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貿樞紐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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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南沙港碼頭

2008年5月，《廣州日報》發表了一篇關於廣州建城史的報道《明年才該是廣州建城2222周年？》，引起廣泛熱議。爭議的焦點在於公元元年的統計方式，一年之差引得市民、專家各抒己見。

上世紀80年代，西漢南越王墓出土了各色“進口商品”：非洲象牙、紅海沿岸的乳香、波斯銀盒等等。這些幾乎與城同生的“物證”，揭示了廣州這座古都，延續了2000多年商脈的起點。

在全世界所有的城市中，唯有廣州是保持千年不衰的商業型城市。“一年之差”對於老城歷史不過滄海一粟，而365天時光之於這座活力迸發的城市則能創造太多的果實。

秦時古都，帆影點點，這裏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發祥地；千年商脈，源遠流長，廣州在全球城市發展史中創造了奇跡。

山水江海間的世界商貿樞紐

從世界版圖上看，廣州正好位於太平洋西岸生產性地帶的樞紐位置，連接中國腹地和東南亞。

以廣州為中心畫圓，可以發現眾多競爭力強大的全球城市都在不遠處。往北，北京、上海、首爾、東京；往南，香港、深圳、新加坡、吉隆坡；往西，孟買、迪拜。

作為中國陸地版圖與東西方大動脈距離最近的綜合性交通樞紐，廣州自然而然成為東西方交流一大中心。

歷史的答案，借由自然之筆揮就。廣州的選擇，就在山水江海之間。

自古廣州就有獨到的“地理優勢”：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三條大江奔流在崇山峻嶺之間，它們在下遊交匯，沖積出了珠江三角洲。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嶺南，設桂林、象郡和南海三郡，南海郡治番禺（今廣州）。廣州由此正式開始了行政區劃建制，被納入秦中央集權制國家版圖。此後，廣州始終承擔著曆代對外通商口岸的重大使命，從未間斷。

每年冬季風自北而南從大陸吹向海洋，每年夏季風又自南而北從海洋吹向陸地，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借助季風的力量，在海面上南來北往，廣州成為他們進入中國的第一站。

大航海時代，歐洲的帆船為了中國的茶葉不遠萬裏：從歐洲到達南印度，再從南印度到達東南亞諸島，最後再等待一年一次的季風從東南亞到達中國大陸，珠江口就是這條路線上最佳避風港。

商船到達珠江內港，可以直接通過水路從海珠一帶裝卸貨，廣州城內有完整的貨運產業鏈，能將全國的貨物集中到廣州碼頭內，並將國外貨物運送到全國。從成本、效益和風險角度看，廣州都是大航海時代中國最優選的商業城市。

可以說，廣州站立在珠三角甚至是中國南方最佳的地理位置。地緣優勢是建城兩千多年歷史的廣州一直保持長久不衰的重要財富密碼。

廣州十三行繁華勝景

帆影不絕的海上絲綢之路

公元785年的一天，今廣州黃埔港附近的南海神廟舉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祭祀典禮：受唐德宗派遣、即將出使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定都巴格達）的宦官楊良瑤登上海船。他帶著勇毅神情，剪下一縷頭發，祭祀海神，祈求萬裏波澄。

後來，航行萬裏的楊良瑤果然一路平安，履行使命後如期返朝。而他從廣州啟程的遠洋航行比鄭和下西洋早了近千年。

比楊良瑤遠航再早近千年之前，漢武帝平定南越國後，也曾派出使者，帶領一支船隊，從當時被稱番禺的廣州等地出發，沿著民間已開辟的航線，前往東南亞的馬來半島和南亞的印度半島諸國進行貿易活動。

彼時的廣州，作為南越國曾經的國都，已是南海北岸的主要港口和舶來品集散中心。《史記》稱番禺“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魏晉南北朝時期，廣州的海外貿易和交往進一步發展。《晉書》載廣州“一篋之寶，可資數世”，《南齊書》載“四方珍怪，莫此為先”，《梁書》又載“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一個熱鬧喧嘩的貿易大港形象躍然紙上。

曾遠赴獅子國（今斯裏蘭卡）的東晉高僧法顯在其所著《佛國記》中描述了一條著名的“絲路航線”：從印度恒河口出發，至印度洋，駛經馬六甲海峽，隨後由馬六甲海峽進入爪哇海，再由爪哇海進入南海，最後抵達廣州。

史料記載，當時這條航線上，來來往往盡是來自中國、波斯、天竺和扶南（中南半島古國）的船舶。船舶“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法顯去天竺取經，就是從這條海路回國的。

唐朝從廣州啟航的“通海夷道”貫穿南海、印度洋、波斯灣和東非海岸的90多個國家和地區，1.4萬公里的航線堪稱中古世界之最，廣州也由此成為唐朝最大的貿易中心與南海交通樞紐之一。

武則天時期，“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昆侖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天寶九年（公元750），鑒真和尚北歸途經廣州時，見到“廣州……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獅子國、大食國、骨唐國、白蠻（歐洲人）、赤蠻（阿拉伯人）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

美國漢學家謝愛華（E.H.Schafer）在《唐代的外來文明》中說：“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國人聚居的所有的鄉鎮，沒有一處比廣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榮的地方。”

宋元時期廣州的海外貿易航線進一步向縱深擴展，拉丁美洲、歐洲、非洲都曾留下中國船隊的足跡，元代同廣州有貿易往來的國家達到了140多個。遠洋航線的擴展大大促進了廣州內外港碼頭的建設。當時，廣州海運的外碼頭有扶胥和屯門兩大古港，內碼頭有光塔和蘭湖裏，各碼頭商船如織，熱鬧非凡。

明代廣州已開辟了四通八達的海運航線，實現了廣州與世界的海上運輸“外循環”以及與內地運輸的“內循環”。當時每年舉辦兩次集市貿易——“定期市”，分別於1月和6月，外國船只滿載各國特產進港，在劃定的市舶區交易，與今天的廣交會有異曲同工之妙。

乾隆年間，清廷實行嚴格的閉關鎖國政策，只允許外商在廣州一處通商。所有進出口貿易必須經過廣州十三行行商，由此產生了許多富可敵國的行商，進一步鞏固了廣州的繁榮地位。

時光荏苒，歷史興衰，但海運始終不斷，廣州港口的船影始終不絕。千年商都，在一次次揚帆遠航中連接起中國與世界。

優化營商綿延千年

據2019年7月廣州市公安局新聞辦公室對外通報稱，目前，廣州全市共有在住外國人約8.34萬人。按國籍分，前十位為韓國、日本、美國、印度、也門、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泰國、英國。“洋人聚集”是廣州自古以來的“國際化特色”。

廣州有許多老街巷，仙羊街（今海珠中路）、仙鄰巷、擢甲裏（至今仍在），它們的名字全部來自阿拉伯語音譯。“仙羊”意為“送別”，“仙鄰”意為“登岸”，“擢甲”意為“小巷”……在一千多年前的大唐盛世，這裏是珠江邊繁華的碼頭，也是天下聞名的蕃坊所在地，聚集了十萬“老外”。

早在南朝蕭梁時期，南海諸國商人就“久停廣州，往來求利”。久而久之，廣州就聚集了為數眾多的外國僑民，形成了“與夷人雜處”，“與海中蕃夷、四方商賈雜居”的國際化特色。

唐朝還誕生了一個專門管理海外貿易的官職，市舶使。廣州是唐代唯一設立市舶使的港口城市。當時的市舶使肩負奏報、檢查、款待、征稅、收市、進奉、立法職責。從職責上看，這就是海關雛形。

宋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宋太祖下令在廣州設立市舶司，任命潘美、尹崇珂同知廣州兼市舶司。彼時，以廣州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正處於全盛時期。

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宋朝政府本著“理財從政，莫先法令；招徠遠人，阜通貨賄；創法講求，以獲厚利”的立法思想，頒布了《市舶條例》。這是中國最早的涉外經濟立法之一，也是世界歷史上最早的進出口貿易成文法規之一。

優化營商環境，吸引蕃商（外商），是當時市舶司官員的一項重要工作。每當有蕃商來華或離開，市舶司官員都要設宴招待，對成績突出者還授予官職，以示褒獎。

在宋代廣州貿易經營中，不單外商，華商也占有同樣重要的地位。《續資治通鑒長編》載，天禧三年（1019）九月，供備庫使侍其旭曰：“廣州多蕃漢大商……”而宋代廣州市舶司就經常發舶往南洋諸國進行貿易活動。

明朝初年鼓勵對外貿易。永樂三年，重新建置了福建﹑廣東﹑浙江市舶司，並且較唐宋元三代更趨完善，建造了專門接待外國商使的驛館，其中以廣州的“懷遠驛”為最大，驛舍多達120餘間。

從興建外國商人居住的區域，到設置專門管理對外貿易的機構，再到出台相應法規，在廣州，對外貿易的繁榮一步步推動著契約精神產生和規則意識的確立，營商環境不斷得到優化，同時也塑造了這座城市的精神氣質。

廣州地鐵海上絲綢之路風格的站廳

一口通商的百年機遇

中國歷史上有一段“閉關鎖國”的時期，卻成就了廣州的空前繁榮。

明中葉後，倭害日甚嚴重，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明政府罷除市舶，關閉口岸，停止對外貿易，實行鎖國政策。但是這一政策給明政府自身財政和社會經濟帶來許多問題，於是萬曆年間，又讓廣州作為唯一港口進行對外貿易。

清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英國商人多次違反清政府禁例，並有“移市入浙”趨勢，企圖直接打開中國絲茶產區的市場。乾隆首先下令增加浙海關稅收，以抵制外國商船北上，使其無利可圖而返回廣東。增稅無果後，清政府宣布封閉閩、浙、江海關，僅留粵海關對外通商。

從此，廣州獨享85年的對外貿易特權。

一口通商後，幾乎所有亞洲、歐洲、美洲主要國家和地區都與廣州十三行發生過直接的貿易關系。這裏擁有通往世界各主要港口的環球貿易航線，從世界商貿的角度看，一口通商是一種貿易上的束縛，但客觀上卻造就了明清時期的廣州成為中西貿易中心，以及令世人矚目的廣州經濟文化輝煌時代。

僅1749到1838年之間，就有5390多艘來自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美利堅、英國、法蘭西、普魯士、瑞典、智利、墨西哥等的商船到這裏來進行貿易。直到1820年，中國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廣州是當時中國對外貿易第一大港口、國際貿易大港、大都會，是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

在廣州西城外的十三行商館區建起了一幢幢給外國商人存貨和居住的夷館。商館朝南而建，由東至西面江排列。華麗的西式建築上懸掛著各國國旗，儼然世界商務博覽會。

1830年，英商在英國下院聽證會上表示，廣州是世界上通商條件最好的口岸之一。在廣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方便。

當時，十三行被稱作是清政府財源滾滾的“天子南庫”。乾隆初年，每年十三行的海外貿易關稅收入，除支付軍餉、衙役差餉所需之外，尚有盈餘50多萬兩銀元上繳朝廷。

1850年，廣州在世界城市經濟十強中名列第四，直到1875年仍列第七。

十三行行商中，有兩個最顯赫的家族——潘家和伍家，常以非凡的膽色涉足前人未嘗之境地。作為經常參與國際商圈活動的行商，潘振承更是第一個接受外國匯票以作支付手段，足足比匯票在華普遍使用早了五十年。

2001年，《華爾街日報》（亞洲版）曾選出在過去1000年來全球最富有的50人，十三行行商伍秉鑒是中國入選的6人之一。

伍秉鑒還利用手中的大量資金儲備在境外進行著前人不敢想象的投資，涉足美國的保險業，買美國證券，可以說代表了廣州現代金融業的萌芽。

1822年，一場大火燒透了廣州十三行街，致四千萬兩白銀化為烏有，史稱“洋銀熔入水溝，長至一二裏”。鴉片戰爭爆發後，中英《南京條約》結束了十三行一口通商的歷史。

盛極一時的十三行雖然衰落，但廣州商人的眼光與膽略，以及創造新業態新事物的精神永遠留在了城市血脈之中。

千年傳承的城市精神

作為唯一一座千年商都，廣州的地理環境、地緣優勢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這座城市兩千多年來從未中斷過的文化張力、對外貿易所帶來的從容、淡定、開放、包容精神以及中國傳統文化中難得的“規則意識”。正是因為把“規則意識”轉化為市場經濟中的契約精神，降低了廣州整個社會的交易成本，帶來了商業的持續繁榮。

廣州市工業與信息化局綜合與政策法規處（審批管理處）處長王玉印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從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這個角度來看，當千年商都遇到了互聯網,遇到了數字經濟催生的新業態新模式，廣州其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而廣州精神則是應對挑戰的最大原動力。”

什麼是廣州的城市精神？

一切似乎從2000多年前的開拓者那兒就有了答案的端倪，向海而生的廣州人特質鮮明。

因為做了一千年生意，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道路上始終興致勃勃，他們是務實的、有功利心又有契約精神的；因為開放了一千年，看慣潮起潮落，來的都可以是合作夥伴，任何人任何文化都能在廣州得到包容甚至欣賞的目光，甚至廣州話裏的英語、阿拉伯語、葡萄牙語單詞音譯就有數百個之多；一千年面對南海和印度洋、太平洋的風雨、洶湧波濤，涉鯨波，戰惡浪，都是平常事，市場充滿風險，稍不留心就可能血本無歸，但那不過是另一個風浪，揚起風帆再出發就是。

不管歲月如何變遷，走進歷史新方位的廣東始終有“走在前列”的底氣。摸准時代脈搏，明確灣區定位，攜手新老廣州人，引領周邊城市群，一起發展做大。

廣州人愛說“來了的，就是廣州人”。而做一個廣州人就要奮鬥有為，就像那首《廣州仔》歌謠裏唱的：“這裏的風光，你我的依歸，常常地為她著迷。光陰似箭，碌碌無為，我哋覺得失禮。”

（實習生吳梓溢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