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演義到神話，談談《孫龐演義》神魔化的成因，以及其小說的意義

浩然書史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一直存在“尚智”的思想傾向，孔子、孟子、老子、莊子等被各家各派奉為先師，千年不朽。

但隨著時代發展，這些“仁人”與其思想已經不能解決社會問題，民眾渴望更智慧的人出現，於是作家們為迎合這一趣味，在文學作品中或將歷史人物神化，或直接杜撰出更神奇的人物。

以這樣神奇的人物為主人公的小說一出現，便引起了民眾的興趣，書坊主們為利大肆刊印，打破了歷史演義小說一統天下的格局。

像我們今天要講的《孫龐鬥志演義》特殊的文體性質，可看作是清初混類小說的先兆，複雜的創作方式也展現了當傳統改編方式出現困境時，新的創作方式的苗頭。

孫臏與龐涓的故事從歷史記載發展為充滿神魔因素的《孫龐鬥志演義》的過程中，其神魔化原因主要可從民眾的心理傾向與“尚智”思想兩方面找尋。傳統的政治文化思想與時代環境影響了民眾心理，共同推動了這一故事的神魔化。

讀者心理

《孫龐鬥志演義》由史實故事逐漸神魔化的過程，離不開讀者的心理因素影響。

一方面讀者渴望不同於歷史演義小說的神魔故事，滿足獵奇心理。另一方面，黑暗的現實背景下，神魔題材的故事更能寄托他們的願望

神魔故事，滿足獵奇心理.

對於《孫龐鬥志演義》這一類有史實基礎的故事來說，探究其神魔化的原因，離不開對整個神魔小說創作大環境的說明。

《孫龐鬥志演義》序的落款“崇禎丙子秋七月”，跋的落款“丙子秋七月”，其首刊本為崇禎本，據此看此書成書於1636年之前。

明代萬曆後期，神魔小說崛起，魯迅先生曾對其興盛背景分析，得出“妖妄之說自盛，而影響且及於文章”的結論，雖其論述止於成化、正德年間，但嘉靖、萬曆朝崇道勢力絲毫不減。

此為社會大背景、大前提，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作為神魔小說優秀代表的《西遊記》應運而生。

從《西遊記》的成書到刊印，帶動了神魔小說的興盛，這一過程離不開書坊主的推波助瀾。

在講史演義一統天下的背景中，世德堂主人唐光祿購得《西遊記》書稿並進行了刊印，並不是說唐光祿有極好的文學素養或預知能力，能提前感知這一作品所帶來的後世影響力，驅使他有此行為的仍是作為書坊主的賺錢欲望。

作為經營通俗小說刊售且與讀者們長期交流的書坊主們，他們很清楚讀者閱讀口味及其變化，會根據市場需求及時推出新鮮題材的讀物。

當講史演義長期霸占市場時，敏銳的書坊主們嗅到了讀者對新鮮題材的渴望，於是他們或直接參與創作，如餘象鬥接連編寫了《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傳》與《五顯靈官大帝華光天王傳》等神魔小說，為“射利”對這些神魔小說進行了大量的刊印。

大量神魔小說的出現刺激了讀者們的感官，光怪陸離、奇譎詭異的故事情節讓讀者們癡迷於神仙世界，市場的火熱使得書坊主對神魔小說的創作投入更大精力。

但書坊主們的水平並不足以獨立創作作品，於是在前代關於神魔靈異的話本、筆記及民間傳說基礎上改編創作便成了主流，此時講史演義小說與神魔小說成為明代通俗小說的兩大流派，在分庭抗禮的基礎上逐漸出現了的糅合傾向，在有名的神仙故事搜羅殆盡後，對於歷史演義小說的神魔化在《封神演義》這一代表作刊印後也悄然進行。

神魔故事，承載讀者願望

神魔小說的盛行從外在原因來看，書坊主為利大量刊印吸引讀者，讀者的追捧又反作用於書坊主，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推動了神魔小說的迅速發展。

究其內在原因，即吸引讀者的真正因素是神魔小說的內容及其功效，既可滿足讀者“獵奇”心理，又可反映讀者對現實的不滿。

從發展過程來看。歷史演義小說自明初《三國演義》見世以來就獲得了廣大的受眾群體，雖然此後經曆了漫長的沉寂期，但通俗小說多年後的恢複期仍是以《三國演義》的重新刊刻為標志，並出現了大量模仿型的演義小說，可見講史小說在明代通俗小說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

從內容來看，講史演義小說從宋話本發展而來，肩負著為大眾傳授歷史知識的責任，作家們也多追求羽翼信史，於是小說內容上總是力圖描寫出歷史上某朝某代的真實風貌，雖在寫作手法上也有過“虛構”與“真實”的探究，但終究被題材所局限，“俚而無味”。

而這時，出現了描寫光怪陸離神仙世界的神魔小說，其內容不必拘泥於史書記載而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敷演故事，其創作方法與技巧都變得豐富而多彩。

對於從沒有接觸過的、神魔小說所構建的世界，讀者的“獵奇”心理得到極大滿足，與按鑒演義的歷史演義小說的不同立即吸引了讀者的目光。

除了使讀者閱讀產生了極大的愉悅，神魔小說所講述的斬妖除魔的故事中，透露出來的正義戰勝邪惡的主題，讓身處社會矛盾激烈時期的讀者們可以發泄對現實政治的不滿，人們將希望寄托在故事中的神仙人物身上，渴望他們能聲張正義，做自己不能做的事。

比起虛無縹緲、存在於神話中的人物，一些作家也逐漸將這種理想寄托在有歷史原型的歷史人物上，仿佛這一願望與寄托更加可信，這就使得一些源於歷史故事的演義小說出現了神魔化的因素。

“尚智”思想

由於政治文化的需要，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著崇尚智慧、崇尚智者的傳統，下層民眾深受影響。明代中後期的社會環境下，民眾對於英雄、智慧的崇拜更加強烈，並盼望著更厲害的英雄人物出現，這樣的需求與渴望促進了《孫龐鬥志演義》的神魔化。

傳統政治文化需求

中國是擁有東方智慧的大國，對於智慧的崇尚從先秦到明清從未消減。從政治關系的角度來看，早在孔孟時期，儒家就有“王者師”的主張，這一主張反映了儒家的一種理想的的君臣關系，並逐漸落實到“帝王師”這一具體的人物形象上來，但此時的“帝王師”只包含儒家的品德。

在《史記》中司馬遷通過對伊尹、孫臏、張良等人的形象塑造，將“帝王師”的內涵擴大為儒家的忠義、氣節、謀略以及神通廣大的技能的結合。

從“帝王師”的形成與內涵來看，其中寄予著人們對於智慧的崇尚。在嚴格的君臣制度中，人們認為只有擁有儒家的品德與極高的智慧，才可能產生一種淩駕於君臣關系上的特殊關系，人們將智慧看做能與神聖的君權比肩的特殊存在。

伊尹

在後來元明清的文學作品發展過程中，“帝王師”這一形象又逐漸與軍師形象相結合，預示人們對於智人有了文化與軍事雙重的要求與渴望。

但是這樣的君臣關系所形成的“帝王師”形象畢竟只能是理想，發展至明清，面對與理想越來越遠的政治現實，如何繼續這一理想，文人們發揮了極大作用。

實際來講，向往理想君臣關系的人中，儒家文人們占據了絕大多數，他們渴望擁有智慧，被君王所重用，達到儒家“王者師”的高度。

但越來越嚴格的封建君主專制與自已身處下層的困境，讓他們只能在文學作品中塑造如此形象，以便增加自己的人格魅力，抬高自己的形象與地位。

於是，歷史記載中的人物一個個出現在通俗小說中，他們擁有忠義的品德、超高的智慧與計謀，被君王奉為座上賓，被百姓稱為救苦救難的神人。

下層民眾審美心理

明代後期大量的歷史人物被神魔化，許多歷史故事變為背景，用以構建新的神魔故事，這與中國傳統神話故事中對智慧、對英雄的崇拜有密切關系。

中國流傳已久的神話故事中充斥著古代勞動人民對於英雄的崇拜，其中有誇父追日、愚公移山等表現出了非神人物的執著精神與英雄氣概的故事，還有女媧補天等憑借神靈力量拯救人間的故事。

可以看出在久遠的歷史長河中，人們面對無法對抗的事，會渴求擁有英雄與智慧的力量，面對那些殘酷的自然天象時會寄希望於神靈，並由此促進了“巫文化”的盛行。

這種思想存在於民間文學的血液中，並在明代深受民間文學影響的通俗小說中發揮作用。於是當人們面對動蕩的社會與黑暗的政治時，當他們奮起反抗卻無力拯救自我時，深植於民眾心中的崇智與崇神思想，讓他們渴望出現救民於水火、懲惡揚善的英雄。

在此之前，歷史演義小說與英雄傳奇小說盛行已久，人們在文學作品中見慣了運籌帷幄、神機妙算的智者，他們在英明君主的支持下成就偉業，為民造福。

但隨著社會矛盾的進一步加深，普通的智者已經無法應付越來越複雜的社會環境，他們發揮作用所要具備的條件已經受到限制，人們開始希冀擁有神力，但可以體會民間疾苦的人物，即在充滿智慧的英雄人物身上保留了神性。

對於寫作通俗小說的文人們來說，在洞悉了讀者這一想法後，便會在其寫作中加上幾筆。於是，《三國演義》中“多智而近妖”的諸葛亮出現後，便影響了其後的演義小說，出現了歷史故事被神魔化的情況。

在《孫龐鬥志演義》中，孫臏也從一個歷史人物變成了運籌帷幄、能掐會算、呼風喚雨的半神，歷史故事中不時出現神魔的因素，而這一切的變化歸根結底是民眾們面對現實無力反抗時，對於智慧與英雄的渴望與崇拜

孫臏劇照

結語

明代末期農民起義、外族入侵、上層階級黑暗等社會問題迭出，所引起的階級矛盾影響到了普通人民的生活。而通俗小說自《三國演義》刊印以來，在明代社會逐漸發展繁榮，所以作為其中較有文化素養的下層文人，在面對現實、期望反映現實時便選擇了通俗小說，這一舉動又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通俗小說的發展。

社會情況的複雜、作者表達的需要及讀者“尚智”“獵奇”的心理傾向，共同影響了該書的題材，在歷史演義小說取得了極大成就後，作者選取了同樣題材進行寫作，並在史傳敘事系統基礎上添加了民間敘事系統，使《孫龐鬥志演義》內容豐富的同時具備了嚴謹性與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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