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為什麼說封建君主專制是歷史上最惡劣的發明？

讀書廣記

優質創作者

明末奇書

“明夷待訪”是什麼意思？

黃宗羲的書取名叫《明夷待訪錄》，書名就有著很深的含義。黃宗羲於康熙元年開始寫作這本書，彼時天下大定，清朝統治日趨鞏固，眼看著反清複明已經無望，黃宗羲便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付之筆墨，以待後世傳誦。在《題辭》裏說：“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這也是書名中“待訪”兩個字的含義，黃宗羲以箕子為榜樣，希望後世賢德之人能夠通過自己的書得到啟發，以便繼續完成反清大業。

“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它的卦象為上坤下離，意指光明隱入大地之下，四周都晦暗不明，天下大難。象征著明朝已經淪亡，隨著清朝的建立，中國也就陷入了極度黑暗之中。而作者生於如此昏暗的時代，已經無力回天了，他只能將“國家治亂之原”和“生民根本之計”著述成書，留待後世借鑒。

這便是《明夷待訪錄》這個奇怪的書名的含義。

人們為什麼要建立君主制度？

君主是封建專制社會組織結構的核心，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因此，黃宗羲認為要探明封建國家的治亂之原，首先就得研究君主的職分。

根據人性，人們都是自私自利、好逸惡勞的。因此，君主的本分應當是為天下人興公利，除公害。在黃宗羲看來，君主作為公共人物，不能有一己之利，而是要為天下人勤勞奔波，甘當天下人的公仆。正因這個位置與天下大多數人的性情相違背，所以在上古時代，許由、務光等人不願意擔此重任，他們紛紛逃避，辭讓天下而不受，這也是《莊子·讓王篇》裏所說的現象。

人們不願擔任公職，只得委托像堯、舜、禹這樣的人來為民服務。唐堯舉賢任能、兢兢業業；虞舜巡視天下、死於蒼梧之野；最悲催的莫過於大禹，他為天下奔波得大腿不長毛、小腿不長肉，一連三次路過家門都沒空回去看看。可見君主要任天下之勞，是一項費力不討好的差使，只有品德高尚之人才願意擔此大任。

黃宗羲認為正因君主是人民的公仆，所以“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需要用任期制來結束公仆的服務期限，以免他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所以，堯舜在晚年都禪讓了，此所謂“入而又去之者”。這才是人君的職分，因此黃宗羲說：“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

君主制度為什麼墮落成了專制？

然而到了後世，自從“秦政制”建立之後，君主制度逐漸演變成君主專制。人君這個位置手握的權力越來越大，分量越來越重。許多人通過擔任君主來滿足一己私利，不再為天下人服務。

專制君主不認為自己需要為天下人興利除害，而是說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手，他掌握著利害的分配權力。所以，專制君主常常打著天下為公的旗號，違反人情，不准人們各私其私、各利其利，而是把自己的個人私利冒充成天下的公利，要求所有人都要放棄私利而服務於它，並說：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因為這是崇高的。

劉邦曾問劉太公說：“某業所就，孰與仲多？
”後世的人君也常宣傳“光有天下，克成大業”，把天下說成是某個人、某個組織的事業，其說法鄙陋不堪。專制君主既然把天下視為產業、當成自己的私有財產，自然就渴望要代代世襲、受享無窮了。可是天下如果是產業的話，那麼天下人也就不會紛紛躲避，而是覬覦不已，垂涎欲滴了。結果治亂興亡也就在輪流坐莊中循環往複，你方唱罷我登場。勝利者高呼“克成大業”，破產者哀歎“願世世無生帝王家”。

要想逃出這種地獄輪回的周期律，就得改變君主的職分，明確其公仆地位，敢有將天下視為個人之產業者。天下人必將“視之如寇仇，名之為獨夫”，得而誅之。黃宗羲認為，以其把天下的安寧寄托在一個專制君主身上，那還不如無君無公仆更好些。

封建君主專制是天下之大害

有時候國家衰滅是人們喜聞樂見的，而國家昌盛卻會加深人們的災難。例如桀紂之亡，天下人無不稱快；暴秦、蒙古興起，反令世人蒙其荼毒。治亂興衰的判斷標准不在於國土的大小、國力的強弱、財富的多少，而在於萬民的憂樂。

可是，在專制君主統治的國家裏，天下被當成了個人的產業，而官員也就成為了皇帝的宦官和宮妾。世人不再認為是為天下而設官職，反倒認為官職是皇帝授予他們的——皇帝把自己的產業分一部分給他們經營，因而官員們都感恩戴德、俯身叩首。他們的工作只在服從皇帝，討得皇帝的歡心，而不管萬民的死活。

黃宗羲認為“君為臣綱”乃是一種荒謬，君臣只存在職分上的關系，在職則為君之師友，離職則成為路人，並不像父子那樣有著不可割斷的血緣聯系。君與臣其實都是公仆，不過是“名異而實同”而已。然而封建君主專制卻把君臣比作為父子，認為臣子的生活、生命都要仰仗於君主的賜予，這種變態而畸形的價值觀乃是思想控制的產物。

當君主制度異化成為君主專制之後，君主就從天下人之公仆一躍而成為了天下人之共主。從前是君主為天下人服務，現在卻變成了天下人為君主服務了。在這種轉變的過程中，“秦政制”起了關鍵性作用，它把專制變得制度化與合法化，而且還通過焚書坑儒的思想控制，在人們的大腦中造成了專制合理化的幻覺。

黃宗羲敏銳地察覺了這種轉變，在《原君篇》中他就講述了君主制度的異化，並且認為在異化之後，君主專制已經成為最壞的發明，他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