義：跨越階級和種族的友誼？ 1961年，約翰·肯尼迪總統任命了一個婦女地位委員會，由埃莉諾·羅斯福擔任主席。1963年（埃莉諾死後一年），委員會提供了一份報告，列出了在治理、教育和就業方面對婦女的歧視做法，並提出了糾正這些做法的建議。隨後，各個州長組織了婦女問題委員會。就像新女性和早期女權主義者一樣，女性再一次互相交談，並與男性談論阻礙她們充分參與美國社會的那些障礙。同年，貝蒂·弗裏丹出版了暢銷書《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stique)，講述了中產階級家庭主婦所經曆的沖突。弗裏丹的個人風格贏得了郊區白人的喜愛，她們發現，除了最新的西屋烤箱，生活中還有更多其他的東西，弗裏丹後來也成為全國婦女組織的創始成員和婦女解放運動的領導者。

1968年，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包圍了美國小姐選美比賽現場進行抗議。整個抗議活動是針對選美比賽的，因為它體現了強加於所有女性身上的人為的美麗標准。示威者將假睫毛、高跟鞋和緊身衣扔進垃圾桶，但與媒體報道相反，她們沒有焚燒胸罩。盡管如此，“胸罩焚燒者”(bra burners) 這個詞出現了，婦女解放運動通過大量負面新聞引起了全國的關注。組織者和示威者之一卡羅爾·哈尼什描述了這個想法是如何在一次“意識提升”會議上產生的:“我們決定在屋裏轉轉，每位女士都談一下自己對選美比賽的感受。最初的策劃小組一致認為，這次示威的主旨是，所有女性都會受到美國小姐選美比賽的傷害，包括我們自己。”這個抗議活動致力於一個這樣的主張：個人的即政治的，就是說一個人的個人問題與我們周圍的社會結構息息相關：“不，朱莉婭，不是因為你軟弱你丈夫才擺布你。他擺布你是因為這個社會告訴我們，男人優於女人，男人應該主導一切。不，帕特麗夏，你不是一個一心想做家具的怪人。工作不應該根據生理性別來分配，而應該根據個人的才能和愛好才能選擇。不，瑪格麗特，不想生孩子並不意味著你很古怪。我們不必接受那種過時的觀念，即只有母親才是“真正的女人”——覺悟的群體促成了一種新型友誼的產生，被人們稱為姐妹情誼(sisterhood)。

卡羅爾·哈尼什使用了姐妹情誼這個詞時也擔心，針對美國小姐選美活動的抗議可能“損害了姐妹情誼的事業”，因為它讓美女給我們的印象“是我們的敵人，而不是和我們一起受苦的姐妹”。她希望未來的行動可以影響盡可能多的女性，並傳遞出一個明確的信息：姐妹情誼需要把所有女性涵蓋在內。1970年，由詩人羅賓·摩根編輯的女性主義文選《強大姐妹情》( Sisterhood is Powerful) 問世。盡管受到評論家們的抨擊，這本書還是很快成為暢銷書。評論家們對該書作者尖銳、刻薄和不滿的語氣大加撻伐。它也激發了許多女性參與婦女運動，改變自己的生活。

《女性的奧秘》，<美>貝蒂·弗裏丹，程錫麟、朱徽、王曉路譯，廣東經濟出版社，2005年5月。

姐妹情誼成為女性友誼的流行語，意味著所有的女孩和婦女，甚至那些沒有血緣關系或婚姻關系的女性，都應該以愛和忠誠對待彼此，就像對兄弟姐妹所期待的那樣。姐妹情誼這個詞在新造的短語“強大姐妹情”中展示出大膽的政治色彩。像姐妹一樣團結起來，女性可以集體實現社會變革，使每個個體都能從中受益。反過來，個體層面上一個人的所作所為同樣具有政治意味。當妻子讓丈夫照顧孩子或做飯時，個人影響就超越了家庭而進入更大的社會。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美國女性都想成為姐妹，許多人反對女性友誼與親屬關系擁有平等的地位。菲利斯·施拉夫利領導了這場反女權主義運動，並致力於反對其運動目標。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她到處遊說，反對通過《平等權利修正案》，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她重視男女之間的根本差異，認為男女之間的完全平等不會給任何一方帶來好處。施拉夫利不同意婦女解放運動的基本原則：女性的個人困境只有依靠集體的力量才能解決。在施拉夫利看來，女權主義姐妹是毫無個性的對抗主義者，她們消極的世界觀禁錮了而不是解放了她們。施拉夫利提出了一個不同的觀點——“積極女性”，通過她的組織“老鷹論壇”，她向更保守的人群發表自己的觀點，這些人對熟悉的模式感到滿意，而且不相信女性受到了壓迫。

盡管遇到了這樣強烈的反對，女權主義思想依然滲透到了社會的各個層面。1975年12月進行的一次哈裏斯民意調查報告顯示百分之六十三的受訪女性贊成旨在提高女性地位的改革。支持批准《平等權利修正案》的組織名單不僅包括像全國婦女組織這樣的女權主義團體，還包括諸如全國商業和職業婦女協會、美國大學婦女協會、全國黑人婦女理事會和基督教女青年會等主流組織。所有那些成立於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女性俱樂部依然在發揮作用並為爭取女性權利而努力奮鬥。1977年，國際婦女年會在德克薩斯州休斯敦舉行，兩千名代表和兩萬名嘉賓出席。三位第一夫人一一伯德·約翰遜、貝蒂·福特和羅莎琳·卡特一表達了對平權法案的支持。她們舉著從塞尼卡瀑布城——1848年第一次婦女權利大會的舉辦地——傳來的點燃的火炬，火炬傳遞手包括蘇珊·B·安東尼二世、網球明星比利·簡·金、國會女議員貝拉·艾布紮格和貝蒂·弗裏丹。代表們用起立或坐者表示她們投的是支持票還是反對票。唯一一次全體代表起立的情況是支持通過一項動議，即所有女性，不論已婚與否，都應有權以自己的名義開立銀行賬戶和信貸。經濟上的考慮把每一個女性都團結了起來。

《美國夫人（Mrs.America）》（2020）劇照。圖中角色為美國“反女權鬥士”菲莉絲·施拉夫利。

然而從一開始，女性運動中的種族問題就是一個讓人頭疼的問題。非裔美國人和其他有色人種女性起初並不認為自己是白人女性的姐妹，反之亦然。畢竟，正是白人把她們的祖先當作奴隸帶到美國，還把他們的後代視為低等人，因此她們有理由不相信可以與白人交朋友。在非裔美國人社區，一直存在強大的女性交際網絡，盡管她們一直受到黑人男性和白人的支配。在20世紀60年代動蕩的民權運動中，黑人女性首先忠於自己的族裔，這些人在街上遊行，公然坐在藥店和公交車標著“僅限白人”的座位上，忍受被憤怒的白人旁觀者嘲笑和唾棄的羞辱。的確，許多白人男女加入了非裔美國人的鬥爭，而且從那之後，種族間的關系總體上有了改善。但是回到20世紀60年代，當民權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中產階級白人女權主義者所表達的關注並沒有得到大多數黑人女性的響應。

隨著時間的推移，非裔美國女性通過自身的經曆逐漸認識到，父權制對她們和對白人女性一樣害人匪淺。由於被負責政治活動的黑人男性視為附品，黑人女性逐漸開始願意接受女權主義思想。在非裔美國人的用語中如此流行的“姐妹”一詞，或許可以把它擴展到更廣闊的姐妹情誼的層面。也許，是時候權衡對性別與種族的擔憂了。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黑人女性的文學作品就清楚地顯示了女權主義思想的存在。流行詩人尼基·喬瓦尼在1971年的自傳《雙子》中，以反映非商美國人方言的風格，正面論述了男性統治的主題。喬瓦尼的結論是，女性必須更多地依靠女性朋友，而不是地們的愛人或丈夫。這一結論在包括托妮·莫裏森、艾麗斯·沃克、格洛麗亞·內勒和特麗·麥克米倫在內的整一代黑人女作家中得到了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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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的情感聯結與豐富的自我表露：

女性情誼的當代價值

時至今日，無論看向哪裏，我們都能發現一些跡象，表明美國女性正相互依賴，尋求陪伴和支持，這種依賴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烈。姐妹情誼或許不再像20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樣具有政治光環，但它已成為女性意識中的一股積極力量，尤其是在今天，相伴一生的異性戀關系變得更加難以把握。無論已婚、單身、離異還是喪偶，許多女性能從她們的朋友——無論是一個朋友還是一群朋友那裏，找到傾聽她們情感訴求的人，找到能給予感同身受建議的人。

記者克麗絲娜.科爾曼在她的《女友之間》一書中，展示了一系列小插曲，體現了友誼在當代非裔美國女性生活中的重要性：“我們不能選擇家人，但我們可以選擇自己的朋友。”“當一敗塗地時，打電話給我最好的朋友。她有辦法擦去我的眼淚，安撫我的恐懼”。像每一個族裔的美國女性一樣，科爾曼有一個特殊的朋友圈，她們定期舉行半正式聚會，自稱“山芋姐妹”。她們共五個人，為每個人都舉辦生日派對，通常在家中進行，但有時也選擇奇特的地點。“山芋姐妹”中的一名成員在評論姐妹團的價值時說：“我們是姐妹也是朋友。我們互相支持，真正享受我們的關系網。‘山芋’總是在那裏，讓我們的生活更愉快。”

好姐妹和好朋友。今天，成千上萬的美國女性會很自然地用這些詞來形容她們的朋友圈。無數女子團體每周或每月聚會一次，打網球、騎自行車、打籃球或練瑜伽。全國各地的女性教堂唱詩班可以作為周日活動的靈感來源，而業餘和專業的無伴奏合唱團體則為私人和社區活動增添了活力。女性園藝團體在美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學界也是如此，通過一本大家都應該讀過的書就能把女性團結在一起。“親愛的姐妹文學小組”則由一群有思想的黑人女性組成，從1995年開始每月聚會一次，輪流在各個成員家裏進行。這些婦女的年齡從二十七歲到七十二歲不等，她們自稱基督徒和婦女主義者。小組成員之一琳恩·韋斯特菲爾德將她們的聚會定義為“開懷歡樂組”: “在聚會上，女人們一起歡笑而不是互相嘲笑。女人們嘲笑男人、工作、自人、鄰居、牧師、種質、性別、寵物、理發師和衣櫃。”一起歡笑釋放了壓抑的焦慮情緒，展現了韋斯特菲爾德和她的非裔美國姐妹們的快樂經曆。

爆款劇《三十而已》劇照。

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母親學習俱樂部”最初是由哈佛大學地授的妻子們組成的，並於2014年慶祝其成立百周年。一位會員說，她非常欽佩年長成員的智慧、敏感和慷慨。在面對我們所有人都會經曆的戰爭、疾病、多次搬家等危機的挑戰時，那些沒有像她那樣獲得專業工作機會的女性成功地克服了所有的困難，代際友誼只是姐妹關系眾多形式中的一種。姐妹情誼已逐漸融入日常用語中，與兄弟情誼、交情和友愛等詞一起，表明一種情感共同體，即使不像陽性詞語那樣暗示的是全人類之間的情感，至少也是為所有女性所共有。這個詞曾經只表示血親姐妹之間的關系，或引申為一個宗教秩序下女性群體的關系，而現在指的是所有具有相同經驗、興趣或關切問題的女性。褪去了激進的、反男性的立場色彩，如今的姐妹情誼可能比五十年前更受歡迎，而且以自己的方式變得更加強大。

友誼已經逐漸被被定義為一種建立在相互關愛的基礎上的親密個人關系，沒有法律基礎和經濟基礎，不同於婚姻，它已經成為美國人生活中最寶貴的要素。美國社會正開始遠離這樣一種觀念，即婚姻伴侶可以滿足一個人的所有需求。無論在婚前、婚姻中，還是婚後，正是朋友填補了人們的需求缺口。朋友們也許是那些勞累過度、壓力過大，或處於大家庭邊緣地帶的人的救命稻草。

女性作為朋友究竟有什麼特別之處？從本書所列舉的諸多例子中，我們確定以下四點為女性友誼的基本要素：

1.情感：女性之間的友誼具有情感核心，從同理心、善意到激情和愛，強度不等。“情感”這個詞似乎適用於每一個時期的女性情誼；

2.自我表露：女性可以跟朋友坦率地交談，不必擔心遭到報複，並且期待得到同情和支持。的確，女性朋友之間交談時會說一些閑話；她們相互吐露秘密；她們互相傾訴一些不想讓父母、配偶或孩子知道的事情；

3.身體接觸：女性朋友互相觸摸、擁抱、親吻，交換衣服、相互打扮。她們照顧病人和處於彌留狀態的人。與男性朋友相比，女性朋友之間的身體接觸似乎更加廣泛；

4.相互依賴：從少女時期到成為職業女性、母親、離異者或寡居者，女人們一直相互依賴。女生們相互討論如何著裝、如何吸引心儀的男朋友，以及如何准備下一場考試。職業女性依靠朋友來幫助辨別哪個工作環境更好，以及如何應對職場性騷擾。媽媽們互相幫助、彼此支撐，度過養育孩子的一個個艱難關卡。

我們預見，在現代社會，女性將向世界展示如何成為朋友。由於婚姻具有不確定性，因此友誼很可能繼續為女性提供她們原本在家庭中獲得的各種支持。而對男性來說，友誼的未來也將包括至少三個被認為是“女性化的”側面:情感、自我表露和相互依賴。這些特點已經被公眾討論，男人們會問，是否有必要壓抑自己的情緒並且閉上嘴巴，難道只有這樣才顯得更有男子漢氣概嗎？然而，一些男性會發現，如果與朋友分享更多的個人信息，可以激發對其人際關系和職業生涯更有價值的反應。過去，男性可能通過表現出一種強硬的獨當一面的形象來維持自己的權威，但如今，更公開地表達自己的情感，承認自己對朋友、同事以及妻子的依賴，已不再罕見。

熱門綜藝《乘風破浪的姐姐》劇照。

如果把友誼視為兩個（或兩個以上）人之間的一種自我表路或情感聯系，就會偏離原有的強調同志情誼、休戚與共和公民義務的男性化觀念。作為士兵並肩作戰，作為隊員站好隊伍，這些男性化特征並沒有消失，但同時出現了另外一幅畫面:像女人一樣，男人開始面對面地看著對方，開口表達自己內心最深切的關注，或者互相擁抱，並把這些視為愛的信號。

正如在友誼的某些方面，男性具有了“女性化”的特征一樣，女性也開始承擔起曾經只屬於男性的軍事及公民角色。現在，她們像戰友一樣與其他男男女女並肩站在一起，與參眾兩院同僚平起平坐。亞裏士多德的社會理想建立在男人與男人之間友誼的基礎之上，如今，這一理想已發展成為一個由兩性准備共同承擔公民義務的社會。

本文摘編自《閨蜜：女性情誼的歷史》，經出版方思想會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美> 瑪麗蓮·亞隆、特蕾莎·多諾萬·布朗著

摘編｜劉亞光

編輯｜王青

導語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