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數量遺傳學科奠基人吳仲賢：能“文”能“理”的遺傳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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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溫才妃 張勞

“你畢業後准備幹什麼？”

“教英文。”

“年輕人我告訴你，用功是值得稱贊的，我很喜歡你……難道你們不知道現在是科學時代嗎？英文是學科學的工具。你改學科學一生都不會後悔！”

上世紀30年代，如果沒有一位蘇格蘭教授的點醒，也許中國就少了一位動物遺傳學家，而多了一位英國文學研究者。

要論對英文的熱愛程度，周圍同學很少有人比得過少年時代的吳仲賢。在北伐時期失學時的漫長假期裏，他把英文小說《金銀島》從頭至尾熟讀到幾乎能背下來，把半個書櫃的英文小說都通讀了一遍。

轉眼間，吳仲賢已離開我們14年了。近日，中國農業大學舉辦吳仲賢教授誕辰110周年紀念活動，在青銅雕像前，學子們重溫了他的人生故事。

中國動物數量遺傳學科奠基人吳仲賢

“不懂化學的生物學家是一個殘疾人”

如果說，人生是一條迂回的河，吳仲賢的起點就是英文。從小進入教會學校，英文是他最全力以赴的科目。

在武漢華中大學吳仲賢主修的是英文，但是教學計劃包括一門主修和一門輔修，輔修他選擇了生物。聽從了蘇格蘭教授的一席話，吳仲賢認為，改輔修的生物為主修，是自己唯一可行的選擇。於是，他由一名文科生變成了理科生，另外還輔修了物理，而學物理需要數學基礎。

高中時期，他從一位轉學的同學口中第一次聽到微積分這個名詞，細問之下才知是一個數學分支。而大學前兩年從未學過高等數學的他，連積分符號都沒見過。

夏天的漢口是出了名的火城，借住在姑母家，吳仲賢打著赤膊、汗流浹背三個月，硬是把解析幾何、高等微積分等數學課程自學完成。

他還有一個更宏大的夢想——爭取庚子賠款留英生物學科的名額，卻發現大綱所列的參考書在武漢幾乎都買不到。他想到一個辦法，報考清華大學西洋文學專業研究生，借用當時中國最先進的清華圖書館的條件，准備生物學科的留學出國考試。

再遇前途歧路是在清華園。時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吳宓開導他：“為什麼要和英文系的學生競爭呢？你主修的是生物學，英文是你的優勢，你把這兩者結合起來一定能獲勝。”在吳宓的鼓勵之下，吳仲賢最終取得了庚子賠款留學名額，去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並獲得博士學位。

“他在文理兩科都有建樹。”這是吳宓對吳仲賢的贊揚。吳仲賢的一位好友對此很羨慕，時常問他是如何做到的。他回答說，“這只是一個淹沒在水中撈稻草而活命了的人的幸運，沒有什麼訣竅。”

對於這段往事，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周培源曾感歎，時下庚子賠款考試辦得如此之糟，生物名額竟出現了一名文學院的研究生！殊不知這並非吳仲賢考清華的本意。在少有跨學科觀念的上世紀30年代，他的經歷一時傳為美談。

在愛丁堡大學，他僅用了兩年時間就提前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導師力邀他繼續攻讀科學博士（D.Sc.），可吳仲賢卻認為，數理化中他只有化學沒有下過功夫。“不懂化學的生物學家是一個殘疾人，生物學家應該是能讀懂含有微積分和苯環符號論文的人。”

在劍橋大學，他追隨剛升為教授的R.G.W.Norrish作營養化學博士後研究，30年後R.G.W.Norrish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在這裏，他認識了許多名人以及正在成長的巨人。

別怕他看不懂中文，那裏的公式是“世界語”

在英國，吳仲賢感興趣的是如何將遺傳學的知識應用於動物乳、肉、蛋、毛的遺傳改良。這在當時還是一個世界性難題。

1918年至1932年是群體遺傳學時代，1937年至1947年是數量遺傳學的奠基時代。吳仲賢讀博時，恰好處於兩個遺傳學發展階段的中間，他毫不遲疑地投身發展數量遺傳學的事業中去。

回國後，他先後任教於西北大學、西北農學院、中央大學、北京大學農學院、北京農業大學。

然而，他的學術之路充滿了曲折。上世紀50年代初，校方取消了孟德爾遺傳學的教學和研究，強制推行米丘林遺傳學。在高壓下，吳仲賢不得不改講家畜飼養學。不久後，他又在講授動物營養學中“出彩”了，提出了衡量馬挽力的新指標——馬力小時，解決了懸而未決的學術難題。

1956年，在青島遺傳學座談會上，吳仲賢系統、嚴謹地闡述了孟德爾遺傳學的理論，針鋒相對地指出了“米丘林遺傳學”的偽科學性。在遭到狂熱的“米派”圍攻時，他一一予以批駁，大有“舌戰群儒”之勢。最終的結果是喜人的，那次會議正式恢複了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的合法地位。

吳仲賢又重新回到了他熱愛的遺傳學講壇，在北京農業大學重新開設動物遺傳學、生物統計學等課，並建立了果蠅遺傳實驗室。1961年，他主編了我國第一本《動物遺傳學》教材。

在禁授孟德爾遺傳學的年代，他一直沒有放棄動物數量遺傳學的研究，暗自收集資料，撰寫了專著《統計遺傳學》。這本書綜合和系統化了當時數量遺傳學的全部理論，把根據各種資料綜合評定家畜家禽數量性狀的遺傳值的方法都公式化了——此前國外也有一些公式，但都是零碎的，沒有一整套可以利用的公式；還總結了畜牧業中的乳、肉、蛋、毛遺傳改良的育種方法，可直接指導畜禽育種。

英國著名的數量遺傳和動物育種學家艾倫·羅伯遜曾評價，《統計遺傳學》是一部令人驚異的著作，特別是其中對於選擇的規範論述。

在他的弟子、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張沅赴德國留學前夕，吳仲賢叮囑他帶上兩本書。一本是《統計遺傳學》，作為見面禮，送給他的德國導師——德國霍恩海姆大學動物育種研究所富森，“別怕他看不懂中文，那裏的公式是‘世界語’，他會從中了解中國數量遺傳學的研究水平和你的基礎”。另一本是《唐詩三百首》，在異國他鄉，讀上幾首，排解孤獨，不忘中華文化。

1982年，富森來華講學，還特意去吳仲賢家中拜訪，一次相談不盡興，兩人又在頤和園中席地而坐，盡情暢聊，大有惺惺相惜、相見恨晚之感。

群體遺傳學家李景鈞評價吳仲賢“大器晚成”，實際上說的是他從不放棄、從不言退，完成《統計遺傳學》時他已年過60歲，在奔向70歲時才出版該書。他到80多歲還在努力研究“雜種遺傳力”問題，90歲前後還學習計算機應用。

不僅是現在的自己，也是我們所希望成為的那種人

吳仲賢的“傳奇”，還在於他學貫中西，不僅能用英文授課，還可以將唐詩翻譯成英文。他撰寫的英文小說《金谷戀歌》和《清詞金庫》正是他文學方面造詣的體現。

他常把恩師吳宓的詩集放在沙發旁的書案上。厚厚的一本書，書皮早已褪色。“文革”中盡管他遭受不公正待遇，但回家後洗個澡，就又回到自己美妙的詩詞世界中去了。

據他的弟子、中國科學院院士吳常信回憶，他閱讀領域很廣，從世界哲學史到中國哲學史，從形式邏輯到辯證邏輯。“他重視用科學的思維方式分析並研究問題。他做的大量工作是把複雜的理論問題作出簡易的表述，便於廣大群眾掌握和運用。”譬如《統計遺傳學》中，“從幾個基本前提出發，牲畜的所有數量性狀都可以用幾個遺傳參數來定義，從而得到改進”。

門下的弟子都聆聽過他的教誨——生物科學要以精確科學，即數、理、化為基礎，這樣才能深入。這和他主張除主修外，必須有一個輔修或兩個輔修，個別學生還可以有雙主修的觀點是一致的。“將來的發展則可以因時勢或機會來確定，務使其能有較大的選擇和適應的自由。”吳仲賢說。

在學生眼中，他講課時雙目傳神，思維敏捷又不失風趣。他告訴學生們，人們接受高等教育是為了求得知識和智慧，知識比較容易求得，而智慧則難以學到。智慧的精髓是判斷力，智慧的標志是判斷力的表現，培養的是用各種方法從家庭、社會、學校、大學和其他的機構求得判斷力的能力。

作為恢複高考後的首屆研究生，張沅等5位學生受到吳仲賢的倍加關愛，但吳仲賢從不把學生拘在自己身邊，一有機會，就毫不遲疑地把學生送到更好的學習環境中去培養。在張沅與吳仲賢相處的45年中，吳仲賢唯一一次對他“發脾氣”，就是張沅對留學的猶豫。“確切地說，先生是被我的胸無大志氣到了。”張沅說，好在他及時認清了自己的問題，經吳仲賢推薦赴德留學，才有日後的深造。

在吳仲賢的弟子、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楊子恒眼中，先生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支持學生追求自己的研究興趣。學生時代，他表示想做一個計算機模擬方面的課題，先生熱心地幫他與中國農大計算中心的教師聯系，毫無學科門戶之見。

“父親有一種學而不厭的毅力，更有一種誨人不倦的精神。”吳仲賢之子吳詠時回憶道，在兄妹們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常說“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 ，鼓勵他們在確定人生目標時，要把目標定得高一些。他對子女的教育，也從來都是強調文、理不可偏廢。

他往往以這樣的話激勵年輕人：“我們不僅是現在的自己，也是我們所希望成為的那種人。”他認為，教育是創造性的，並寄厚望於青年一代。

本文來源：中國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