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菲爾德廟上的銘文：要認識你自己

仁和拳

修靜法要

人類學的研究告訴我們，人類起源於距今約五百萬年的南方古猿。從南方古猿到智人，人類的進化經歷了漫長的歷程。在此過程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工具的發明和使用。它成了人類和動物界之間的分水嶺。在此以後，人類進步的歷史是和工具（廣義）的發明、創造、使用的發展史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正是工具的發明和發展，促進了人類生活資料生產的進步，而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這正是人類文明發生、發展的基礎。因此，考察氣功與人類文明的關系，也應該從此入手，尤其是在人類文明長河的源頭。因為，那個時候人類的生產力十分低下，人類的活動幾乎完全是為了取得維持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

人類使用的最早的工具是天然石器，在人類史上稱為舊石器時代，歷時達數十萬年之久。大約從一萬年前開始，人類進入了新石器時代。所謂新石器，就是經過人為加工（如磨制）的石器。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人類發明了治金術，出現了青銅器，從而進入了青銅器時代，人類社會也由原始公社進入了奴隸社會。世界各文明古國的文明史，大抵有文字記載均始於奴隸社會。隨後，鐵器代替了青銅器，大大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之相應，人類社會也由奴隸社會發展到封建社會。而歐州文藝複興以來，現代科學的發生和發展，以及工業革命帶來的大工業的興起，形成了高度發達的現代物質文明。鳥瞰人類的文明史，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它似乎有三大高峰，也就是說，人類文明經歷了三次飛躍，它們是：

蘭亭序

（一）新石器時代。在這個時代裏，人類馴養了牲畜，實現了農耕，發明了陶器、編織和青銅的冶煉技術。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飛躍，在整個人類史上，其意義完全可以和現代文明的進步相媲美。這個大飛躍，給我們出了一個大難題，那就是我們的祖先在那樣原始、落後的條件下，是怎樣發現和發明這些技藝的？這決不是一句簡單的“勞動創造一切”所能概括的。人們已經用現代科學技術對此進行了大量研究，至今依然莫索其解，人類學家稱之為“新石器時代之謎”。

（二）從公元前7世紀約到公元前3世紀，從東方到西方，三大文明古國——中國、印度和古希臘，幾乎在歷史的同一時期出現了古文明史上的黃金時代，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學術思想空前活躍，把人類對宇宙、對自身、對社會等現象的認識，上升到高度理性的程度，並建立了多種多樣的學術思想體系，這些思想體系對於後世文化發展的影響至為巨大。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的學說，尤其是儒家和道家的學說，其影響遍及整個封建時代的各個方面，垂數千年至今，影響尤烈；在印度，其影響不僅限於後來的印度文化，而且還遍及世界許多地區。比如，創立於那個時代的佛教，就是當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信徒遍布全世界。而古代希臘文明及其直接後繼者的羅馬文明，更是西方現代文明的基石。

（三）從十八世紀到今天的以現代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和大工業的高度發達為特征的現代物質文明，又是一個偉大的飛躍。這一飛躍的結果是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物質的極大豐富，使得人類，至少是相當一部分人，有可能從為了維持自身存在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生產的束縛裏解脫出來，走向以發展自身能力為目標的自由王國。

應該指出，這一飛躍發軔於歐洲文藝複興時期。而文藝複興的意義就在於打破天主教的宗教神學的禁錮，恢複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學術思想傳統。因此，現代文明和古希臘文明是一脈相承的。所以，由古希臘文明的二元化方法論體系所固有的缺陷帶來的問題，也在這一飛躍中越來越明顯地顯現了出來。比如，精神和肉體的分離，使得現代科學向人自身的生命運動規律進軍時，面臨了不可解的方法論的危機，當現代科學家接觸到東方（主要是中國和印度）古老的典型文化——尤其是氣功時，發現了這一古老學問的天然合理性與進步性，它提供了解決現代科學的方法論、方法論基礎所遇危機的鑰匙。

或問何以至此？為何中華古文明能創造出享譽世界的農業文明而不能創造出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愛琴海文明未能創造出發達的農業文明卻產生了工業文明？而印度古文明卻什麼發達的文明也未創造出來？這是每個氣功科學工作者以及關心氣功科學的人必須回答的問題，對此我們認為，中國古文明與我們祖先長期的氣功實踐有關。生活在中華大地的各民族，以黃河流域為活動中心，歷數千年而未中斷，相繼建立了陰陽、五行、八卦學說，進而建立了精氣神理論、經絡氣化理論，這些理論近乎正確地反映了人天整體關系。我們的祖先不僅建立了古典氣功學，而且促進了超常智能的開發。其結果導致了對於人的肉體和精神，對於世界，對於社會，對於人自身等各層次上的整體性認識的加深，導致了對“道無鬼神”、“能無卜筮而知吉凶”等超常智能近乎科學的認識，同時也促成了科學上的眾多的發明創造，促成了中華農業文明的領先世界。不啻如此，由於中華民族逐漸強大，中華文明一直延續下來，上古的發明也被傳說保留下來，如燧人氏鑽木取火、伏羲氏畫卦、神農氏嘗百草等。古希臘文明的早期，雖然也有“要認識你自己”（愛菲爾德廟上的銘文）等屬於古氣功的內容，但由於民族的變化及其他種種原因，未能形成氣功理論，未能使古氣功形成氣功學，更未能促進超常智能的發展，因而他們對事物的認知，多靠常態智能與邏輯分析。由於歷史中斷，對已有的文明不能作出合乎史實的解釋，如對火的使用認為是普羅米修斯從神那裏盜來的，由於把人類的重大發明歸之於神，所以當愛琴海文明曇花一現後，古希臘文明很快被宗教禁錮起來，直至11世紀文藝複興後，一方面東方科技成果的傳入，一方面沖破神學的牢籠而逐漸建立起現代科學。印度古文明，從一開始就和宗教結合到一起了，至今仍未沖出宗教的藩籬，這必然限制了印度古至今對人類文化的進展應作出的重大貢獻。

問曰：既然中國古文明能導致發達的農業文明，為何工業文明卻由屬古希臘文明的繼承者建立起來，而未在中國建立起來呢？我們認為，作為開發人類超常智能的傳統氣功，從唐宋以後被宗教化、神化了，使之走上了脫離人的實際生活而單純追求天國幸福的道路，從而窒息了氣功學的生機。加之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忽略對邏輯的認知等所謂的形而下的探求，所以自宋以後，只能奉行所謂“勤求古訓”的保守政策；居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反對經商，也阻礙了手工業與商業的發展。盡管程朱理學也曾提出“窮理”以及“格物致知”，但他們所主張的卻不是窮盡萬物的理，而是要窮盡人之天理——為善之道德之理。朱熹曾在《答陳齊仲》中說：“雖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豈不可以格？如麻麥稻粱，甚時種，甚時收；地之肥、地之磽，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若能如此格物之理確能發現事物的規律，但他敘述上文之後，立刻就嚴歷斥之曰：“此是何學問！”這表明程朱的“格物”、“窮理”是不僅包括這些與人生直接有關的具體事物之理，而且對此是持排斥態度的。加上金元之時，華夏大地的氣功修煉者為了恢複漢族的地位而反抗外族，多把氣功稼接到武術上，從而形成武術氣功。而武術氣功重在強化形體功能而疏於開發智慧，使氣功認知客觀事物之途徑受阻，因而使中華文明固有的長處難於發揮。歐洲文藝複興後，盡管宗教勢力仍然存在，但其文化傳統是精神、肉體分離的二元論：把精神交給上帝，把肉體與物質世界交給人自己。東方文化與科技成果輸入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沖破了上帝創造一切的神話，從而更加速了對物質世界的認知與改造的過程。而這一認知過程又能夠充分發揮邏輯的作用，這恐怕是歐洲能建立工業文明的主要原因。歐洲從神的統治下走上了人類生存的物質世界，而中國卻從唯物的古典氣功走進了宗教、天國、神學的死胡同。由此可知，打破神學的枷鎖，破除迷信思想，是人類文化前進的重要條件。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現代科學的發展摧垮了上帝的寶座，使他跌落到凡間。於是，宗教的淡化（相應地，人的精神的淡化）和物質的高度發達相結合，導致了人的物質化，人成了一個感受器，因而感官的刺激成了人的第一需要。於是，從個人奮鬥→對人生價值的疑慮、惶惑或失落；從個性的追求→內心的孤獨、緊張；從對感官刺激的追求→美學的墮落；從對上帝的理性的鄙棄→對教主的莫名其妙的膜拜；等等，這一切使人的心身失調，自我失落以致造成種種社會問題。再如，從工業化以來的對自然的“征服”，嚴重地破壞了人類所賴以生存的地球環境，而生存環境的嚴重惡化又反過來威脅著人類的生存。這迫使人類重新調整自己和自然的關系，從“征服”→協調，從自然的主人→自然的一員。而這最根本的是要找到自身（人類）在自然界裏應有的位置，並把自身（人類）放到那個位置上去。總之，現代物質文明給人類創造的機會（由必然到自由的飛躍）和它所帶來的一系列嚴重的問題，都迫使我們面臨嚴峻的挑戰，迫使我們重新認識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以期從中受到啟迪，作出正確的抉擇。而氣功和氣功科學將在通向未來的征途中，發揮超過人們所想象的作用。這正是我們研究氣功與人類文明的關系這個問題的真正目的。誠然，我們的目標不是全面地論述人類文明的發展歷史，而在於考察在人類文明發展的不同階段上，氣功和人類文化的內在聯系。這裏，最根本的要點是：

——闡明氣功作為人類認識世界的一種基本方法，在人類物質文明的幾次飛躍中所起的作用；

——討論農業文明高峰以來氣功和人類文明發展主流的離異；

——認識在人類文明的未來進程中氣功與現代文明相結合的必然。