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華棟《十俠》：會武功的作家是怎樣寫古代俠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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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俠》是邱華棟的最新歷史短篇小說集，包括《擊衣》《聽功》《繩技》等十篇。此書將俠客們置身於著名的歷史事件中，從春秋戰國到明清，講述了十位各具特點的俠客的故事。這些故事的敘述各有腔調，或活潑，或蒼涼，或清逸，或悲壯，浮現出中華民族綿延兩千多年的俠義精神脈絡。

作家簡介

會武功的邱華棟

邱華棟，1969年出生於新疆昌吉，16歲開始發表作品。曾任《青年文學》主編、《人民文學》副主編，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現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夜晚的諾言》《白晝的躁動》《正午的供詞》《花兒與黎明》《教授的黃昏》，《單筒望遠鏡》《騎飛魚的人》《賈奈達之城》《時間的囚徒》《長生》等12部。另外還創作有中短篇小說200多篇，出版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電影和建築評論集、散文隨筆集、遊記、詩集單行本80多種。多部作品被翻譯成英、日、俄、法、德、意大利、西班牙、韓文和越南文出版。

武俠與歷史的現代書寫

——讀邱華棟小說《十俠》

◎林遙

第一次知道邱華棟要寫武俠小說，心中頗為擔心。武俠小說畢竟屬於通俗小說範疇，按現在的文學類別，可以歸為類型小說。作家邱華棟無疑是一位出色的純文學作家，他對於各種純文學小說寫作的技法，應該是熟諳的，他是否會按照各種“主義”，對於武俠題材進行“創造性”的重構呢？武俠小說，有其固有的敘述模式，在某個層面，純文學和類型小說，並不太容易調和，嫁接不妥，很容易崩盤。

20世紀80年代，作家餘華曾經寫過《鮮血梅花》，講述了一代宗師阮進武之子阮海闊，在母親的要求下尋找殺父仇人的漫漫曆程。餘華在這篇小說中，從後現代視角，對個體存在的虛無與荒誕進行了深層思考，然而，以傳統武俠小說的角度來看，這篇小說不過只是借了一層武俠的外衣，依然還是先鋒小說的寫作方法，因為餘華本身也沒有准備寫作武俠小說。作為小說來講，《鮮血梅花》無疑是成功的，但從武俠小說閱讀角度而言，閱讀是無趣的。

武俠小說因寫作者的功力有高下之分，作品的質量也良莠不齊，但是武俠小說作為受眾頗廣的一種類型小說，貫穿於其中的，除了引人入勝的傳奇故事，還有無法避開的俠義精神。這種精神，以《史記·遊俠列傳》為開端：“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俠客的精神成為一種高貴的品德。這些被後來班固視為“罪已不容誅”的社會階層，卻在司馬遷的筆下成為傾倒天下大眾的英雄，並對他們的不幸遭遇表示了同情，對迫害他們的權力階層表示了憤慨，揭示了當時漢朝法律的虛偽和不公平。如果武俠小說在文本敘事中，刻意消解這種精神，純粹以個體人性的視角去探究，難免會有四不像之感。

邱華棟是位多面手作家，閱讀量驚人，在他已出版的大量作品當中，我最喜歡的其實是他的兩部長篇《時間的囚徒》和《長生》，這兩部長篇小說在很多評論家的眼中，並不算是邱華棟最重要的作品，但是以我閱讀習慣來講，這兩部小說給予了我對於類型小說和純文學之間最大的平衡，也因此我對他的武俠小說產生了很多期待。

2018年，在《青年作家》第5期上，我讀到了他的武俠小說《劍笈》。我不知道此篇是否是這部《十俠》中最先寫作的作品，平心而論，最初閱讀的觀感不是特別好。小說的開始有些俗套，依然還是在搶奪一本武林秘笈，在搶奪秘笈的過程當中，有愛恨情仇，也有師門背叛。

但是讀到結尾處，發現這一本用來修煉武功、進而提升俠客潛能，對於很多武林人士極為重要的武林秘笈，最終的結局，竟然是為了要匯總到《四庫全書》中！這是一個巨大的反諷，從乾隆皇帝編修《四庫全書》的目的來看，這本秘笈的最終的命運如何，是可以想見的。

那麼，是否就此表明，在邱華棟的筆下，俠客的奇功絕藝以及俠客的俠義精神，在這裏最終消解了呢？後來的兩年間，邱華棟的短篇武俠小說陸續發表，等這些小說結集為《十俠》的時候，我才發現邱華棟的野心不止於此——這十個故事，從先秦一直寫到清朝乾隆年間，他的寫作目的非常明確：十篇小說，其實梳理了兩千年來中國俠客身份的變化以及俠義精神在整個歷史嬗變之中的存續。邱華棟把這十篇小說稱為“短篇歷史武俠小說”，可以證明，他在構思之初，就是要把這些俠客寄身中國歷史的變化當中，進而尋求俠客對自己身份的認同。

文學作為一種傳統，具有巨大的磁場和力量，在這個強大的磁場中，任何一種文學體類的變化和作家思考，都會有固有的規範，從而得到檢驗和認定。是以，任何創新都要在一定的基礎上完成，即便是以叛逆姿態登場的作品，也要包含傳統的基因，就武俠小說而言，歷史感和人物本身秉持的俠義精神，不可或缺。

武俠小說欲與歷史作結合，並非容易的事，這牽涉到作者對於歷史事件的選擇、歷史觀念的革新、歷史知識的儲備，以及這些在小說中運用的技巧等等。盡管小說純屬虛構，未必非真不可，但總不能背離史實。因此，深厚紮實的歷史知識，在武俠小說寫作中，成為極為重要的一環。在這方面，邱華棟基於他深厚的學養，敏銳抓取到了歷史的關鍵點，以“對歷史的洞察力”為史識，進一步提出對有關史事背後原因的洞察。

當然，小說家不同於歷史學家，虛構的小說體式，也非嚴謹的歷史論著，因此，邱華棟的筆下，俠客脫離人生原軌，為理想四方飄流，上承濟世救民的衣缽，下秉以天下為己任的態度，化身為中國傳統主流文化之外的一翼，翻飛於讀者面前。

這樣的寫法，見仁見智，或許不為讀者習慣性的閱讀經驗所接受，但是邱華棟的寫作畢竟沒有背離武俠小說固有的“傳奇性”，關於歷史的“強烈的主體理性批判精神”，巧妙借助於一個個神奇怪誕的故事呈現出來，在他的敘事時空裏，所有的事件奇幻而又神秘，這就讓我們不得不體會到，作家對歷史事件和俠客的描摹並不是在重現某種生活，而是以深蘊的文化隱喻為基，試圖重建一個世界，一個屬於邱華棟的武俠世界，來隱喻某種“現實”的人生。

邱華棟並非普通的武俠小說作家，其文本敘事脫離武俠小說程式化的寫作，著重追求人物內心世界和處世行為的變化。按陳平原的說法，現代以來中國小說的敘事視角的發展，“大略經曆了一個從全知敘事到第一人稱敘事，再到第三人稱限制敘事的過程”。實際上，這種轉變也許正好是現代小說向傳統借取表現形式、向民間吸收敘事經驗的表現之一。

在《十俠》的寫作中，邱華棟將這種經驗最大化，將敘事角度降維至個體，以人物內心世界展現人物性格，進而形成相應的行動，衍生出一連串的事件。作者所賦予的人物性格，直接決定了其行動的選擇，而文字之間，特別著意摹寫的無疑就是人性。

武俠小說作家，從白羽、王度廬、朱貞木，到新派武俠小說時期的金庸、古龍、溫瑞安，都特別強調他們要著力刻畫的人性。古龍曾在不同的文章中強調“武俠小說應該多寫些光明，少寫些黑暗，多寫些人性，少寫些血”，“武俠小說的情節若已無法改變，為什麼不能改變一下，寫人類的感情，人性的沖突，由情感的沖突中，制造高潮和動作”。金庸在《笑傲江湖·後記》中說：“我寫小說，旨在刻畫人性，抒寫人性中的喜愁悲歡。小說並不影射什麼，如果有所斥責，那是人性中卑汙陰暗的品質。”

人性該如何定義，討論起來是個相當複雜的學術問題，但在文學化語境中，存在有雙重的觀念，一方面指“身為一個人所應具備的條件”，比如指責一個人沒有人性，就等於說這個人是壞人。人性是“性本善”，古龍所雲人性大致與此相類，是以說其“光明”。然而，另一方面，人性之中有善有惡，有悲有喜，有高貴，也有卑劣，這是金庸所持之觀點。

無論作家如何定義人性，小說中的人物行止，乃至事件的產生、情節的關聯，都來源自作者在寫作之初所設定的人物性格。

《擊衣》一篇，豫讓的“國士”性格，直接導致他的結局，如果給予他“知己之恩”的不是智伯瑤，而是另一個人，他的結局也不會改變；《易容》中，孟凡人具有容貌千變萬化的能力，可是如他的名字一樣，他就是一個“凡人”，那才是他的本來面貌，如同現代都市中的人們，帶著各種面具，卻在一個人獨處時，還要尋求本來的面目；《聽功》裏，葛幹是一個隨遇而安的性格，他的師父讓他練習聽功，他就用心去練，師父安排他去找長孫無忌，他就去投奔長孫無忌，長孫無忌命他去做臥底，他便去做臥底，太子李承乾派他去齊王府中，他也聽話地去了，直到最後被刺聾雙耳，他也是順從的，在其間他沒有絲毫自己的觀點和反抗，這並非是故事綁架了人性，而是人性導致了故事的走向。

邱華棟在武俠小說中，由宏大敘事轉向個人敘事，進而發掘人物幽曲的內心世界，恰好在古老與現代、歷史與想象以及故事與敘事之間搭建起了一個可以自由往來的橋梁，為未來武俠小說的創作，探索出另一種可能性。

（作者林遙系中國武俠文學學會會員，著有《京城俠譚》《明月前身》《中國武俠小說史話》等多部專著）

◎ 來源：紅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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