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的社會發展和沙特國王時期的外交

夜想講歷史

引言

戰後石油工業的崛起和爭取石油權益的鬥爭，使沙特政府的財政收入迅速增加。大量石油美元的流入不僅為沙特籌措了急需的資金，同時也提供了發展機遇，推動了沙特國內商品貨幣關系的發展和工商業中心點的成長。以國家和私人資本創辦經營的沙特民族工業陸續出現，物質生產與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擴大。

為適應需要，1947年沙特政府第一次制定了一個耗資2.7億美元的四年發展計劃。該計劃籠統地列出了包括修築鐵路、公路、港口、機場、學校、醫院、發電廠、灌溉系統，以及城市供水設施等一攬子建設項目，從而形成了戰後初期沙特王國的建設熱潮。基礎設施得到優先重視和發展。沙特王國在1951年建成了達曼和利雅得之間的鐵路線；1955年經由麥地那銜接利雅得和吉達的鐵路線動工興建；1956年改建漢志鐵路，使之將利雅得和達曼同敘利亞和小亞細亞溝通起來的計劃開始付諸實施
。與此同時，沙特王國還在1955年完成了從吉達途徑麥加、塔伊夫、利雅得和哈薩而至達曼的柏油公路建設。其他主要公路幹線也陸續被修複。

另一方面，波斯灣和紅海沿岸的港口則得到不同程度的重建和改善，並且開辟了諸如紅海邊的延布港等港口。交通運輸和基礎設施的不斷改進，使首府利雅得在戰後很快發展成為一個新興城市和沙特王國的政治文化中心。1957年，宏偉的納斯裏亞宮落成後，沙特王國的所有政府機關都從吉達遷至利雅得，從而使中央權力更加有力地伸展到全國各地，並把沙特王國同中東其他地區更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同時，交通運輸和基礎設施的改進還為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到聖地麥加朝聖提供了極為便利的條件，而朝覲活動的不斷擴大對於提高沙特政府在穆斯林世界的影響也發揮了積極作用。經濟構成開始發生變化，以農牧為主體的傳統經濟結構中出現了一些新的工商企業和新的經營活動
。

戰後，沙特石油工業的發展直接刺激了為阿美石油公司提供各種“中介服務”的沙特承包商，以及為阿美石油公司的石油開采、營銷和日常生活供給相聯系的當地企業主與商貿經營者的增長。由於美國人和其他外國雇員的不足，阿美石油公司需要招募勞力來承擔諸如搬運機器設備和其他重物，以及完成一些不太複雜的建築工程和修理項目
。這樣，承擔分配和包攬這些工作的機構，如“阿拉伯工業發展部”等組織便應運而生。它代表阿美石油公司招募勞工和分配工程項目，而履行招工合同和負責具體施工的大都是沙特本地的承包商或經紀人。

1955年僅承包商已達200餘人，他們在建築業、運輸業、服務業等部門發揮著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阿美石油公司為了集中力量攫取高額利潤，也把某些贏利較少的企業活動移交給沙特本地的企業主
。這便在客觀上促進了沙特本地資本的發展。沙特私營企業主陸續創辦了生產磚瓦、熟石灰等建築材料的小工廠，以及電站、家具廠、制瓶、制氧、造冰、飲料等工廠。

各類商行、店鋪也紛紛開張。從戰後到1958年，僅胡巴爾一地的商店數目就從10家增加到200家，達曼和胡巴爾兩地沙特人開辦的工商企業達1143家。上述企業和經營活動的出現成為繼石油工業後促使沙特王國經濟結構開始發生根本性變革的先導。50年代，沙特王國農業發展的主要標志是在利雅得以南的哈爾傑地區開辦的農業示範區
。沙特王國的農副產品和糧食長期依靠進口。為了扭轉這種狀況，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沙特政府就開始著手在哈爾傑和其他一些地區調查和研究發展農業的可能性。但因戰爭期間資金短缺而中輟。

後來，沙特國內農副產品和糧食的匱乏引起美國人對哈爾傑的關注，美國人打算開發和利用這一地區，種植谷物和蔬菜，以滿足阿美石油公司人員的生活所需。因此，美國人對沙特政府發展農業的設想願意提供支持和幫助。1942年，美國農業代表團應伊本·沙特的邀請訪問了哈爾傑，並決定在這裏開辦農場。1944年，美國農業部的專家團抵達哈爾傑，由此開始了沙特農業示範區的生產和建設
。示範區精心選用良種，投資興建排灌系統，廣泛應用現代農業技術。

1946年已奇跡般地生產出約240噸的蔬菜和瓜果，以及近百萬公斤的糧食，這些收成主要用於供應在沙特的美方人員和王室及當地貴族的需要。戰後，哈爾傑農業示範區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排灌系統更加完善。同時對深井進行了淨化處理，裝置了抽水設施，農作物面積不斷擴大
。1955年哈爾傑農業示範區轉由沙特農業技術人員管理。50年代，首府利雅得市場所需的農副產品和糧食，以及禽蛋、牛奶和牛肉基本上都由哈爾傑示範區的農場來提供。另一方面，哈爾傑農業示範區的成功經驗也被作為如何就地解決食品供應問題的典範向王國其他地方推廣。但是，水源的缺乏阻礙著沙特農業的發展，而且也影響到工業計劃的實施。

沙特政府認識到水的重要性，因此，尋找和鑽探水源的工作備受重視，並且一直在加緊進行。沙特政府把全國劃分為若幹地區，繪制水系地圖，由外國公司在各個地區進行周密的水文調查，先後找到了一些水源。此外，沙特政府還進行了海水淡化工程的嘗試。然而，由於已發現的水源十分有限，水的問題一直制約和困擾著沙特農業的發展。應該指出的是，戰後沙特農業的發展從一開始就被注入了現代大農業的某些基本要素，實際上這也確定了後來沙特農業發展的模式和方向
。

現代教育體制的確立

戰後沙特石油工業的發展和政府財力的增長也成為沙特王國發展現代教育的後盾。截至50年代以前，沙特王國的教育事業仍然很落後，盡管伊本·沙特在30年代就曾排除各種阻力，提倡發展現代教育，並且為此付出了極大努力
。戰後，沙特社會經濟的發展對人才的需求為教育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因此，發展教育重新被擺在了政府的議事日程上。

1953年，沙特王國將原“教育總局”正式改為“教育部”，擴大了其職能。教育部的設立是沙特政府確立和完善現代教育體系的重要步驟。1957年，沙特政府同有關的阿拉伯國家組織簽訂“阿拉伯文化統一協議”，從而在教學目標、課程設置、考試方式和教師資格等方面與其他阿拉伯國家實現了統一，並且確立了6-3-3的普通教育體制（即小學6年，初高中各3年）。1958年，沙特教育部首次召開了由各地教育局長參加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會議又決定在全國開設工、農、商專科學校和實行成人掃盲教育。根據戰後沙特王國的教育狀況，50年代沙特政府發展教育的目標主要是普及中小學教育，以及使成年人中的文盲粗通語文、算術和基本常識的掃盲教育
。

為實現這一目標，沙特政府逐年加大教育支出，戰後初期教育經費在國家預算中僅占3%，1959年教育經費在國家預算總支出中已達到10.6%。教育投入的大幅度增長保證了王國各級各類學校和學生的迅速增加。例如，1945年，全國共有小學39所，1960年達到712所。又如，1950年全國注冊學生為27128人，教師1084人，1960年分別達到113439人和5511人。沙特政府還鼓勵發展女子教育，1956年，王儲費薩爾之妻在吉達創辦了國內第一所現代私立女子學校
。1960年，全國的公立和私立女子學校發展到51所，在校學生11571人，教師396人。與此同時，政府也開始啟動高等教育，1957年沙特王國開辦了第一所高等學府-利雅得大學。戰後初期和50年代，沙特王國教育的發展使更多的人能夠參與經濟和文化生活，促進了沙特社會的發展。

沙特繼任國王和“布賴米綠洲”問題

1953年11月13日，伊本·沙特因病去世，結束了他72年磨難重重的生涯。他的遺體用7塊亞麻布包裹著，並按照伊斯蘭法和先知穆罕默德曾說過的“最好的陵墓應與地面齊平”的話，用與一般人毫無區別的簡樸方式，於當天太陽落山前安葬於利雅得的公墓。伊本·沙特的逝世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根據伊本·沙特的遺囑，他的兒子，早在1933年就被立為“王儲”的沙特繼承父位，就任沙特王國第二任國王
。費薩爾親王則以王儲兼大臣會議副主席和外交大臣身份輔佐新國王。

沙特國王執政時期，正是戰後中東地區風雷激蕩、民族民主運動蓬勃興起的時代。繼1952年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納賽爾領導的埃及“七月革命”勝利後，阿拉伯國家先後發生了一系列政治變革，中東的政治地圖面目一新，民族民主勢力上升
。另一方面，戰後美國相繼炮制和實施的“杜魯門主義”、“杜勒斯計劃”和“艾森豪威爾主義”，清楚地顯示出美國仰仗在戰爭期間膨脹起來的實力在不斷強化它對中東國家的影響和爭奪，以便獨占中東鼇頭的戰略構想。而聯合國1947年11月的分治決議導致以色列在1948年宣布建國，以及隨後爆發的第一次中東戰爭則使巴勒斯坦問題和阿以沖突日趨尖銳化，中東政局動蕩不定。

處在矛盾漩渦之中的沙特王國面臨嚴峻的挑戰和選擇。沙特王國把鞏固王權，維護王族利益，竭力提高沙特王國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作為其對外政策的基點。沙特政府曆來對英國懷有防範和戒備心理，沙特政府采取的這一態度主要是因為英國一貫扶植和支持沙特家族的世仇與宿敵哈希姆家族政權所致
。沙特國王執政後，“布賴米綠洲”問題的新發展進一步增強了沙特對外政策中的反英傾向。布賴米綠洲位於沙特、阿曼和阿布紮比（今為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一部分）交界處，包括8個村落（亦說9個）和一些果園。其中6個屬於阿布紮比，2個屬於阿曼，面積約1985平方公里，人口約10000人，均為阿拉伯人。布賴米綠洲氣候炎熱，貧困而落後，但卻因可能蘊藏有豐富的油氣而成為各方爭奪的對象。

歷史上，布賴米綠洲在19世紀初被瓦哈比國家納入其統轄範圍內，並委派了代理人管理布賴米的事務。後來由於土耳其人在1870年重新控制了哈薩地區，瓦哈比派和沙特家族的影響削弱，布賴米的居民同阿曼和阿布紮比的聯系更為密切
。1933年，伊本·沙特同美國石油公司簽署石油租讓地協定時，英國對布賴米提出異議，認為它應歸屬英國保護下的阿曼和阿布紮比。從此，沙特和英國之間在布賴米問題上的爭執持續不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當阿曼和阿布紮比將其領土上的石油開采特許權交給英國人後，這一爭執變得日益表面化和尖銳化，而且多次發生小規模的摩擦和沖突。

1950年8月，沙特政府派出一支軍警部隊力圖取得布賴米綠洲的實際控制權，但遭到英國的竭力反對和阻止。1952年初，布賴米綠洲有關各方經過談判，簽署了一個《保持現狀協議》（StandstillAgreement)，各方同意不再設法控制更多的領土，各石油公司在達成協議之前也不進入有分歧的地區。1954年7月，英國又建議將布賴米綠洲問題提交設在日內瓦的一個國際法庭進行仲裁
。然而，在英國感到國際仲裁法庭不可能滿足它的意願時，就唆使阿曼蘇丹和阿布紮比酋長的部隊在英國軍官的指揮下於1955年10月占領了布賴米綠洲。沙特政府對英國策劃的這一行動表示強烈抗議，並且多次向聯合國提出控訴，同時還准備進一步采取必要措施。

這時候，美國政府表示願意出面調停，通過談判方式解決雙方的爭端。但是，美國的調停軟弱無力，未能促成阿曼蘇丹和阿布紮比酋長的軍隊從布賴米綠洲撤出。1956年蘇伊士運河戰爭爆發後，沙特同英、法斷絕外交關系，布賴米綠洲問題被懸置起來。直到70年代中期當事各方才尋找到一種和解的方法。因此，布賴米綠洲問題使50年代英國對沙特的影響已經喪失殆盡
。

沙美關系的發展和障礙

戰後初期和沙特國王執政期間，沙美關系在總體上處於全面發展階段，但也存在一些微妙的分歧和變化。由於認識到沙特在戰略上的重要性，戰後美國開始加強對沙特各個領域的滲透。在經濟方面，戰爭剛一結束，美國進出口銀行便連續向沙特提供了總計1500萬美元的3筆貸款
。此外，沙特還從美國海外軍用物資清理署得到200萬美元的商業貸款，用於專門購買軍事裝備。1951年，美國政府根據杜魯門《第四點計劃》，與沙特政府簽署了諸如修築公路，興修水利，改造市政設施等一系列經濟和技術援助項目，大批美國專家隨之來到沙特，進入沙特政府的各個經濟部門。

在軍事方面，美國租用的達蘭機場於1947年竣工，從而成為美國全球運輸網的一個重要樞紐。1951年6月，美國與沙特簽訂《延長使用達蘭基地的租借協定》，接著又在7月簽訂不涉及第三國的《聯防互助協定》（亦稱《共同防禦援助協定》）。協定規定，美國向沙特提供武器裝備，並負責訓練沙特軍隊等。1952年，英國駐沙特的軍事代表團全部撤離沙特，結束了它在軍事上對沙特的控制和影響，美國從此承擔了在沙特的軍事顧問角色，並將沙特納人到美國的勢力範圍內
。戰後沙特政府采取同美國加強合作的態度主要是因為沙特需要借助美國的力量來維持國家的安全與穩定，抵禦外來勢力的侵入。

同時由於石油的原因，戰後沙特經濟的發展同樣離不開美國人的幫助。但是，沙美關系在全面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陰霾和芥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杜魯門政府背棄羅斯福總統的承諾，轉而采取支持猶太複國的政策，並最終通過聯合國決議的方式，使猶太複國主義運動在巴勒斯坦建國的活動“合法化”。在巴勒斯坦戰爭中，美國又公開在軍事上支持以色列。美國對以色列的政策引起沙特政府的強烈不滿，以至於對美國提出的有關建立中東軍事集團和集體防務體系的意圖產生懷疑，並予以抵制和反對。例如，1951-1952年間，沙特同其他阿拉伯國家一道反對美、英、法、土四國關於成立“中東司令部”的建議；1954年2月，沙特政府通知美國政府它決定廢除《聯防互助協定》，拒絕接受美國的軍事援助
。

7月，沙特政府宣布廢除《第四點計劃》中的一切援助項目，要求執行該項計劃的美國專家離開沙特，同時還要求撤銷美國國際開發署設在沙特的援助機構；1956年，沙特又同埃及等國共同反對由美國一手策劃的奴役阿拉伯人，把阿拉伯人納入帝國主義侵略計劃的《巴格達條約》，等等。沙特政府抵制和反對美國關於建立軍事聯盟和集體防務體系的做法，並不意味著沙美關系的破裂
。事實上，由於兩國間存在著各種利益聯系，雙方都不願意走向對抗。1957年初，沙特國王應邀訪問美國，通過與美國首腦們的會談，沙特國王甚至已經接受了“艾森豪威爾主義”，並就此達成了協議。只是在歸國途經開羅時，遭到納賽爾和敘利亞總統阿特利的強烈指責，當時的阿拉伯各國輿論也對沙特國王形成巨大的壓力，在這種形勢下，沙特國王才被迫放棄“艾森豪威爾主義”。

同埃及的關系

沙特政府呼籲所有阿拉伯國家團結一致，維護阿拉伯國家的共同利益，反對與西方國家締結任何形式的軍事同盟，並堅持和平中立政策。1955年，亞非會議在萬隆召開，沙特國王出席會議，簽署了著名的《萬隆宣言》，支持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
。在阿拉伯世界，沙特政府注重同埃及的關系。埃及無論從人口、土地，還是從綜合國力來看，都是一個阿拉伯大國。

“七月革命”後，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影響空前提高，特別是埃及奉行的反對“哈希姆軸心”（即約旦和伊拉克的哈希姆家族政權的聯盟）及其主子英國人的對外政策深得沙特政府的好感和認同，這些因素決定了沙特政府希望靠近和加強同埃及的聯系。《巴格達條約》出籠後，當埃及和敘利亞兩國為抵制該條約於1955年3月5日簽訂《政治、經濟和軍事合作協定》時，沙特政府當天便發表政府聲明，表示“無條件地贊同埃及和敘利亞的立場”
。同時，沙特副首相費薩爾親王、敘利亞外長阿澤姆和埃及國家指導部長薩勒姆在利雅得舉行會談，就阿拉伯國家的防務合作問題進行磋商。1955年10月，沙特同埃及、敘利亞締結《共同防禦協定》。1956年4月，沙特又同埃及和也門締結了類似的防禦協定。

1956年3月，沙特國王和納賽爾以及敘利亞總統阿特利在開羅舉行會議，專門討論巴格達條約組織的問題。會後發表了“不參加外國軍事條約”的聲明，聲明指出，三國首腦“已經擬訂了一個包括各方面的計劃，反擊想通過巴格達條約組織對阿拉伯國家施加壓力，從而危及阿拉伯安全和分裂阿拉伯共同戰線的企圖”。上述協定和行動既表明了阿拉伯國家聯合反對巴格達條約組織的決心，同時也顯示了沙特和埃及兩國間的良好合作關系
。蘇伊士運河戰爭期間，沙特同埃及的關系達到了最高點。為了反對英、法和以色列對埃及的侵略，沙特政府向埃及提供各方面的支持。沙特政府采取了同英、法斷交，對這兩個國家禁運石油，以及向埃及支付巨額援助等措施。

結語

沙特政府甚至還宣布了戰爭總動員，並且打算將其軍隊和資財置於埃及的支配下，沙特政府的行動得到納賽爾的高度評價和贊譽。然而，1957年初沙特國王訪美後，沙特同埃及的關系出現裂痕。1958年2月，埃及和敘利亞兩國合並，組成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簡稱阿聯）。3月，納賽爾在訪問大馬士革時突然指控沙特國王為阻止埃及和敘利亞合並，試圖收買敘利亞情報部門的首腦薩拉吉謀害他。再加上反侵略戰爭後，納賽爾日漸顯露的激進民族主義的政治主張及其親近蘇聯的態度，沙埃關系呈逆轉之勢。

參考資料:

《中東國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