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造假不比現代差，淺析“詐偽律令”的歷史沿革

光河圖史

詐偽是伴隨社會發展而出現的詐欺、偽造現象，早在西周時期就已出現對詐偽行為的處罰。秦漢時期，有關詐偽的律文尚較為分散，後於曹魏律中獨立成篇，並在此後為曆代法律所沿襲。明代的詐偽律在承襲的基礎上，亦體現出時代特色。

明代官員隊伍中部分官員罔顧法紀，詐偽以取利，加速了吏治腐敗,致使政令不暢，擾亂官場秩序,也損害了朝廷形象，嚴重破壞政治生態。同時隨著私鑄銅錢、偽造寶鈔、偽造金銀現象的大量出現。

詐偽還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社會誠信下滑，整體道德文化受到很大程度的沖擊，世風日益衰弊，更在潛移默化之下使民風競奢，唯利主義盛行。

為應對這一現象，詐偽律應運而生。而詐偽並非是明代獨有的現象，欲探究明代的詐偽，就有必要進一步探尋其在立法、形式上發展演變的歷史過程。

01

周漢時期：散見於律

隨著人類社會私有制的發展，中國古代很早就出現了詐偽現象。《周禮》中載：“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偽、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

西周時期開始對詐偽行為進行處罰，先秦史料中關於詐偽的記載頗多，如《公羊傳》載：僖公三十三年，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此處“矯以鄭伯之命”即詐傳鄭伯令旨之意。

《韓非子》中提出“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
”，亦認為刑法是制止詐偽行為的最好方式。史書中又多見“戰陣之間，不厭詐偽
”。

由上述書中的記載可見，春秋戰國時期詐偽現象已經頻發，並得到了官方的重視，開始制定法律以懲處詐偽行為。及至秦代，可以看到出土文獻睡虎地秦簡中《語書》篇顯示有“法律未足，民多詐巧，故後有間令下者
”的記載。

其中《法律問答》篇通過問答的形式，對秦律進行釋義，秦朝雖然尚未將“詐偽”設為單獨的篇目，但已明確訂立處罰各種詐偽行為的法律條文，進而能從側面反映出當時社會上已經出現一定數量的詐傳官員令、詐假官、偽造印信、詐為文書類事件。

“漢承秦制，蕭何定律”據前人所考漢律中“《賊律》有欺謾、詐偽、踰封、矯制、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儲歭不辨。《囚律》有詐偽生死、告劾、傳覆、系囚、鞠獄、斷獄。

這些史料可以看出，漢代法律中已明確制定了關於偽造印信、上書詐以不實、造偽書、偽造貨幣、詐假官等不同詐偽形式的處罰法規，如斬首、黥為城旦舂、罰金等。

漢代史書中常見詐偽事件的相關記載，例如《史記》中記有：“詐取”，“高粱嗣候平，應詐衡山王取金，免”，因詐取他人財物被奪爵。

到漢代的時候詐偽律已相當完善，主要涉及偽造貨幣、詐疾、詐為制書、偽造印信、偽證等形式，對於當時犯詐偽罪者的處罰也有法可依。

以上可以明確的有兩點，一是從周至兩漢時期，隨著對詐偽認識的不斷加深，出現了懲罰詐偽行為的律文，而這些與後世所見的史料中記載的詐偽形式也已所差無幾。二是對詐偽的處罰規定也逐漸清晰，並且在實際中得到運用。

02

魏晉以後：獨立成篇

到兩漢時詐偽相關的法律條文已經趨於完善，但彼時仍較為分散，尚未單獨成篇。其獨立完整成篇，最早出現於三國時期的《魏律》中。

《晉書》有載：“天子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
”，此處《新律》即《魏律》。

至司馬昭執政時期，其認為前代律令繁雜，雖然已經陳群等改革，但“科網本密，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為偏党，未可承用
”，於是令賈充等重新定律法。

於泰始三年編成《晉律》，又稱《泰始律》，其“分《盜律》為《請賕》、《詐偽》、《水火》、《毀亡》”，至此“詐偽”被正式確立為篇名。

張晉藩先生在《中國法制史》中認為：“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法制建設具有明顯的承前啟後性質，是傳統法律制度由秦漢早期向隋唐成熟完備期發展過渡的重要階段。
”

從詐偽律的發展曆程來看，亦符合張晉藩先生所說的兩晉南北朝是承前啟後階段，因為魏晉以後的曆代法典之中正是沿襲了這一時期確定的篇名“詐偽”。

由於魏晉至隋時期的法律原文多已遺失，暫時難以得知其中所規定的詳細詐偽律文。直到唐代《唐律疏議》中的第九篇完整記錄了詐偽律並流傳至今，並在篇首書詐偽律者，魏分賊律為之。

唐代的《詐偽》中共有二十七條律文，宋代的主要法典為《宋刑統》，《刑統》為有宋一代之法制，其後雖用《編敕》之時多，而終以刑統為本，將《詐偽律》分為十門。

此後的《元史·刑法志》、《大明律》、《大清律例》中亦有詳細律文。茲將從唐到明有完整保留的詐偽律內容列表如下，隨著對詐偽現象認識的加深，從唐至明時期詐偽律的基本內容大體趨於一致。

在官方界定下，詐偽在形式上主要是圍繞詐欺和偽造兩大方面，又以懲罰涉及皇權的詐偽行為為主，如詐為制書、詐傳詔旨、偽造禦寶之類。

同時也體現出時代特色，如元代開始發行寶鈔，進而出現了偽造寶鈔的行為，於是元代增設“偽造寶鈔”。明代在建立之初同樣選擇發行寶鈔，故亦將“偽造寶鈔”列入詐偽。

而元代並無“詐為瑞應”條，明代定律時則參考唐、宋律法，同時根據統治者的治國需要增加此項。明代所制定的詐偽條目較之前代更加簡潔，明確規定了十二種詐偽形式。

明代將許多前代規定的詐偽形式移除，如“妄認良人為奴婢、詐除去死免官戶奴婢、詐自複除、父母死言餘喪、醫違方詐療病、保任不如所任、證不言情、詐冒官司
”這些不再出現在明代詐偽律中，也意味著這些行為在明代法律中不再屬於詐偽之列。

總而言之，隨著詐偽行為的出現，進而有了處罰此類行為的詐偽律。詐偽律文經曆了從周至兩漢時期相對分散，再到魏晉以後獨立成篇的過程。

在這期間，朝廷官方所界定的具體詐偽形式雖稍有差異，但大體上仍是保持不變。迨至明代，根據清晰的法律條文，已經可以明確界定何種形式的犯罪是詐偽，其中大多都是侵犯皇權統治的行為，進一步體現出明代強化皇權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