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牌、分社的歷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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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裏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牌、分社的歷史沿革文 | 宋強（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助理、策劃部主任）人民文學出版社作為新中國歷史最長、規模最大、品種最齊全的文學專業出版社，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曾使用過很多副牌和分社，它們出版的圖書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讀者的精神生活。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很多歷史也在記憶中淡去，即使是專業研究人員，也對一些史實語焉不詳。因此，有必要對人文社的副牌、分社進行梳理，為出版史研究提供線索。一、人文社成立初期吸收的出版社1951年8月17日，《人民日報》刊出消息，“國營人民文學出版社今年三月在北京成立。該社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及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共同領導，社長為作家馮雪峰。該社編輯方針將以現代文學為主，其次是中國民間文學、古典文學和外國文學。關於現代文學，以出版幾種叢書為主：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文藝建設叢書等。此外，也將從地方出版單位已有的書籍中，挑選優秀的作品重印，特別注意選印通俗文學作品；此外並將有計劃有步驟地出版我國古典作品或外國名著。外國文學方面，目前主要為蘇聯、新民主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步作家的作品。首先進行的是蘇聯文藝叢書的編輯出版工作，由該社與時代出版社共同負責進行。過去已由三聯或新華書店出版的名著，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等書，都將重新校閱再版”。人民文學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文社）成立之初，不僅吸收了三聯書店和新華書店之前已經出版的圖書資源，而且在發展過程也吸收了一些其他國營和私營出版社的資源。

人民文學出版社創社社長馮雪峰1.1952年7月，上海魯迅著作編刊社遷京，並入人文社，建立魯迅著作編輯室，專門從事整理和注釋魯迅著作，准備出版注釋本《魯迅全集》。

1958年版《魯迅全集》（10卷）2.時代出版社：時代出版社隸屬於蘇聯塔斯社。1952年12月，蘇聯政府決定將時代出版社無償移交中國政府，中宣部決定由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為其領導機構，派易定山為社長。1952年12月30日，出版總署召開座談會商談時代出版社移交細節，出版總署黃洛峰、金燦然，中宣部包之靜，中蘇友協總會李沾吾、易定山參加會議，王泰雷、孫繩武作為時代出版社的代表參加會議。在這次會上，決定將時代出版社一半的現有編輯人員調到人文社。（《關於時代出版社問題會談紀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4），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395頁。）1953年2月，時代出版社撤銷，部分俄文編輯人員調入人文社，這其中包括孫繩武、伍孟昌、蔣路和許磊然等。1954年6月，出版總署又決定時代出版社主要出版“幫助國內讀者學習俄文語文的各種讀物”，其所有文學書籍全部移交人文社和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總署党組關於時代出版社工作的請示報告（摘要）》，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6），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315頁。）3.天下出版社：人文社成立之初，也吸收了一些私營出版社。對於當時的私營出版社來說，明顯感覺到政治待遇上低人一等，很多都紛紛要求進行公私合營或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甚至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也提出這樣的要求（《出版總署党組小組關於進一步改造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請示報告》（1953年11月3日）中提到：“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1950年曾要求全面公私合營，當時因客觀條件不成熟和主觀力量不足，我們沒有接受。”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5），1999年1月第1版，第591頁。）當時葛一虹創辦的天下出版社，在“三反”運動之後，葛一虹“不願意繼續有資本家的名義”，以“資金周轉不靈”名義要求歇業。在出版總署協調下，提出將天下出版社與人文社合並，“以加強後者的力量”，“馮雪峰、葛一虹表示同意”。於是，除葛一虹和妻子陸一旭之外，其全部員工十一人全部加入人文社。（《出版總署關於天下出版社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合並情況向中央宣傳部的報告》（1953年12月11日），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5），1999年1月第1版，第657頁。）當時，還曾有將上海出版公司並入人文社的計劃，鄭振鐸曾在書信中寫道：“‘上出’能改為國營，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合並是一大喜事！想來股東方面是不會有意見的。問題只在股本的計算問題。如何計價？決不能算得太多，其實全部捐獻也是好的，只怕不合‘政策’，政府不予接受耳”（劉哲民：《鄭振鐸書簡》，學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頁）。但由於其他原因，上海出版公司後並入上海文藝出版社。二、作家出版社1953年11月，為擴大出書範圍，開始以副牌“作家出版社”名義出書，第一本書為《三國演義》。據許覺民回憶，“作家出版社是1954年經喬木指示成立的，因‘人文’招牌應出版定評的，第一次出版的創作（包括古典文學某些選本）一般都用作家名義。人文用作家名義，一直延伸到‘反右’後。1958年，作協成立作家出版社，樓適夷、何文過去，到那時人文才停止用作家名義。”（許覺民給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陳新的信，1986年10月28日。）使用作家出版社名義還有一個目的，就是為了與私營出版社競爭。1953年工作總結中提到，要“進一步提高出版物質量，同時又適當地放寬標准尺度，大量用‘作家出版社’名義出版新書，以限制私營文學出版社的盲目發展”。（《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工作總結》。）

1956年，朝內166號大樓建成。1958年1月，人文社從東四頭條搬遷至此1958年8月，作家出版社“因適應社會主義文化革命高潮的需要，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文學新創作部門和通俗文藝出版社的基礎上成立單獨的機構，從文化部移交作家協會領導，成為作家協會直屬的中國文學新創作的專業出版社”。樓適夷和部分人員調到作家出版社。所謂“社會主義文化革命高潮”，其實就是“大躍進”。作家出版社分立，主要是要解決“審稿遲”“出書慢”“對作家聯系不夠緊密”“情況隔膜”的問題（作家出版社約稿信），在“大躍進”的環境下，出書數量、出書速度成為衡量出版工作的最重要的指標，在過去，人文社遴選選題時小心翼翼，在選擇以人文社名義還是作家社名義出版時也是要求相對嚴格，這種做法顯然是與“大躍進”的時代潮流是不合拍的，作家出版社分立出去勢在必行。自此，人文社提出不再接受創作稿件，而只出版經過一定時間考驗的優秀創作“選拔本”。然而，事情很快又有了改變。196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領導馮雪峰、王任叔、聶紺弩已都被撤職，樓適夷、何文又因1958年作家出版社分出時調走，出版社只能由副社長許覺民主持工作。1960年，國家提出了“調整、充實、鞏固、提高”的八字方針，隨後中央一級機關機構也進行了調整，重點對行政部門和事業單位幹部進行精簡。文化部也對出版社進行了整頓，提出作家出版社和中國戲劇出版社“性質與人民文學出版社相近，決定裁撤合並於人民文學出版社，由文化部領導，在業務上並受作協党組和劇協党組指導。兩家合並於人民文學出版社後，大大加強了該社的領導力量。並且人員也精簡了百分之四十一（三社原有三百七十九人，合並後為二百二十人）”。三社合並後，嚴文井擔任社長兼總編輯，韋君宜擔任第一副社長。1980年，現在的作家出版社成立，隸屬於中國作家協會。三、文學古籍刊行社1954年9月，人文社開始以“文學古籍刊行社”副牌出書，第一本書為《琵琶記》。古籍刊行社成立後，王任叔親自撰寫《重印文學古籍緣起》，提出選擇重印文學古籍的三個標准是：“（一）流傳最廣而為世人所熟知的優秀作家的專集或別集，優秀的選集或總集；（二）能代表一時代文學的特色和流派、能反映一時代的社會面貌與人民生活的各種著作；（三）具有參考、研究價值，而流傳極少的孤本和珍本。”當時有學者呼籲要加強影印古籍的出版，人文社編輯黃肅秋也撰文呼籲影印古籍：“古典文學的研究資料，有不少是所謂‘海內孤本’，一經壟斷，即成了少數人的‘奇貨’，他們固然可以根據這些資料寫文章，當‘專家’，而更多的古典文學研究工作者，特別是一些年輕的研究工作者，和這些資料卻無緣相見，這就大大限制了、妨礙了這些珍貴資料發揮它的更大效用。這難道不也是一種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作風嗎？”（黃肅秋：《反對對古典文學珍貴資料壟斷居奇的惡劣作風》，《人民日報》，1954年10月31日。）這為古籍刊行社的出版營造了輿論環境。從1954年10月至1956年1月，以文學古籍刊行社名義重印出版了三十多種文學古籍，其中影印的占了二十九種。這種做法很快便受到批評，《人民日報》於1956年1月27日發表評論文章，認為古籍刊行社“缺乏嚴格選擇地出版了一些沒有或者很少價值的書”，認為它並未堅持自己確定的第一、第二條出版標准，興趣只在第三條上，有“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清客和收藏家玩弄‘孤本’‘秘笈’的思想作風”，“不顧廣大群眾的迫切需要，將一些根本沒有什麼價值，或者價值很小的書籍”大量印行。文學古籍社受到批評，還與當時的《紅樓夢》批判事件有關，在這篇社論文章裏也指出，它違背出版原則的做法，還“突出地表現在關於研究紅樓夢的參考書籍的出版工作上。出版社把《四松堂集》《綠煙瑣窗集》《懋齋詩鈔》《春柳堂詩稿》幾部書，影印線裝，而且還加上了不切合實際的、甚至帶有欺騙性質的‘出版說明’。”它對古籍的影印，“過份地、極不恰當地吹捧版本的‘價值’，表現了對讀者完全不負責任的態度，大大損害了國家出版機關的應有的威信。”（本報評論員：《肅清文學古籍出版工作中的腐朽作風》，1956年1月7日。）同時，也有人提出影印古籍是“厚古薄今”的現象，而且不加標點符號，造成閱讀時的困難。（高原：《不要單純追求“古”》，《人民日報》1958年5月29日。）之後，人文社不再以此名義出書。1987年7月，人文社恢複“文學古籍刊行社”副牌，出版《清平山堂話本》等影印書，接著開展宣紙線裝影印業務。1989年10月，按照新聞出版署整頓出版社精神，人文社撤銷“文學古籍刊行社”副牌。四、藝術出版社1953年12月，藝術出版社根據胡喬木指示成立。因為當時還未有戲劇、音樂、電影劇本類方面的專門出版社，所以人文社以“藝術出版社”副牌出書，第一本書為《演員小叢書》中的《安德烈也夫》。1956年下半年，藝術出版社分出，改為電影出版社和戲劇出版社。五、中國戲劇出版社中國戲劇出版社成立於1957年，社長為田漢，隸屬中國戲劇家協會。編輯部設有中國戲劇、外國戲劇編輯室，並用寶文堂書店名義出版通俗戲曲作品。1960年12月，人文社、作家出版社、中國戲劇出版社三社合並。1980年1月，重新恢複後下設話劇、戲曲、外國戲劇、寶文堂、戲劇連環畫五個編輯室。葛一虹、陳默、劉厚生先後任社長，杜高、王正任總編輯。從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間出版書籍一千餘種。六、通俗文藝出版社、寶文堂通俗文藝出版社和寶文堂也曾作為人文社副牌。寶文堂創辦於清道光（1821—1850年）年間，原址在崇文門外東打磨廠街東口路南，開始是個印刷、經營賬本的賬簿鋪。清同治四年（1865年）改營圖書成為寶文堂書鋪。1949年新中國成立，在新時期、新思想影響下，開始編輯、出版、發行歌頌工、農、兵等勞動大眾的文藝作品。1953年改為國營，與通俗讀物出版社合並，但對外還保留“寶文堂”之名。1958年2月，原通俗文藝出版社通俗文藝編輯室劃歸人文社，成為一個編輯組。寶文堂作為人文社副牌出書時間在1958年7月至1960年10月，它曾作為中國戲劇出版社副牌，1991年被取消。七、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分社1960年，北京和上海的出版社在選題方面發生沖突，如人民出版社與上海人民出版社、人民美術出版社與上海美術出版社等，人文社與上海文藝出版社也經常就外國文學翻譯作品發生爭搶事件。在文化部出版局指示下，准備建立總社分社體制，並以人文社為試點。1963年11月，文化部召集本社和上海市出版局、上海文藝出版社等單位負責人協商，提出《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文藝出版社合並方案》，決定“上海文藝出版社改為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分社”。1964年4月，人文社上海分社正式成立，並啟用人文社上海分社新印章。1970年12月，人文社上海分社與人文社正式分開，恢複舊制。八、音樂出版社音樂出版社成立於1954年10月11日。由上海私營新音樂出版社與中國音樂家協會出版部公私合營而組成，當時社名為音樂出版社，是新中國成立後最早成立的出版音樂書、譜的專業出版社。首任社長為趙颯，總編輯為孫慎，副總編輯為章枚、錢君陶。隸屬中央文化部出版局領導。1957年後改屬中國音樂家協會領導。1966年，在我國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音樂出版社的業務隨之停頓，並入人文社，機構被撤銷。1974年8月，經國家出版局批准，音樂出版社恢複建制，從人文社分出，更名為人民音樂出版社。九、外國文學出版社改革開放之初，為了適應新的出版環境和讀者的新需求，人文社副牌“外國文學出版社”於1979年6月成立於北京，它的出版宗旨是：“以出版20世紀外國文學著作（包括作品、理論、研究著作等）為主，重點介紹20世紀60年代以來反映外國現實生活及人民精神面貌的新作品，同時出版外國近代和古典文學著作中的部分散本，以及我國對外國文學的研究著作。”秉承這樣的宗旨，外國文學出版社先後出版了“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當代外國文學叢書”“外國文藝理論叢書”等大量圖書，尤其是被收藏家稱為“網格本”的“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已經成為我國外國文學出版史上的經典。

人文社前樓這些讀物為當年如饑似渴的讀者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食糧，深深地影響了幾代中國人。“外國文學出版社”存在的三十年，正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可以說，它深刻完整地見證了改革開放以來外國文學出版的輝煌歷史，為中外文學交流做出了突出貢獻。十、天天出版社人文社副牌“外國文學出版社”的設立是基於當時特定歷史環境需要的產物。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開放程度的加大，再加上市場的變化和知識產權觀念的深入，原屬外國文學出版社的業務不斷被納入其主牌人文社的業務之中，客觀上造成了“外國文學出版社”使用率的逐漸降低乃至閑置的現象，無形中造成出版資源的浪費。因此，經過多次研究論證，在中國出版集團公司的支持下，人文社決定將原副牌更名為以少兒讀物出版為主旨的天天出版社並獨立運作，於2009年年初向新聞出版總署遞交了關於將外國文學出版社更名為天天出版社並獨立運作的申請。2009年2月22日，新聞出版總署下發了《關於同意外國文學出版社更名為天天出版社並獨立運作的批複》（新出綜合<2009>93號）。天天出版社作為人文社的全資子公司，是專業化的少兒出版社，致力於出版適合少年兒童閱讀的文學讀物、人文科學讀物、自然科學讀物、啟蒙家教讀物和卡通漫畫等圖書。從50年代到70年代，人文社副牌和分社的使用與分分合合，都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隨著當時社會環境的變化，在主管部門主導下進行的。這樣的分與合，雖說將各種人才、出版資源匯聚到了人文社，但從長遠來看，不利於一個出版社的穩定發展，也不利於自身經驗和傳統的建立。正如當時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多次改變中華書局的出版方向，多次將其與其他出版社合並一樣，中華書局百年傳統並未得到完全保存和延續。1957年，在文化部一次座談會上，財經出版社副社長常紫鐘對中華書局的改組表示不滿，認為文化部“方針不夠明確，舉棋不定”，“先把中華書局改成財經出版社，後因中央指出應重視中華書局傳統，又把中華書局單獨分出。現在又同古籍出版社合並，結果一個單位掛了三個招牌，中華書局原有的優點被忽視了，許多有經驗的老出版工作者沒有能充分發揮作用，工作中呈現出不少混亂現象。”（《對出版事務“統的過多”“管的過死”——各出版社負責人座談出版工作中的問題》，新華社1957年5月13日。）現在來看，這些教訓都是值得好好反思的。上世紀80年代以後，及至今天，外國文學出版社的興衰，是人文社在事業單位體制下積極變革尋求突破的縮影；而天天出版社的成立，則是應對市場經濟的挑戰順勢而為的結果。未來的人文社究竟如何發展，在未來是否考慮使用副牌或設立分社，能否打造成百年老店，這是需要從歷史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的。附：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人民文學》的關系經常有人打電話到人文社，要給《人民文學》投稿；也經常有人提到人文社時會說，《人民文學》雜志辦得不錯。這每每讓我們費去很多口舌去加以解釋。從歷史上看，人文社與《人民文學》的關系確實很緊密，也難怪讀者會有這樣的誤解。《人民文學》創刊於1949年10月25日，為全國文協（作協）的直屬機關刊物，它的成立早於人文社。《人民文學》創刊至第三卷第二期，出版、發行均由新華書店承擔；自第三卷第三期起，出版者改成人民出版社，第四卷第一期起，改為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文學》的排版、校對、出版工作都由人文社承擔，人文社校對科專門設立期刊組，負責期刊的校對工作。《人民文學》的人員與人文社也多有關系。嚴文井曾於1955年12月至1957年11月擔任《人民文學》主編，並於1961年起任人文社社長兼總編輯。秦兆陽曾於1955年12月至1957年11月擔任《人民文學》副主編，後調入人文社，成為《當代》首任主編。人文社首任社長兼總編輯馮雪峰之子馮夏熊，曾於1991年1月至1993年7月，擔任《人民文學》副主編。

嚴文井與葉聖陶參加作家座談會1975年9月6日，《人民文學》恢複成立時，曾考慮將編輯部設立在人文社，人文社也參與了刊物的籌備工作。文化部核心小組在給《關於創辦全國性文學刊物的方案》中提到，“刊物擬定名為《人民文學》”，“關於編輯部的組成，鑒於原文化部和各協會的文學編輯骨幹已選調出出版局，現在文化部的幹部，幾乎沒有搞文學專業的，因此建議《人民文學》雜志編輯部設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由出版局和文化部對刊物進行雙重領導，文化部主要負責方針政策（經與出版局協商，他們不同意設在出版局，只同意負責刊物的出版工作）。”“為及早做好准備工作，在編委會未成立之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和文學藝術研究所負責人調集人員組成籌備小組，立即進行籌辦工作。”《人民文學》的第一次領導成員會議於1975年10月23日在文學藝術研究所舉行，參加者有袁水拍、嚴文井、李希凡、施燕平、袁鷹共五人，決定第一期將於1976年1月20日出版。嚴文井當時為人文社社長，他參與了決策過程。（吳俊：《〈人民文學〉的創刊與複刊》，見《與人民同行與中國當代文學同行〈人民文學〉創刊五十五周年》。）第一期封底所署出版者為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作家出版社成立後，《人民文學》轉至作家出版社出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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