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恐怖主義與偏激型“政治正確”：觀念批判與理念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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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是由中國人權研究會主辦的、國內第一份人權學術期刊，創刊於2002年。

錢錦宇

西北政法大學教授，人權研究院執行院長，法學博士

來源《人權》2020年第5期　為方便閱讀，腳注從略

內容提要：
作為西方政治極化、傳統冷戰思維和國際政治經濟格局重構下支配性大國焦慮的共同產物，當下美英等國家的偏激型“政治正確”觀念既是言論自由的死敵，又是全球恐怖主義的溫床。全球反恐和全球人權治理的根本主旨和終極目標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謀求全人類的幸福生活，而不是追求一種偏激的政治正確觀念。只有秉持謀求全人類幸福生活的信念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積極踐行全球反恐和人權治理的對話與合作，持續展開文明對話，才能走出21世紀人類的發展之路。

關鍵詞：
人權 政治正確 反恐怖主義 全球治理

2020年6月17日，美國在不顧中國嚴正交涉的情況下，簽署了所謂的“2020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該“法案”的簽署生效，不僅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准則，而且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幹涉。正如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18日發表的聲明所指出的那樣，涉疆問題根本不是什麼人權、民族、宗教問題，而是反暴恐和去極端化問題。美國也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理應對中方采取的反恐措施予以支持。然而，美國卻以所謂人權為名，惡意攻擊中國的反恐和去極端化努力，企圖破壞新疆穩定發展的大好局面。這是在反恐問題上典型的雙重標准。

事實上，美英等國家之所以在人權問題（尤其是反恐怖主義問題上）呈現出雙重標准，是其奉行的一種以西方文明優越論為中心的“政治正確”觀念的使然。一旦裹挾了國家戰略競爭和地區利益博弈等因素後，西方傳統的政治正確觀念往往會走向“異化”和“極化”，形成一種偏激型政治正確觀念。偏激型政治正確觀念參與全球治理的結果，既無力應對和解決被稱作“21世紀政治瘟疫”的國際恐怖主義，也無法有效推進全球人權治理。因此，應該回歸到一種什麼樣的共識性理念，才能在應對國際恐怖主義、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等風險和危機對人類文明秩序的沖擊的同時，構築全人類的美好家園，仍然是21世紀第三個十年到來之際全人類都需要認真對待的話題。

一、美英等國家的政治極化及其意識形態塑造

二、偏激型政治正確觀念阻礙全球反恐怖主義

三、全球反恐的理念重構：實現人類幸福生活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美英等國家的政治極化及其意識形態塑造

西方政治中的極化現象由來已久。某種意義上，政治極化是西方兩党制政治和多党制政治的必然產物。西方的政党政治在制度構建上就為政治極化內嵌了生長和運行空間。在西方政治理論語境中，政治極化既包括党派極化，也包含意識形態極化。就其特征而言，“極化現象包括兩個主要方面：一是相互之間的差異性，二是各自內部的同一性。”以美國為例，盡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兩大陣營曾出現了以通力合作為核心的短暫親密期，但是總體而言，自20世20年代開始的100年來，在意識形態問題和政策考量上，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兩大陣營各自內部的同質化不斷提升，而兩大陣營之間的異質化傾向也愈發明顯。尤其是進入21世紀，全球政治格局和秩序不斷發生著解構和重構。作為伴生現象，西方世界也不斷展示出新一輪的“政治極化”趨勢。在種族關系極度惡化、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不斷攀升、醫療改革止步不前、疫情防控進退失據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國党爭異常激烈，政治極化程度之深甚至可以用“超級極化”來表達。“面對政治極化及其背後的深層問題，美國總統特朗普為鞏固執政權威、兩党政客為解決國內經濟問題，都將對華強硬作為優先事項。美國部分學術界精英等提出為了凝聚人心和強化國家認同，呼籲與中國開展新冷戰。”正是這種“新冷戰”思維，成為美國不斷炮制香港問題和新疆問題的重要原因。而美國簽署“2020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就是試圖用來緩和兩党尖銳鬥爭，在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陣營之間尋求部分妥協合作、消解美國政治超級極化的一個策略性工具。

美國的“新冷戰”思維需要意識形態為先導。而這種政治極化催生的意識形態，就是以“偏激型政治正確觀念”為中心的政治意識形態。

按照西方理論界的看法，作為一種觀念形態，“政治正確”的本意是為了消除歧視並追求平等。因此，“政治正確”觀念要求禁止基於種族、性別、性取向、身體或精神障礙、宗教或不同政治觀點而產生的歧視，否則就可能屬於“政治不正確”。但是事實上，21世紀以來，在冷戰思維並未完全消除和西方文明優越論不斷受到質疑的情況下，傳統地緣政治格局逐步解體，以及傳統支配性大國對於全球政治經濟格局重構而產生的憂慮，共同使得英美等國家基於支配利益的考量，不斷塑造一種以保守意識形態為中心的偏激型政治正確觀念。這種政治觀念體系在實踐中往往呈現出一種異化表現和極端要求，或者說呈現出“偏激”的特征。偏激型政治正確觀念以社會制度甚至國別為標准，其典型的實踐表達就是“逢俄必反”和“逢中必損”。對於“逢中必損”，我們並不陌生，甚至都有些習以為常了。例如“黃禍論”、“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就是西方“政治正確”的產物。假如誰敢冒美英等國家之大不韙而為中國說幾句公道話，那麼其結果必然是遭到無情的圍剿。2016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公民、移民與國際貿易廳華裔廳長陳國治僅僅因為肯定中國人權的進步、強調對中國人權要“從民生的角度去看”，應“秉承開放、善意和發展的眼光去看”，就遭到了加拿大主流媒體和政客的質疑和“政治圍攻”，最後被迫重申對加拿大效忠。再如，2019年英國外交部在倫敦召開了一場“媒體自由”大會。但“今日俄羅斯”（RT）以及“衛星通訊社”（Sputnik）這兩家俄羅斯的知名媒體卻被禁止參加會議。俄羅斯駐英國大使館向英國外交部提出了抗議，稱這是“赤裸裸的政治歧視”。“今日俄羅斯”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倫敦的“媒體自由”大會“一邊宣傳媒體自由，一邊卻封殺和汙蔑給自己帶來麻煩的聲音和媒體，這得多虛偽才能幹出這種事來。”另外，曾任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議會上議院助理議長的莫澤爾曼，由於撰寫認可中國新冠肺炎防疫工作並稱贊中國政府領導能力的文章而被迫辭職，繼而其住宅於2020年6月受到澳大利亞政府情報機構以“調查外國政府特工滲透”為由的搜查。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些例子都是美英等國家“政治正確”觀念在大眾傳媒和政治過程中發揮支配性作用的典型。

二、偏激型政治正確觀念阻礙全球反恐怖主義

自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當美英等國家以人權問題和人道主義為修辭而實施軍事幹涉，打開潘多拉魔盒釋放出國際恐怖主義以來，國際恐怖主義已經成為21世紀的“政治瘟疫”。美英等國家自身也深受其苦。然而，在全球反恐過程中，美英等國家卻又在偏激型政治正確觀念的支配之下，實施反恐與人權保障的雙重標准，選擇性地實施政治表達與行動。

2016年震驚世界的土耳其伊斯坦布爾6·28阿塔圖克國際機場恐怖襲擊，已造成近50人死亡，147人受傷。據美國CNN6月30日的報道，發動自殺式爆炸襲擊的3名人彈，分別來自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等前蘇聯地區。這次恐怖襲擊的幕後主使，確信就是車臣老牌恐怖主義分子“獨臂恰達耶夫”。事實上，盡管自2003年起俄羅斯政府就以資助恐怖主義、加入恐怖組織和訓練恐怖分子的罪名，將恰達耶夫列入通緝名單，然而奧地利卻以俄羅斯實施政治迫害為名，給予恰達耶夫以政治庇護；盡管瑞典、烏克蘭、保加利亞等國政府數次因藏匿槍支、爆炸物和爆炸裝置設計圖而逮捕恰達耶夫，俄羅斯要求以恐怖主義罪名將其引渡回國，然而部分美英等國的人權組織卻不斷施壓以阻止引渡，大赦國際則聲稱，如果引渡恰達耶夫，他將在俄羅斯面臨不公正審判和酷刑。正是因為如此，歐洲人權法院命令烏克蘭拒絕俄方的引渡請求。直到2015年2月恰達耶夫加入伊斯蘭國並成為高級指揮官時，美國司法部才將他列入恐怖分子名單。

本來完全可以經由引渡並通過俄羅斯的法律制裁而避免的這起特大恐怖襲擊案，卻為什麼能夠得以順利實施，造成人間慘劇？在全球反恐時代，這確實是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其實，在某種意義上，土耳其6·28阿塔圖克國際機場恐怖襲擊，恰恰是美英等國家長期奉行偏激型的“政治正確”觀念及其塑造的人權雙重標准的直接後果。

筆者相信，美英等國家政界和傳媒界肯定也會有不少明白人。但可以肯定的是，誰也不敢揭開美英等國家“政治正確”這件“皇帝的新衣”，甚至不敢對此表示出絲毫的懷疑或偏離。因為這樣做的政治成本是高昂的，陳國治和莫澤爾曼就是例子。這也就是為什麼歐洲人權法院和大赦國際等人權組織會千方百計阻礙俄羅斯引渡恐怖主義犯罪嫌疑人恰達耶夫的根本原因，而不論後者是否會策劃和發動恐怖襲擊。然而，這樣做的結果，則是不斷加劇美英等國家的政治極化和新民粹主義的急劇發展。正如國內學者指出，西方世界政治極化與“新民粹”的一個根源就是政治正確與傳統政治體制的落差。“被政治精英無限拔高的‘政治正確’到了建制內無法解決的程度，於是，一些精英選擇將他們不敢表態也不願擔責的問題推向選民，這等於在現實層面吹響了激發民粹主義的動員號角。”

稍有頭腦的人都會看出，美英等國家以高度意識形態化為特征的偏激型“政治正確”觀念，既是言論自由的直接死敵，又可能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的潛在盟友。在恐怖主義與媒體和政府的“三角式互動溝通模式”中，恐怖主義試圖通過媒體來實現如下目標：“媒體報道使他們獲得了公眾和上層社會的關注，為他們提供宣揚恐怖主義視野及不滿情緒的平台，並為他們贏得尊重甚至是某些圈子裏的合法性。”然而，美英等國家在新聞傳媒領域和人權領域一意孤行地奉行偏激型“政治正確”觀念，在客觀上壓制與“政治正確”相反的言論。其結果是支配和禁錮美英等國家民眾的思想自由，使民眾沉浸在以“歷史光榮”和“當下優越”為核心的西方中心主義的迷夢之中。如果說自啟蒙運動以來，西方曾經因為打破宗教桎梏、追求人類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而在歷史文明發展中樹立了里程碑的話，那麼今天美英等國家高度意識形態異化下的“政治正確”，卻正在腐蝕、最終將瓦解這座豐碑。更為嚴重的是，恐怖主義與媒體的聯姻，加速了國際恐怖主義的蔓延。美英等國家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政治正確”所塑造的人權觀，對中國和俄羅斯在法治和人權事業上不斷取得的發展和進步視而不見，對中國和俄羅斯深受國際恐怖主義危害的事實視而不見，對中國和俄羅斯在國際反恐怖主義鬥爭中發揮的巨大力量視而不見，赤裸裸地表現為一種人權的偏見。而對於中國的烏魯木齊“7·5”事件、昆明火車站恐怖暴力襲擊等事件，美英等國家主流媒體的消極評價也再次展示著這種偏激型政治正確觀念。這種偏激型政治正確觀念所塑造的人權偏見，必將成為全球聯合打擊恐怖主義犯罪的障礙，最終為國際恐怖主義犯罪提供舒適的溫床和堅硬的堡壘。

可以說，在美英等國家中，“政治正確”不僅比新聞報道的客觀公正性重要，而且也要比國際恐怖主義犯罪對其國民造成的潛在危害性重要得多。分析至此，恰達耶夫是不是6·28阿塔圖克國際機場恐怖襲擊案的主謀，已經不再重要。即使他沒有參與土耳其的這起恐怖襲擊，但只要他是恐怖主義分子，只要美英等國家繼續秉持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政治正確”觀念所塑造的人權偏見，“恰達耶夫們”仍然會低成本地策劃和實施其他的恐怖襲擊。雖然“我們不僅要致力於強化政府權力預防和應對恐怖主義，相應地還要對其進行限制，防止在反恐過程中濫用國家權力”，但這種反恐去極端化與人權保障之間的動態平衡，絕不是偏激的政治正確觀念能夠實現的任務。

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新興國家的國際影響力的持續性提升，以及舊有國際政治和經濟格局不斷解構和重構，美英等國家的“政治正確”觀念會繼續成為其用來進行國際鬥爭的一種工具，還將會在一定範圍內得以強化，成為支配和禁錮人們思想言論、指導和規制人們行動選擇的一條意識形態的紅線。

需要注意的是，這種以精英主義政治為支撐的“政治正確”觀念，會不會受到質疑和否棄？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不再把美國傳統“政治正確”觀念奉為圭臬而是高調推行以“美國（利益）優先”為中心的霸權主義的特朗普，最終壓倒了強調傳統“政治正確”觀念支持者的希拉裏。但縱觀其執政以來的美國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可以發現，特朗普並沒有真正否棄美英等國家的偏激型政治正確觀念，反倒是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觀念。同樣要注意的是，雖然占領華爾街運動和占領華盛頓運動中出現“我們才是99%”的標語和口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美國大多數民眾對於美英等國精英政治及其塑造的偏激型“政治正確”觀念的質疑。但是這種質疑，並不會在全球人權治理和國際反恐怖主義問題上迅速改變美英等國家的雙重標准立場。究其原因，如前所述，在人權問題和反恐問題上給其他國家制造麻煩，既是美英等國家的國家利益使然，又是其緩和党派惡鬥、消解政治超級極化的伎倆；既是美英等國家的固有意識形態觀念使然，又是其試圖占據道德制高點而提升其軟實力的策略。

三、全球反恐的理念重構：實現人類幸福生活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全球恐怖主義是全人類的公敵，是21世紀全球治理的一個主要問題和難題。2006 年9 月8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聯合國全球反恐戰略行動計劃》（A/60/L.62）強調要緊急采取行動，防止和打擊一切形式和表現的恐怖主義，並消除有利於恐怖主義蔓延的條件的措施。《行動計劃》指出這些有利於恐怖主義蔓延的條件的措施包括但不限於：長期未能解決的沖突、一切形式和表現的恐怖主義的受害者受到的非人性化對待、法治不彰、侵害人權、族裔、民族和宗教歧視、政治排斥、社會經濟邊緣化，缺乏善政等。然而，從全球反恐怖主義的實踐來看，盡管國際社會承認恐怖主義是共同打擊的對象，但是美英等國家偏激型“政治正確”觀念在反恐與人權保障問題上塑造的“雙重標准”，恰恰是國際恐怖主義的溫床。偏激型“政治正確”觀念不僅阻礙了全球反恐戰略共識的達成，阻礙了全球反恐怖主義的交流合作，而且妨害了國際社會遏制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和推進全球人權治理的成效。因此，對於全球反恐怖主義而言，重要的是重構其理念，構建一種為國際社會公認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理念。

在筆者看來，構建這種支撐全球反恐怖主義的理念，其邏輯起點應當是重新闡釋人權的目的性價值。毫無疑問，人權是一個偉大的名詞，人權的逐步實現和保障更是一場偉大的政治實踐。21世紀的政治文明，最終將以對人權的尊重和保障為導向。在此值得追問的是，人權作為一套理念體系和制度體系，其目的性價值到底是什麼？《世界人權宣言》似乎是從世界自由、和平與正義的角度給出答案，即：“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乃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並且從“人民的最高願望”——“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予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的維度做進一步證成。然而，上述論證的問題在於：一方面，就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本身而言，也只是一種工具性價值，並沒有構建起以人為中心的目的性價值的邏輯；另一方面，僅僅把保障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充裕和安全的世界視為“人民的最高願望”，沒有關注到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目的性價值的意義，則在整體上缺乏一種充分的意義向度。

事實上，在人權概念產生的初期，霍布斯、洛克和盧梭等思想家從不同角度闡發社會契約的締結和自然權利的構造時，就已經以人們自身的福祉為邏輯起點。“安全、自由、平等和秩序，是人類實現其構建政治共同體的根本目標——追求以生存為前提的幸福生活的必要條件。”在21世紀重新思考人權作為理念與制度的體系構造時，應當重新回到幸福生活或者福祉的基點上。換言之，當代政治哲學和倫理學應當從人類的幸福與人的基本價值層面來闡明人權的目的性價值，通過證明人權對於人的幸福和安寧的不可或缺性，來證明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正當性。

2018年12月，習近平致信紀念《世界人權宣言》發表70周年座談會，強調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2019年《為人民謀幸福：新中國人權事業發展70年》白皮書再次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中國共產党從誕生那一天起，就把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複興、為人類謀發展作為奮鬥目標。”在這種理論視野下，中國國內政治實踐的邏輯就是，實現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制定憲法、建立政權及其各項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則。“以人民為中心”和“為人民謀幸福”，就是現代中國党和國家治理的核心理念，尊重和保障人權是中國憲法的基本原則。人民的幸福安康是民主與人權制度的最高價值，而對這些價值的實現和維護，是民主政治和人權制度的根本目的。人民的幸福生活也是民主政治的真諦所在。同時，在國際政治實踐層面，全球反恐和全球人權治理的根本主旨和終極目標，是謀求全人類的幸福生活。在全人類的幸福生活的價值導向下，倡導構建全人類的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而不是追求某種抽象的政治正確觀念，更不是偏激型政治正確觀念，才有可能真正提升全球人權治理的績效和有效遏制打擊國際恐怖主義。

要實現全人類的幸福生活，必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作為中國對21世紀全球人權治理的智識貢獻，為全球反恐怖主義注入了以人為本的價值追求和終極關懷。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看來，全球反恐和全球人權治理需要的是以多元共治為特征的多邊治理結構。基於對政治文明和發展道路的多樣性的承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塑造的全球治理強調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協商與對話，反對和抵制那種偏激型政治正確觀念對於國際政治的“道德”綁架。從全面應對現代化風險和反恐怖主義的全球實踐來看，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已經無力承擔重任，而以非此即彼、頡頏對抗為思維特征的偏激型政治正確觀念也無力應對。必須回歸到全球治理的真諦，激發治理主體之間共生共存的理念共識，奉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和開放、融通、互利、共贏的“全球合作觀”，構築全球協同治理和反恐怖主義的國際合作網絡，尋求合作與發展的最大公約數，才能共同分享治理和發展的紅利。質言之，只有秉持謀求全人類幸福生活的信念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積極踐行全球治理合作和持續展開文明對話，才能開拓21世紀人類的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